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是一个不自信的人
文摘
2024-11-04 19:0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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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鲁豫有约.沉浮》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农村的一个大家庭里，尽管莫言的家庭并不算富裕，但在评定成分的时候却被扣上了富裕中农的帽子，这让莫言一家人感到尴尬不已。莫言：用我奶奶她们的话叫做“口里不吃，腚里不拉”，省下点钱为了买亩地，结果刚买着地，“咚”成了富农，成了中农了。从我 1955年出生到1976年参军前这二十多年里全住在那么一个方寸大的小屋里，我们全家就在那么一铺小炕上睡。晚上一家五个人就是一床小薄被子，下边就是光席子，夜里边特别冷，所以就靠互相之间的体温来取暖。我小时候老尿床，然后我母亲老是隔一会儿就把我拽起来，那时候炕前面放着一个尿罐子，我尿床尿到十五六岁，当时实际上就是很大的毛病，完全就是营养跟不上。我记得后来到了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时候因为吃得饱吃得好了，马上尿床的毛病就自动好了。但确实当时这也是我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因为一家人就那么一床被子，你尿湿了以后等于全家人都要跟你一起睡湿被窝。母亲就骂，姐姐们也骂，导致我心理障碍很大，晚上都不敢喝水。即便如此也还是要尿床，就给我造成一种巨大的羞耻感，生怕人家提这个话头。甚至人家一提被子、一提地图我就感觉到受不了，赶快岔掉话头或者跑掉。莫言六岁的时候和同龄的小伙伴们一起走进了校门，在学校里莫言并不是一个乖孩子。然而，在莫言上小学三年级时，一篇作文却让老师重视起这个总是调皮捣蛋的学生。莫言：当时我是我们学校有名的反动小孩，别人一看就说这是个反动小孩，我们后来说有反动分子、反动地主、反动富农、反动中农，我当时就是反动小孩。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藏有很多当代小说，像《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烈火金刚》《踏平东海万顷浪》，还有什么《吕梁英雄传》《红岩》《苦菜花》《迎春花》之类的，这些书他都有，后来全都借给我看了，包括《一代风流》里面的《三家巷》《苦斗》都看了。我当时觉得我可能是我们村里看书最多、最有学问的人。两年之后“文革”开始了，刚刚小学五年级的莫言因为家里富裕中农的成分被迫辍学。此后，对于幼小的莫言，寂寞和饥饿成为他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鲁豫：作家当年可能都有些异于常人的地方，您现在已经不再忌讳别人提尿床这个事了吧？莫言：应该说现在还是很忌讳，毕竟这么大年纪了，当年的丑事突然给抖搂出来了。鲁豫：您当年在村里面是一个一看就与众不同的小孩吗？莫言：也不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应该是中国的60年代，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大多数人都非常饥饿，正是在饥寒交迫当中挣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十岁以前基本都不穿衣服的，都是挺着一个很大的肚子，剃着光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吃不饱，老喝菜汤，就把这个肚皮喝得很大很大，几乎都是透明的，似乎都可以看到里面的肠子。莫言：可能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有过偷吃东西的经历吧，实际上也没东西可以偷。我就是偷过生产队里的瓜、枣，还有萝卜。莫言：那不仅仅是挨批的问题了，是受过皮肉之苦，挨过揍的。我记忆最深刻的大概就是在“文革”的中后期，也就是70年代初期，当时我因为偷了生产队的一个萝卜而被人家给捉住了。当时我在一个水利工地上做小工，给一个铁匠拉风箱。他们抓住我以后就让我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忏悔。我就先背一段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的情况属于拔了生产队一个萝卜，这就比一针一线要大得多了，所以我就说“毛主席我错了，我实在是太饿了，但我确实是错了，以后再也不拔了”！旁边的人就在那里看着，实际上在偷着笑，完全把这个当做了一个闹剧，但我自己是很痛苦的。因为当时我家里刚给我买了一双新的鞋子，被水利工地的领导人扣在手里，说如果我不在毛主席像前好好地检讨、忏悔，这双鞋子就扣住不发给我，那我回家不就没法交代了吗？所以我尽量地在毛主席像前痛哭流涕，表示对我犯的这个错误很后悔，有很深的认识等等。莫言：恰好这个场景被我二哥看到了，他回家就报告了我父亲，而我父亲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所以就毫不客气地修理了我一顿。当时也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痛苦，我就觉得他打得好像是一个与我不相干的肉体。我听到发出了很响的声音，被鞋底打到脊背上，什么绳子抽到屁股上，这个声音让我感觉到很沉闷，好像不是打在我的身体上而是打在别人身体上一样，但是我知道我的嘴里当时发出了惨叫声。鲁豫：那时已经有想当作家的打算了吗？当作家的话就能够把这些悲惨的事都写出来了。莫言：当时没有这么长远的计划。大概在70年代中期，那时有一个邻居是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右派学生，他原来是教师，工作被剥夺了，被遣返回家作农民，跟我们一样劳动，一样靠工分来吃饭。但是他毕竟在外面混过的嘛，所以在劳动的间隙他就经常跟我们讲他当年在济南所认识的那些作家，他说作家的生活是非常之富裕，有多富裕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非常之腐败的。到底腐败到什么程度？他就悄悄跟我们说，每天三顿饺子，早晨是饺子，中午是饺子，晚上还是饺子。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讲，一天三顿吃饺子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当时每年只吃一次饺子，而且要大年五更里才能吃到，我就想，原来作家生活是如此之幸福！于是我就问他，如果我将来成了作家写出一本小说，是不是也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了？他说没问题，肯定可以！1973年，十八岁的莫言在叔叔的帮助下进入了高密县城的一个棉花加工厂当了合同工人，这个职业在当时还是颇受羡慕的。莫言：那时每天有一块三毛五分钱，交给村里生产大队一半，然后生产大队给记一个同等劳力的工分，因为户口不变，粮食还在农村分。但是最后每月可以剩下十几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好很了不得的数目了。大部分甚至是每一个农村年轻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脱离农村进入城市。事实上工厂还是在乡下，就是把收购的棉花全部集中起来，然后把它的棉籽跟棉绒分离。因为叔叔的关系，所以我承担的是一个不算太重的劳动，就是打算盘收购，也就是司磅员。莫言：当时头发比现在要多得多，很茂盛，所以就理成了大分头。十五六的时候就剃成那种现在很多电影里反面人物的发型，就是后面撮得很往上，顶上只有一撮头发。大概在70年代中期，我们县城就开始流行“螺丝旋床大分头”。一般应该是往右留，但是我当时是往左留的。莫言：其实我也不是有意识的，就是第一次梳错了，往左梳了。后来厂里很多年轻人就拿我开玩笑，说这个地球上从古到今只有两个人的头发是从右往左梳的，一个是德国的希特勒，另一个就是我们棉花加工厂的管谟业！那时我还不叫莫言，叫管谟业。过了很多年，后来到北京我又发现了好几个人也是从右往左梳。莫言：没有。真正确定了要把写作当做人生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到了部队，当兵以后的事了。鲁豫：我们想象中那时候一个农村孩子要是能够参军，村里面都是敲锣打鼓、戴着大红花欢送的，当时没有人去送您吗？莫言：因为我入伍比较曲折，就是钻了一个空子。当时村里的领导和村民都去水利工地上劳动，而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所以就在那里体检，然后又利用了一些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走后门”。 从理论上来讲，中农的孩子也是可以当兵的，但在实际上很少很少，所以当我的入伍通知书发下来，我们民兵连长给我送时，就隔了很远把通知书“唰”扔到地上了。我捡起来一看是入伍通知书，而他一言不发就走掉了。后来回到村里，很多人都非常愤怒，说我们这么多贫农的孩子都当不了兵，竟然让一个老中农的孩子混进了革命队伍，所以我就是盼望着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夜长梦多。当时很多人拿到入伍通知书以后都不愿意离开家，希望在家里多待一点时间，而我恰恰相反，想走得越早越好，走得越远越好。实际上离家只有三百里路。原本我心里想象的应该是先把我们拉到火车站去，坐上那种闷罐子的列车，然后“轰轰轰轰轰”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下车。可是没想到把我们装上汽车以后开了大概三个小时就说到了，一看原来就在山东龙口，离我们高密只有三百里路。我心说这算什么事啊，离家太近了！莫言：当时我代表新兵发言，写了稿子，上去的时候很兴奋，很多人也很羡慕我。我记得先是团长讲话，然后政委讲，再是新兵连连长、指导员讲话，最后让新兵代表上来讲话。我一看他们之前都是坐在桌子后面对着麦克风讲的，所以我也就不知好歹地一下子坐下了，还把那个蒙着红布的麦克风抬了抬，让它更适合自己嘴的角度，随后慷慨激昂地念完了稿子。结果我下来后，刚一回到座位，新兵连的班长就狠狠地踩了我一脚。我很纳闷是怎么了？班长说“你稀稀了”！当时部队的战士中流行了很多那种像“暗号”“黑话”一样的词语，“稀稀了”就是说你这人完蛋了，没戏了、没救了、彻底完了、无可救药。莫言：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班长，而且冷汗都冒出来了。他说那个椅子是团长、政委坐的，你一个新兵蛋子，让你上去站着讲都是光荣，都是抬举你了，你干吗也坐在团长、政委那个椅子上？我一听真是从头凉到了脚后跟，本来觉得代表新兵讲话是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很光荣，没准会引起团首长的注意。进而把我安排在那种搞文字工作的位置上，以便离提干的目标更近。但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后来我问班长还有救没有救？他说基本是没救了，不过我们死马当活马医，你再写个检查递给连部吧。可是我就想，写什么呀？写我不应该坐着讲话？最后我写的检查就是：敬爱的新兵连党支部、敬爱的连首长，我真是鲁莽、无知、没有教养，不知道部队的规矩，我不知道首长坐的位置我不能坐，我本来应该立正站着念稿子，但是我一时头脑发昏坐下了，我犯了严重错误，希望党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以后永远站着讲话，再也不坐着讲话了！所以让我们站起来吧！结果我们那个指导员看完检查对我说“你这小子真逗”！鲁豫：您后来在部队的发展没有受那次坐着讲话的影响吧？莫言：基本没有。在分配的时候把我分配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一般新兵训练是一个月，我们训练了半个月的时候，有一次团里找我们谈话，说要挑四个最优秀的战士分配到一个国防部的高级保密单位，其中就把我选上了。这让我们同批入伍的许多战友都非常之羡慕。事实上我们到了这个单位一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总参系统在黄县地区的一个很小的工作单位，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当然，那个单位早已撤销，所以现在也不算秘密了。当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站岗、喂猪、种地，这就是国防部的高级保密单位。我一到那儿心里又凉了半截，进去以后发现左边是老百姓的牛棚，养了大概二十多头牛，后边是老百姓生产粉丝的一个作坊，还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臭水坑。一般的臭水招苍蝇，而那个水臭得苍蝇都不敢来！它的前边是老百姓的玉米地，左边是老百姓晾晒粉丝的地方。当时我一看，当兵到这个地方还不如我在家务农呢。那时候每天站两班岗，剩下的时间就去种三十多亩地。我们只有六个战士，但是给了我们三十亩地，所以最大的好处是不缺吃的。每年生产上万斤的小麦，不像我们在新兵连还要跟南方兵抢馒头、抢大米吃。因为南方兵他们吃惯了大米，所以一旦来了大米他们就吃得特别多，可以吃两碗；而一旦来了馒头，他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来了面条自然也不是我们北方兵的对手。刚到新兵连的时候，我是很温柔地吃了八个。不过馒头比较小，拳头大小一个，不是山东的大馒头，但是八个。有一个小个子战友，我们是一块去的，他一口气吃了十一个。后来我们的上士，也就是管理生活的炊事班长，他就跟管食堂的人说：“坏了，来了四个山东大肚汉！”我们的管理员说：“没关系，我有办法，明天杀猪！”他非常有经验地说：“我有办法对付这帮小子，让他们猛吃肥肉，把他们的肠子吃细，他就吃少了！”老吃肥肉的话肠子里边就会长满脂肪，满肚子都是油了自然就吃不下去了。当时我们太能吃了，把班长吓得要命，但是我们食堂管理员非常有经验，说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有一个去年来的一气吃十四个馒头，现在一个馒头都吃不下！我就是到了这么一个单位，除此外日常工作就是站岗、劳动。我们一个战友在老家是赶马车的，到部队后就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说赶马车，那正好，还有辆马车也让他赶了。结果他说早知道不如回家赶了，回家赶还可以挣工分，在这里赶算什么？所以当时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其实干什么的都有，养牛的、养猪的、赶马车的，我们不过就是多了一身军装而已，实际上还是一个农民，还是在做农村的劳动。到了1979年，上面实际上想把我提干，所以把我先调到保定的一个训练大队。但到了那儿以后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总政忽然有文件规定不允许从士兵里面直接提干。 到了1980年，莫言提干的事情搁浅了，前途对于莫言来说更是一片渺茫，万般无奈之下，莫言又一次拿起纸笔开始写作。1981年，小说《春夜雨霏霏》《丑兵》等作品相继在保定的一本刊物上发表了。一年以后，莫言被破格提为副排级干部，1984年，莫言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莫言：其实说起来也很惭愧，刚到军艺的时候，我们班不是正儿八经的本科班，是一个干部专修班，也就是把各大军区、各大单位有一定创作成绩的年轻军官集中起来提高的班，叫干部专修班。李存葆先生——就是写《高山下的花环》的那位老师是我的同学，他当时已经红遍全国了，还得过全国奖，他的这个小说被改编成很多话剧以及各种地方剧种，电影、电视剧都有。这篇小说出来以后，我们系里就组织了一个讨论会专门讨论这篇小说，我在会上就发表了一些很尖锐、很刺耳、也很不厚道的意见。我说他这个小说根本不是小说，就像电影的分镜头剧本。我说这个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很像我们当年在政治部写的英模材料等等，就是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当然，李存葆是老大哥，比我大将近十岁，他确实非常有涵养，一声没吭。如果换别人的话，没准当场就跟我翻脸了，但是他一声不吭，一直在沉默地抽着烟，听着。后来这个会开完以后，很多人也议论纷纷，说发言的这个小子是哪儿来的？这小子写什么东西了没有？说有本事自己写，证明一下，就要看看这个小子能写什么东西！所以我确实心里面也憋着一股很大的劲儿，因为我感到我能够写出来跟他们的小说不一样的作品，我感觉到自己心里面有一种很澎湃的热情。莫言：《红高粱》是在《红萝卜》之后了。也就是这个讨论会后大概几个月，我就写出了我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中国作家》第二期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就引起了一些反响。过去是到处找可以写的小说素材，而写完《红萝卜》之后，我开始觉得素材来找我了，这也是几十年积累的结果。往往在写作的时候，一篇小说还没写完，别的几个小说就同时都产生了。莫言：大概就写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草稿就出来了，然后一边抄一边改又用了一个星期，累计起来一共两周。莫言：没有，绝对没有。写完以后我心里很不踏实。因为军艺文艺系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一旦作品出来以后同学之间会互相交流看作品。我的《红高粱》也给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看了，他们的反应很差，说《红高粱》还不如《红萝卜》好！他们也不是说很差，就是觉得不如我前边那批作品好。于是我就想，可能是走得太远了，但是后来这部小说的火爆程度出乎意料。鲁豫：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问著名女作家张洁老师，你觉得中国文坛80年代谁最有影响力？她当时说那就应该算是莫言了！所以能够看到当时这部小说以及莫言老师的巨大影响力。鲁豫：当时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改编费是个很大的数字吗？莫言：没有。那时候国家有规定的，小说改编电影的费用叫做“电影版权费”，法定是八百元。这是规定，无论好坏都是八百块。鲁豫：一般作家好像都不太喜欢把自己的东西改编以后拍成电影什么的，您当时想了吗？莫言：也没有，事实上我对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太了解，我就一门心思闷头写小说了。还是一个朋友问我说知道张艺谋吗？我说知道啊！他现在想改行当导演，就看中了你这个《红高粱》，希望能把《红高粱》拍成电影。当然听后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后来我们就见面谈了谈，谈得非常简单，连房子都没进，就在走廊里聊了聊。当时好像认识张艺谋的人也很少，不像现在全中国人都认识他，那时他作为一个导演还没有成名。当时我一看这人就觉得很朴实，后来我也反复说过，我见张艺谋第一面就感到很可靠，和我们村的生产队队长一模一样。当然，张艺谋也说一看莫言，就像生产队的一个小队长、记工员，所以两个农民碰到一块了，谈得很投机。我说你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吧。我说如果你改编鲁迅的、改编茅盾或是巴金的小说，那么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忠实原著，但是莫言的完全可以随便改，你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我写的是爷爷奶奶他们在高粱地里很浪漫的恋爱，我说你也可以写他们在高粱地里试制什么秘密武器，都是可以的！鲁豫：您当时想到这部电影将来拍成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吗？莫言：我当时看了他的剧本就感到电影真是一个精减法。我的小说里说了那么多的话，描写了那么多的人物，有那么丰富多彩的故事， 在了他的剧本里就变成了两百多个镜头，几个简单的故事情节。所以我觉得挺遗憾的，这个小说里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没被他弄进去。鲁豫：这部电影出来以后可能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包括你们村的人也看到了，他们佩服您吗？莫言：当时看到以后有很多的议论，有的人很不服气，还有人不高兴。莫言：不服气的人很多。我经常说一句话，叫做“骗子最怕老乡亲”，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乡亲们面前千万不要骄傲，因为任何一个人，即便是一个天才，也是从小时候一步步地长大的，那么你在童年、少年时期必然有很多丑事，香港人讲叫“馊事”，留在别人的手里边。比方说人家一提到莫言，说哪个莫言？就是谁谁家那个三儿子。哦，他呀，他小时候干的坏事太多了，经常偷我们家的白菜、西红柿什么的，丑事很多。还有我那些堂兄弟们，他们也都很不服气。记得有一年我回家，跟他们坐在一块儿吃饭，那会儿我们家有一把茶壶，茶壶上写着一行字，图案是山海关。我的一个堂弟一看，就说“好，这字写得好！天下第一门啊”，结果我的另一个堂弟就说“天下第一门？好好看看，什么天下第一门”，“那你说不是天下第一门是什么？”他说：“那是门吗？那是天下第一阁！阁楼的阁！我认真看了，不信让三哥说！”因为我排行老三，我就说：“好像也不是门，也不是阁，好像是个繁体的“关”字，天下第一关！这图不是山海关嘛！”我堂弟就说：“真反动！谁让他们写繁体字的！”然后说我好像觉得自己是得胜了，看他们都不认识就我认识。还对我说：“你别骄傲，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运气好而已！如果我们跟你的运气一样好，我们现在写的小说早是《战争与和平》了！”1995年春节，莫言的母亲因病去世，此时，莫言开始想写一部书送给母亲。在有了完整的构思之后，小说《丰乳肥臂》问世，而在出版之初，单单《丰乳肥臀》这本小说的名字就已经在文坛引起不小争议。莫言：我认为书名跟这本书的内容应该是比较般配的。当时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个书名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和疑问，说假如这个书名公布以后会不会招致很多批判？我说宁愿挨批判也不改这个书名，因为我相信只要能够耐着心读完全书的读者，他会认可这个书名的。另外就是这个书在出版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那个“大家文学奖”，奖金是人民币十万元。在1995年，这算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莫言：读者来信有两种，一种非常尖酸刻薄，很多甚至是带着人身攻击的，包括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公然进行人身攻击，甚至还攻击我的家庭。就是把我小说里的人物跟真实生活中的人物连起来，把我跟小说里的某个人物也完全画等号了。这种文学批评我觉得完全不讲道理，并且违背了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律。当然有一些人在信和文章中，表示很喜欢这本书，赞美说这本书很厚重，也是真实的历史，还有很多的溢美之词。总之就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鲁豫：我觉得您特别逗，一直想离开农村，但书里面内容都是跟农村有关的。那现在您再回到那个村里面的时候，村里人怎么看您呢？莫言：我现在回去还是很低调的，因为我知道我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山东很怪，是一个官本位很重的地方，包括我的一些长辈。他先问你，你在外边干什么？干到什么级别了？有人说是个作家，他就会问作家相当于一个什么级别？很多人问我说作家就是记者吧？我说是是是。又问相当于哪个级啊？我说跟县委书记差不多大了。他们立马会说“哎哟，那么大了？那是不小！是不小！”鲁豫：您现在给自己定计划吗？比如每年我要写多少或是要出几本？莫言：我没有任何计划的，我的写作实际上是很懒惰的。有人说我是个高产作家，很多产、很勤奋的作家，实际上这绝对不是。我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如果一本都不重复，也就是二十本书，这就相当于每年都平均不上一本书。而且我的写作时间都是非常短促的，像《生死疲劳》这么一部长篇，四十九万多字，我写了四十三天。现在累计计算一下，这二十五年来我纯粹的写作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年，其他时间我都不知道干了什么就晃过去了。莫言：事实上，我是一个不自信的人，这也表现在我的文学创作上。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所向披靡、什么都不怕的，我觉得我就是上帝，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得越狂、越野、越大胆、越冲破清规戒律越好，但写完以后我就战战兢兢、忐忑不安，一点儿都没有把握。我把书送给别人，就想听到别人的反馈，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去问人家，我就等待着别人看了以后真的能按捺不住地告诉我说“这本书很好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夸奖，这种心理跟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喜欢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