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田家英
文摘
2024-09-14 14:5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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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鲁豫有约：名门》
“父亲16岁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血与火的考验，1948年，他来到毛泽东的身边。父亲最终没能成为一名作家，他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一个伟大的事业。然而，当我细细品味，我发现父亲最终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文人的秉性，那么真实，那么有性情……”
写这段文字的人名叫曾自，她的父亲田家英曾是毛泽东最器重、最喜爱的秘书。田家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自”，小女儿名“立”，合起来就是“自立”。曾自14岁丧父，很早便走上了“自立”之路。正如她说的，父亲田家英终究是“一个文人的秉性”，却阴错阳差成了中国最高领袖的政治秘书。曾自从小生活在中南海，但是与中共其他高干子弟相比，她拥有一段截然不同的“红墙童话”。她于1952年在中南海出生，1966年搬出中南海，前后14年之间，竟然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曾自：我一点不知道，我没买过东西，没进过商店，一直在（中南海）那个园子里待着。上学的时候有车把我们拉到学校，学校是寄宿制，不许出来。星期六回家，星期一又去学校，生活太单纯了。我就知道中南海里的人都管他叫“田夫子”，50年代初就这么叫他。那时的中南海是个大家庭，大家相处非常融洽，没有人互相叫职务，不像现在局长、部长这么叫，那时候全是叫外号。我父亲虽然给主席做工作，但觉得自己是一个极普通的工作人员，没有光荣的感觉，更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只有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工作。我父亲跟随主席18年，连一张合影都没有，他不喜欢那种好像故意渲染或宣扬的行为，他的书生气是很浓的。所以我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也从来没被主席注意过，我们从不参与这些事情。李讷比我们大。她经常来我们这儿借书，拿一个褪色的黄书包，装得满满的，盖都盖不上。毛远新放假的时候，也跑到我们书房里做功课，我们星期六一回来就能看见他，跟他逗着玩。开始还不认识他，后来勤务员告诉我们，这是主席的侄子，姓毛。我特别幼稚，听见说姓毛就觉得奇怪，好像天底下只有毛主席才姓毛，毛远新是谁呀，觉得不可思议。田家英不过是个笔名，原名叫曾正昌，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了一家中药店。母亲姓周，生了三子一女，田家英是最小的一个。田家英3岁丧父，12岁丧母。随着父母的早逝，小康之家堕入贫困的泥沼。上完初中一年级，他就辍学了，在药铺里当学徒。田家英天生是个读书种子，从小就酷爱读书。失学后，他在帐子上挂了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13岁的他开始向报刊投稿，“田家英”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他靠在报上发表文章攒了一些稿费，用这笔钱继续学业。14岁，田家英考入成都县立中学。与同龄人相比，他不仅才华横溢，且相当早熟，很快就加入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1937年，田家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翌年，加入共产党。田家英最初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前身）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他最初的两项职务，已经显出是日后的命运：一是担任中共陕北公学总支秘书——他后来被毛泽东看中，毕生从事秘书工作；二是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喜欢文史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兴趣。1941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毛泽东兼任主任，副主任为陈伯达。从各处选拔来的40来名研究员中，就有19岁的田家英和他日后的妻子董边。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在1942年年初。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侯方域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参加乡试，中副榜，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于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精辟的剖析。他写道：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上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回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文笔如此老辣深沉，作者竟只有20岁。毛泽东看完这篇文章后，颇为赞赏，开始注意起这个“少壮派”来。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语文和历史，想起了与毛岸英年龄相仿的田家英。由此，田家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毛岸英的教师。1948年，内战正酣，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胡乔木忙不过来，需要增加人手。胡乔木向毛泽东推荐了田家英，一则田家英工作认真细致，颇有才华；二则田家英当时只有26岁，是“壮劳力”。于是，田家英应召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口授一段意思，要田家英当场拟一电文。显然，这是一次特殊的“面试”。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看后表示满意。此后，田家英又被派往东北调查工商业情况，他圆满地完成了这个“实习”任务，从此正式担任毛泽东秘书达18年之久。毛泽东对这位秘书信任到什么程度呢？田家英夫人董边曾对作家叶永烈说，北京刚刚解放那会儿，群众写给毛泽东的信都由田家英处理。重要的信，他会挑出来给毛泽东亲自批阅，其余的由他代回。新政府诞生伊始，毛泽东忙着颁发一张张委任状，为毛泽东掌印的就是田家英，他因此博得了一个雅号：“掌玺大臣”。毛泽东甚至把存折也交给田家英保管，稿费由田家英存着。每当来了亲戚，毛泽东就给田家英写条子，这个送200元，那个送300元，由他送到毛泽东亲友手中。田家英还是《毛泽东选集》四卷987条注释的主编。从选定文章，到写作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他不分巨细，一一去做。田家英甚至还为毛泽东保管日记。毛泽东是否记日记以及日记里记了些什么？这是从未公开的史料。据叶永烈的记述，董边曾见过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毛泽东不用市场上所售的那种日记本记日记。他的日记本与众不同，是用宣纸订成的，十六开，像线装书。毛泽东从来不用钢笔记日记。平日，秘书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他的日记常用铅笔写，有时也用毛笔。毛泽东的日记本上没有任何横条、方格，一片白纸而已。毛泽东写的字很大，一页写不了多少字。毛泽东的日记很简单，记述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不写今天开什么会，作什么发言。田家英才华出众，在中南海是有名的“秀才”。1956年9月，中共八次大会开幕。他作为毛泽东的助手起草了开幕词。文章很短，不过2000多字。据当时记录，毛泽东念这篇稿子时，竟被34次热烈的掌声打断，其中的很多华彩段落日后被作为“毛泽东语录”反复引用。比如“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田家英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他一生酷爱藏书。毛泽东的书和字画一向由他保管，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图书资料工作也由他负责领导。田家英为毛主席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10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读了好书，感慨一番，还经常会向田家英推荐。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家英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陆续买了上千幅清朝字画。毛泽东爱诗，田家英也爱诗。闲暇时，他与毛泽东时常随兴聊起诗文辞赋，气氛融洽无拘。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引据古籍，用到稍显生僻的典故，会让田家英代为核实查证。毛泽东喜欢读曹操的诗，田家英就把曹操的诗都收集起来。《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也都由田家英编辑。田家英还是一位“记录大臣”，毛泽东在许多场合的随口讲话，经他记录整理成文章。例如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是由田家英记录和整理的。由于毛泽东如此器重这位秘书，田家英成了中南海最为忙碌的人之一。1954年他参加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有段时间经常通宵不眠，甚至累得吐血，但仍坚持不懈，直到按时完成任务。在曾自的回忆中，她从小就习惯了家中缺少“父亲”这个角色，父亲很少有时间跟孩子们一起玩。童年时代她对父亲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书房的灯通宵达旦地亮着，父亲不眠不休地伏案工作。曾自：主席爱散步。有一次散步到我家这儿，别人告诉他这是田秘书住的地方，他就趴在窗户外看。我父亲发现主席看他，赶快出来陪他散步。主席说，哎哟，你眼睛红了，要休息啊。我父亲说，没事，睡睡就好。我父亲26岁就到了主席身边，他总是说，主席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人民的领袖，也是他的恩师。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老师和学生相处非常融洽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忘年交的感觉。我父亲不只是兢兢业业地给首长工作这么简单，他和主席之间达到了心灵相通的程度。
我父亲跟毛岸英同岁，他觉得自己就是主席的孩子辈。主席有好多重要文章我父亲只是替他改，只有八大开幕词这一篇是他替主席起草的。主席先交给陈伯达写，不满意，差一天时间了，突然让我父亲写。我父亲熬了一晚上写出来，主席看完后放兜里了，意思是放心了。据说主席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台下掌声特别热烈。“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就是我父亲根据古文“谦受益，满招损”翻译而来的。主席跟别人说这篇文章是一个“少壮派”写的，一个秀才写的，不是他写的。毛泽东对这位秘书如此器重，乃至须臾不离身边。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某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毛泽东用这位秘书如此顺手，以至于田家英的地位也一升再升。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然而，身居高位，却是“伴君如伴虎”。一旦与最高领袖的关系出现罅隙，这位能干的秘书的悲剧也就开始了。曾自：主席的警卫员感叹，秘书必须熟悉主席的思路，领会主席的思想啊，交代几句话，当晚就得写。有一次，主席让警卫员去找我父亲，他当时正在旧书店买书，都是给主席买的。他把书递给主席的时候，掀开一页给主席看，说这本书行吗？主席一看，说我正想找这段话呢。警卫员给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主席喜欢我父亲是因为他真的理解他。大概从1958开始，那时候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农民日子不好过。我父亲下去调研，发现农村合作化以后，生产力越来越不行，认为主席搞得太过了。田家英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亲到疏缘于庐山会议。会前，他在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作实地调查，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田家英对大丰公社很熟悉，他的外祖父家就在这里。解放前，这里是川西平原上一片桑竹繁茂的富庶之地，经过“大跃进”一番折腾，硬性推广农作物密植，违背生产规律，粮食减产，田野萧疏。干部为应付上级检查，谎报产量，制造假账本，人民生活十分穷苦，一肚子怨气，却敢怒不敢言。田家英被这种现实深深震撼了。至今大丰地区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田家英仰望着“公社食堂万岁”的大幅标语，愤愤地说：“公社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社食堂半岁！”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四川存在的浮夸和瞎指挥等问题。同时，就纪要起草问题，和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等秀才们进行了热烈讨论。田家英认为，这次会议的重点应该是克服高级干部中广泛存在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想法，主张省级干部要在会上为“左”倾错误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私下里，他还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如毛泽东不太熟悉经济工作，处理经济问题不如处理军事、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毛泽东应摆脱日常事务,专心于理论著作。田家英与李锐谈起一副对联：“隐身负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如果哪天他离开中南海，走前会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日后看，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都是很有见地的。然而在当时的氛围下，却是十分“犯忌”的言谈。这些谈话很快就被走漏了出去。7月14日，彭德怀上毛泽东“万言书”，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者，“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田家英心中赞许彭德怀的意见，但觉得信中有些词句过于尖锐。他在小组讨论中，谈到自己在四川农村作调查时发现的问题。7月23日,狂飙突降。毛泽东发话批判彭德怀，会议主题由“纠左”突变转为“反右”。局势变化大大出乎田家英的意料。他在小组会上的言论被说成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重压之下，田家英违心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但是一边检讨，一边也流泪满面地申诉，他的发言是有根有据的。其后，彭、张、黄、周被打为反党集团。田、胡、吴、陈四人因“前一段乱说话”被中央立案审查。10月，毛泽东找4位秘书谈话，把他们定性为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两类人，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两类人。至此，“四人案”才算了结。这是田家英生平第一次遭受政治风波的冲击。幸而毛泽东算是格外宽容，不予深究，他才得以幸免。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后，田家英高兴得手舞足蹈，回到书房，大声说:“主席是了解我们的。”但事后他曾向人表示，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检讨是言不由衷的。他始终认为，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所提意见也是正确的，对他们的批判是不公正的。曾自：庐山会议本来是想纠“左”的。我父亲和吴冷西、李锐、胡乔木4人一起负责起草会议文件。肯定是主席反复思考之后，把会议精神授意给这些起草人。本来走向是要纠“左”，但有了彭德怀的信，就没办法起草了。一开始，他们也顺着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说了很多反映问题的实话。我父亲在四川作了半年调查，实事求是讲四川的问题是什么，生产为什么越来越不行。他觉得主席的思想是要反“左”，心里就有底气，而且他是主席的秘书，有种责任感，觉得这些政策是我们制定的，本旨是为老百姓谋福的，结果反而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饿死了，这怎么行。但是后来会议方向转了，就等于跟彭德怀一样犯错误了，攻击共产主义了。他根本没想到，从来没有这种政治经验。彭老总那么一个极高威望的元帅，突然就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敌人了；而且他在内心深处是完全赞成彭老总的意见的，认为彭老总是替人民呼吁和反映这些问题，结果却被打成“右倾”。他们几个人都没想到，一下子全蔫了，也不敢说话了，文件也用不着他们起草了，会议主题变成批判谁谁谁了。他就像是在政治旋涡里呛了几大口水，觉得我们凭着一颗赤子之心，怎么会变成这样，但又不敢怀疑毛主席，觉得他也是为老百姓的，他的做法必然有合理之处。但还是转不过弯，彭德怀当然也转不过弯，但是彭德怀最后认可是自己影响了毛主席的威信，应该检查。那时候人们对主席太崇敬了，把违心都消化成真心了。我父亲心里很矛盾，他不能同意主席越走越左的思路，但是他只是一个工作人员，没办法直接说不行。我想主席对这些秘书用得很顺手，也有感情，所以拉了他们一把，说秀才还是我们的人。有了这句话，当然没事了，一下把他们救了。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在地毯上直翻跟头，觉得没事了。唯一一个例外是李锐，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田家英早年丧父，毛泽东中年丧子。对他而言，毛是他循循善诱的恩师，也是提携赏识他的知己，还是慈爱威严的父亲。为毛泽东工作，是他活着的意义；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他精神的全部支柱。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和毛泽东产生分歧。然而，庐山会议上，这种分歧不仅矛头初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思想裂痕越拉越大。庐山会议之后，中国遭遇了共和国建立之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借用湖南农民的一句话，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2年春，田家英接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指派，到湖南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调研。回来后，他向刘少奇进言包产到户。刘少奇有意如此，却不敢做主，让他跟毛泽东说，并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田家英照办了，他没想到，这次进言成为毛泽东与他的关系的分水岭。曾自：毛主席让我父亲到他的老家湖南去看看。我父亲带队去了，没想到韶山老百姓都盼望包产到户。开始他也不能接受，觉得包产到户等于个体经济，这怎么行，但真正调查后，发现包产到户可以改变农民吃不上饭的状况，是有积极性的。他回来以后，就请示中央领导，包括邓小平同志、周总理、陈云、刘少奇等，他们都没意见，赞成实行包产到户。刘少奇跟他说，你去征求征求主席意见，但别说是我说的。当时，主席在游泳池游泳，我父亲就在旁边滔滔不绝地讲。主席没吭声，一直在听，听完以后问，是你的意见还是谁的意见？他一听，主席心里一定不满意，如果说是少奇同志的意见，会影响两个主席的关系，而且刘少奇也交代过不要这么说。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这是我的主意。其实主席知道是刘少奇让他来的，想考验一下他，看他说不说实话。我父亲没想到这一层。他说完以后，主席噼里啪啦地开始问，你认为应该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么一说，他完全明白了，主席否定了包产到户。他以为很多中央领导都同意了，肯定可以起草文件了，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这件事发生后，绝对成了我父亲和主席关系上的一个分水岭，主席不理他了。他觉得我这么信任你，你有意见就提，这没事，可你替刘少奇说话，说完之后还不说是他说的，站到刘少奇那边儿了，你是我的秘书，怎么替他说话……这是我妈后来跟我这么讲的。可是我父亲心里清楚，他担起这个责任，是怕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因为1962年开人大会议的时候，刘少奇作报告，我父亲是起草人之一。他们起草了半年多，讨论了很久，后来刘少奇真的这么讲了，大家心情振奋，觉得我们党敢承认错误，我们中国又有希望了，但没想到毛泽东就此对刘少奇产生隔阂，觉得你把话说得太狠了，最后是我来承担责任。这种矛盾只有主席身边的人能体会到，很微妙的。所以在“包产到户”这个事情上，他就不敢说这是刘少奇的意见，不想让两个主席再有误会。自从田家英进言包产到户之后，毛泽东极为失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身边的这位“田夫子”不予理睬。这是自庐山会议以来，田家英第二次深感受挫。他在两位主席之间的好意斡旋，却被毛泽东视为有意替人遮掩、不够坦白。1962年夏，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田家英成为被毛泽东点名的4个“右倾分子”之一。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已经对这位秘书失去了往昔的信任。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参与其中。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他的书生气，他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时，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剧本，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完后，向毛泽东报告，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将原剧本中“退田”“平冤狱”等情节，与当时遭到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在一起，将庐山会议上受批判的彭德怀比做剧中的海瑞。12月，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他定了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曾自: 我父亲说过，如果让我写姚文元那样的文章，剁了手指头我都不干。这篇文章上纲上线，把艺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1965年，主席找了关锋、我父亲、艾思奇、陈伯达、胡绳这5大“笔杆子”，坐在一起讨论给马列著作写序言。主席讲，他们记。主席讲话海阔天空，讲了“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段话。作为全篇来看，这些话是枝蔓的东西。他们整理到这儿，我父亲说，这段话不要了，关锋说，不要行吗？我父亲说，不要，这是枝蔓。其实他是于心不忍，彭德怀本来就是冤枉的，再这么指责他，他于心不忍。他说不要这段话，胡绳也同意了。回到北京，关锋把这件事告诉江青。江青不依不饶了，说我父亲把特别要害的话给删了。我父亲当时不知道主席谈这话的意思是支持江青他们这篇文章的。所以，到“文革”时，他们加给我父亲最主要的罪状是“篡改毛主席著作”，认为你删了这段话，胆大包天，这话的目的就是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你把它删了还得了。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因为《海瑞罢官》得罪了江青，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1965年６月，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这些提法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他打电话给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回答，“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批斗罗瑞卿时被揭露出来，成为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之一。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对于同事兼上司陈伯达，胡乔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说：“家英一向深恶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之流，因陈长期对他专横，痛恨更甚。”陈伯达和田家英从庐山会议上得到的教训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全力迎合毛泽东的想法，摸着毛泽东的脉搏办事。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主席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田家英这一套很反感，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并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陈伯达对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两人曾当面对证、争吵。与江青、林彪、陈伯达三人的关系，决定了田家英的悲剧。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５月22日下午３点，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当场对田家英宣布了几条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叶永烈所著的《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说，田家英在听完安子文的话后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安子文说：“是。”戚本禹问，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是否在田家英那里？田家英回答很干脆：“没有”。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的夫人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一觉醒来已是清晨5时。她起身到丈夫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便劝慰道：“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田家英神情悲怆，欲言又止。他只问了妻子一句：“中午还回不回来？”董边答：“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 董边是《中国妇女》杂志的总编兼社长，杂志被认为跟不上思想文化战线发展的形势，当天已安排好她在全国妇联机关党组作检查。快7时，董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了个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8时许，曾任朱德秘书的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风闻田家英被停职反省的消息，但还没听到正式的传达，他就来找田家英了解情况。何均记得，田家英当时说了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 坐了一会儿，何均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是，坐下后，两人又没有话说。何均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过，告辞了。田家英把他送出很远，几乎要到了何均的办公室。5月23日中午，勤务员陈义国找田家英吃中饭。屋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喊了几声，没人答应。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便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赫然看到一个人吊在那儿！田家英在口袋里留下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曾自：我觉得他是极大地失望了。他把一生都献给主席，主席后来却把他否定了。这是他结束生命最根本的原因。他觉得，如果主席把他抛弃了，他就没有希望了。他认为主席把他划为敌人是他最大的悲哀。他不怕陈伯达，他从来都敢跟陈伯达作斗争，很看不惯陈伯达虚伪的做法。我母亲说，你老跟陈伯达斗嘴，这是什么斗争啊。我父亲说，还用问，阶级斗争啊。我爸爸说话特别溜儿，陈伯达嘴笨，往往吵到最后，给他顶得哑口无言。我父亲也不买江青的账。我父亲知道是他俩害他的，但他并不怕他们。（爸爸）是自杀。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这像他做的事。中午给他打完饭，怎么也找不到他。他把门反锁起来，在书房里上吊了。当时我母亲在机关工作，中组部的安子文给她打电话，我母亲说她当时就懵了，早晨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旁边的人揪着她的胳膊让她亲自去看。后来她认为，让她去看就是让她认可我父亲是自杀的。在毛主席的几位秘书中，田家英的下场最惨，死时只有44岁。田家英一生崇拜晚清志士谭嗣同。谭嗣同的书斋叫“莽苍苍斋”。他步谭嗣同的“后尘”，把自己的书斋叫做“小莽苍苍斋”，在自己的藏书和所买的字画上，都盖着“小莽苍苍斋”字样的印章。最终，他也选择了与谭嗣同一样决绝的方式结束生命——谭嗣同坚拒援救，英勇赴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自杀。当时，田家英的死被认定是畏罪自杀。事发后，他的一双女儿根本不知道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不久后，曾自才从同学口中得知父亲的死讯，这也是她生平第一次得知父亲生前一直担任着毛泽东秘书的要职，惊愕之余，还是孩子的她同样也对父亲的死难以理解。在毛泽东身边熏染18年，田家英却始终没有悟透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不懂得如何在风云起伏中应对自如，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他的书生气十足，最终使他在“文革”浩劫帷幕初启之际，就以最激烈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曾自：当时他们让（妈妈）看完以后，很快就说，你们要离开中南海。我们早晨上学从家里走了，我母亲就拿了牙刷、毛巾，像临时出差似的，连钱都没有拿就走了。我们从此搬了出来，再没回过中南海。（痛苦）？没有，人家跟我说他是反党的。我想反党就该惩罚嘛。那时候运动如火如荼，已经完全投入到运动里去了。离开中南海之后，董边带着两个女儿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央办公厅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里。1965年迁出中南海的杨尚昆家也在这里。田家英去世之后，很长时间内，他的家人一直都生活在阴影之下。夫人董边“文革”之前一直在妇联工作，因受到丈夫牵连，1966年8月25日被《人民日报》头版点名批评。年幼的曾自搞不懂当时的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但是当她谈起当年与母亲相依为命的那段日子，心中依然留有一份难以释怀的歉疚。曾自：妈妈那会儿得挂着牌子挨批斗。北京开万人大会，中央机关开万人大会，说拉走就拉走，说批斗就批斗，再加上劳动改造。我当时有三重心理状态，首先，我妈被说成是犯了罪的，我觉得她是一个敌人，和敌人生活在一起挺恐怖的；其次，她虽然是我妈，但我从没有近距离和她生活过，以前都是保姆带我，突然变成一间12平米的小房，每天吃喝拉撒都在一起，觉得她特别陌生；第三，我又能时时感觉到她关心我，很多小事照顾我，觉得她是个关怀我的妈妈。 很矛盾。当时我们吃粗粮，有点细粮做成馒头、米饭，她就轻轻地推到我面前，也不敢说让我吃，因为说了，我肯定会说，你巴结我没用！人家让我跟她划清界线，我在那3年中，就没叫过她一声“妈”，叫了就是划不清界线了。父亲死时，年幼的曾自尚处于懵懂之际。她不理解父亲为何赴死，也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1969年初，17岁的曾自作为北京知青到吉林北部白城专区插队。当时，母亲董边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春去秋来、流年似水，曾自也在渐渐成年之后，愈发能够读懂父亲的枉死和母亲苦苦支撑的那份艰辛，而曾经过往的一切却难以从头开始。曾自：我有一个朋友，10岁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他了。他跟我说，那时候我小，不懂得什么叫死，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总觉着爸爸好像没死，而是站在一条河的对岸冲我笑，等我长大了才知道，那是一条我过得去而他过不来的河。我当时听他这么一说，眼泪忽地流了出来。我就是这种感觉。当我特别想念父亲的时候，觉得他还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那么爱笑，没有变老，而我长大了，老了。我想他的时候，觉得他没死，就站在河的那一边。1980年，田家英冤案最终得以昭雪。中共中央在为田家英举行追悼会上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