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
——从“江苏省中国画展览会”谈起
文／傅抱石
按：1958年12月28日，“江苏省中国画展览会”在北京帅府园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馆开幕，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年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现实生活，体现了推陈出新的时代精神。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反响，引起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宣传部有关领导的重视，一时被誉为新时期中国画创作的样板。1959年1月，《美术》杂志对此进行重点报道，傅抱石应邀撰文畅谈心得体会，着重强调 “自觉改造思想，争取政治挂帅”之意义。〝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醒目的标题道出当时绘画创作的政治要求。他特别提出了 “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对当时的美术创作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模式。几年后，他提出的创作经验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如今，尽管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绘画创作思潮，理应受到研究者们的注意。
江苏省中国画展已和首都亲爱的观众们见面了。这次展出的161幅作品，包括六十几位画家。论数量，还不很丰富，但各种主题都有一些，主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作者中，不少位是高龄的画家，但青年、壮年的画家占大多数。这两点充分地说明了江苏省和全国一样，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和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就画家同志们来说，自觉地改造思想，争取政治挂帅，不但提高了思想水平，更提高了业务水平，真是“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
我幸运地参加了江苏省中国画工作的行列，和同志们一道学习，一道工作，一道从事各项创作活动。几年来，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中国画工作者当前最重要的、关键性的、迫急的任务，首先是拔白旗，插红旗，争取政治挂帅。只有如此，我们才有武器和勇气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能使古为今用，笔墨一新。然后我们的创作，才能够表现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而为群众所接受、所欢迎，才谈得上为人民服务。
过去，国画家的迷信较多，有它的历史根源，也有它的社会根源，比较突出而具普遍性的是迷信古人和迷信笔墨。在某些情况下，两种迷信又是相辅相成的。
迷信古人，追求“高”“雅”，过去好像是国画家们（主要是像我这样老一辈的）共同的特征之一。当然，学习传统绘画，总是离不开和古人打交道，而古人的优秀遗产也永远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有了继承，才可能发展，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态度去接受。不容讳言，国画家当中，有那么极少数的一部分人盲目地专门从形式技法出发，眼晴是向后（古代）看的。几乎只要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越古越好、越过瘾；凡是新的、年轻的东西，思想上总有抵触情绪。画竹的先学郑板桥（清），经过夏仲昭(元）直到文与可 （宋），自夸“不入板桥”一笔。画山水的，先学石涛（清），再学黄大痴 （元）、关仝、巨然（五代），不过偶然涉猎一下。看到敦煌唐代壁画上补景的山水，倒大喜若狂，认为这真是“吾师”了。
更为有害的而且深入到每个画家骨髓里的思想是追求古人的“高”“雅”，这实在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顽强突出自己的一道魔障，我敢说（当然我在内）很少人没有被俘虏过。“高”“雅”是什么呢？它有种种的别名，“文”呀！“士气”呀！“书卷气”呀！“金石味”呀······都是强调“士大夫”“知识分子”在绘画上的决定作用。这儿必须说清楚，我们丝毫不反对一位山水画家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生物学家，最好还应当是位诗人。将来我们的画家一定会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和艺术水平的，可是这和我们过去坚信不移、梦寐以求的所谓“高”“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谓“高”“雅”，它的对立面就是“低”“俗”。所谓 “俗”（别名“市气”），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指的长期被剥削、被剥夺了文化教育的广大的劳动人民那种最堪珍贵的雄壮豪迈的思想感情，和与之非常适应的朴素、健康的艺术形式。几百年来，很多画家著书立说，基本上没有放弃过这一点。《芥子园画传》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并且是流传世界的书，有它不可抹杀的功劳和特色。但是在某些具体的画法解释中，却有意无意地、比拟不伦地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亦即对所谓“俗”的抨击。例如“论三远法〞一节，说远近关系画得不好时，“犹之对浅人近习，舆抬皂隶凡下之骨，山中人惟有弃庐抛眷，掩鼻而急走矣”（初集卷三，通行本，重点是作者加的）。又如“论点景人物”说，“山水中人物须清如鹤，望如仙······不可半点市井气”（同上）。“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话，就害了我大半辈子。
原来，古人“谆谆教诲”我们的，就是要我们积极地逃避现实生活，远离广大的劳动人民，远离“人间”。今天我们认识到，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新人新事，特别反映工农大众的爱好和愿望，本是画家光荣的天职。试问，一脑子对现实生活避之唯恐不及的“高”“雅”思想，对广大的劳动人民没有丝毫的热爱，如何能够为人民服务呢？前几年，上海一位画家在画上印了一颗方寸大小的图章，老老实实表明了态度：“但愿不与俗人看。”我觉得这并非很个别的例子。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段时期，不少画家老觉得精神上苦闷，病根子就在此，也未可知。
今天，情况大大不同了。就“大跃进”以来江苏省的许多作者，特别就这次展出的展品看，可以清楚地看出画家们正在努力彻底清除那种害人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思想残余，没有人再“孤芳自赏”地耍弄笔墨。在党的教育下，画家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心情舒畅了，政治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干什么？画招贴画，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出兵中东，画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也画了；至于工厂、农村的“大跃进”很多画家更是积累了一叠一叠的素材。邳县的壁画，卫星上了天，我们的画家就拿起复制品来刻意临摹，进行学习。这一切，是过去敢想象的么？
傅抱石等 人民公社食堂
记得1944年在重庆，郭老曾把题画的六首七绝给我看，第六首我的印象最深，诗云：“画道革新当破雅，民间形式在求真。境非真处即为幻，俗到家时自入神。”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指出了抗战期间国统区国画家迷古的症结所在么？当时我读到最后两句，虽然震动了一下，还是麻木不仁，不能体会郭老的精意。回忆起来，十五年的岁月不算短暂，后悔也来不及了。
其次是迷信笔墨，艺术至上。
对中国民族绘画的优秀传统说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想还应该肯定笔墨是中国绘画主要的表现工具和表现形式。一幅画上取消了它或者掌握得不够好，即使任何富于意义的主题内容，也是不能称之为完美的中国画作品的。因此，笔墨问题是每一位国画家需要通过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来解决的问题。
问题在于少数人往往把笔墨神秘化、绝对化了，孤立地把它看作是创作的唯一目的，很少考虑(甚至不考虑）它和主题内容的关系是否适应，是否一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大力关怀、培养和有关部门具体帮助下，不少的画家从书斋走向了生活，收获也很大，这是事实。但我认为，问题也存在不少，教训是丰富的。以山水画的创作为例，“现代人物加唐宋山水”，不管画哪儿，画出来总不离旧框。这就是由于对笔墨技法迷信破除得不干净，不知不觉地严重地遭受了 “笔墨”的束缚，在原来的框框里面，兜圈子，团团转，大大阻碍了自己的进步和提高。
钱松嵒 芙蓉湖上
我们有足够的资料和理由认为，中国绘画笔墨技法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为适应作品思想内容的要求而形成和发展的，它和画家的思想感情之间有共鸣和呼应。因此这里面，就包含着丰富的、至堪珍贵的经验，它是由无数的画家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当中累积起来、丰富起来的。然而，时代总是向前发展的，笔墨岂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当然是要变的。否则，它将是国画家们一个沉重的包袱。我想，单纯的笔墨观点，必然导致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反动道途。
“笔墨当随时代”（石涛语），这是一条不容怀疑的大道理。请看：盛唐人物画的基本形式是工笔重彩的所谓 “绮罗人物”（那时代的画家并没有大谈 “笔墨”，因为不可能），这种形式，是和表现封建贵族阶级的“豪华”生活相一致的，它反映了当时大唐帝国生产力的上升和经济生活的繁荣。张萱和周肪，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到了宋代，特别南渡以后，理学和禅宗的潜势力弥漫，人们的意识形态有了较急遽的变化，画面的主题内容变了，形式技法就不得不变。突出的是，绚丽的、复杂的色彩褪淡了，水墨画大大抬头了。在唐代流行的人物画及其形式笔法，只保存在少数画家手中作为“遗产”而继承着，代之而起的是减笔人物、写意山水和泼墨花鸟。自笔墨技法看，则是“水墨最为上”。元代画家倪云林“逸笔草草，不求形似” 的话，是大家最熟悉的，不少人对它的“不求形似” 很有意见。若是站在思想第一、艺术第二的角度看，我看却未免冤枉。我体会它的话是把笔墨形式，等等，看作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并非为笔墨而笔墨。他画竹子可以不管“为芦为麻”，只要表现“胸中逸气”，尽管片面了一些，倒是道破了思想内容与笔墨形式的主次关系。今天看来，无疑是比较正确的。
我们对文艺创作的要求，是具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和尽可能与之相适应的优美形式。今天对国画家来说，通过劳动锻炼，投入生活，改造思想，争取政治挂帅，争取更好地为人民多画些好作品，笔墨才可能从创作实践中得到提高。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有几幅——《为钢铁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公社食堂》······是美协江苏分会筹委会和江苏省国画院部分同志集体创作的。我们采取了“三结合〞——党的领导、画家、群众的方法，通过几幅画的创作，作者们无不深深地认识到，党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的创作、热情洋溢地支持我们的创作。我肯定，同志们一定和我有同感：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是指出某部分的缺点的时候，真是既令人感激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到困难无法解決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曾一再访问南京郊区的十月人民公社和晨光机器厂，得到农民、工人兄弟的莫大帮助，他们的不少意见，对创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正如许多位同志一再说的：“我们真惭愧，这些画是我们创作的么？是我们——个人更不必说——能够完成的么？”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帮助，“笔墨”！“笔墨”！我问“您有何用处”？
上面所谈的问题实质上是国画家世界观和艺术观的问题，也是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问题，是值得重视的。趁着这次画展的机会，因为“有图可证”，愿把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求教。
（北京，《美术》195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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