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子曰”（之二十四）
孔子，曾一度被误读为一位满嘴之乎者也，摇头晃脑的迂腐夫子，死板、固执，甚至落后。
错！
据《论语·子罕》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思是：孔子杜绝四种行为：不臆断，不绝对，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不主观臆断
一件事情，没有真凭实据，拍脑袋一想就作结论；对一个人，没有深入了解，就对人家枉做评价。这样武断专行的事情孔子是不做的。
孔子曾说：“不逆诈，不亿不信。”说的是：“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凭空臆想别人不诚信。”（“忆”同“臆”）强调的就是不可主观臆断。
但孔子又说“抑亦先觉者，是贤乎！”意思是说：“但对欺诈和不诚实，能及早发现察觉，这样的人该是贤人吧。”
发现和觉察，体现的是洞察力，这样是应该的，但孔子并没有说就此可以马上下结论。言外之意，即使是贤人，作结论也要慎重。
尤其对传播道听途说的事，孔子更是反对。他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意思是：“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到处去传播，这是道德所唾弃的。”
但孔子并不是对人对事就不做判断。
一次，孔子感叹：“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就说：“申枨就是刚强的。”孔子说：“申枨这个人，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呢？”
孔子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欲望太多，怎能刚强？因为欲望太多与刚强之间，从本质上说是有因果关系的，坏就坏在那个”太”字上。无欲则刚嘛！
而且，孔子讲的了解一个人的办法，也是很正确的。
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就是说：“要了解一个人，应看他言行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心干什么，这样，这个人怎样能隐藏得了呢？这个人怎样能隐藏得了呢？”
而这样做，都是在主动克服主观臆断的纰缪。
进而孔子讲，对别人的话，无论是对自己的赞许，还是对自己的规劝，都要学会认真分析，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孔子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意思是：
“符合礼法的正言规劝，谁能不听从呢？但只有按它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可贵的。恭顺赞许的话，谁能听了不高兴呢？但只有认真推究它的真伪是非，才是可贵的。只是高兴而不去分析，只是表示听从而不改正错误，对这样的人，我拿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话是很有见地的，会给人深刻的启迪。
孔子还曾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意思是：“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嘉言；有嘉言的人不一定有道德。仁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都不一定有仁德。”
孔子做这样的判断，显然不是臆断，而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人言行的正确总结，经得住现实和历史的推敲。
不绝对
世界是变化的，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孔子深通此理，他不认为某件事情以前如何，现在就必然如何，而是报着能适变、能应变的心态看待事物。
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讲的是：
“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一定要这样，也没有一定不要这样，合理恰当就是。”
君子所为，没有必须的要求，“合理恰当”为最宜。这样的认知，既不僵化，又不随意，而是抓住了认识和行为的本质，不会犯错误。
在认识才学与才干的关系时，孔子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意思是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只会背《诗经》，看似有学问，可交给他工作，处理不了政务，办理不了外交，肚子里空有三百篇，没有实际才干也枉然。
孔子看问题看到了实质，才学和才干分得很清楚，没有因为会背《诗经》，就掩盖了他实际才干不足的问题，并暗含了学以致用的更为灵活的思想。
同样，在求学这个问题上，孔子的见解更“不绝对”。
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意思是：“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到道；能够学到道的人，未必能够坚守道；能够坚守道的人，未必能够随机应变。”
孔子对求学的认识极有洞悉，对不同人的表现看得很透彻，这就体现出了对学子的辨别力，以便因势利导。
但在对有些行为的看法上，孔子又表现出非凡的“必然性”判断。
比如，孔子就曾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意思是：
“喜好勇敢而又恨自己太穷困，就会犯上作乱。对于不仁德的人或事恨得太过分，也会出乱子。”
这话绝不是孔子的随口所说，判断是有依据的。好勇，是作乱的必要性，恨自己穷困是作乱的可能性，二者结合，就是犯上作乱的必然性。
对不仁德的人和事，表现出厌恶和愤怒，这是正常的，正义的，但如果仇恨得过分，时间久了，出现乱子也是必然的。
这些见地，不是说明孔子遇事判断绝对，恰恰表现了孔子对事物变化判断的正确和准确。
在对人的评判上，孔子的方法更有水平。
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全乡人都喜欢、赞扬他，这个人怎么样？”
孔子说：“这还不能肯定。”
子贡说：“乡人皆恶之，何如？”“全乡人都厌恶、憎恨他，这个人怎么样？”
孔子说：“这也是不能肯定。”
接着，孔子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意思是：
“最好的人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孔子把握住了一个原则，即不以众人的好恶为依据，而应以善恶为标准。听取众人的意见是应当的，也是判断一个人优劣的依据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依据。
不固执
孔子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不固蔽地坚持自己的经验和道理，而是懂得变通，能够容纳别人不同观点和看法，懂得因势而变，因人而变。
周游列国时，一天，孔子师徒离开陈国，打算前往卫国，中途经过卫国的蒲地。当时，正好遇上公叔氏占据蒲地，反叛卫国，蒲人阻止孔子继续前进。
孔子的弟子公良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拔剑召集众人，跟蒲人打起来，打得很激烈，蒲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如果先生答应不到卫国去，我们就放你走。”
孔子一听，马上就说：“好，答应你们，不去卫国。”等蒲人一撤，孔子把马车一赶，说：“走，到卫国去。”
弟子们不解：“老师，您刚跟人家盟誓过，怎么说话不算数？”
孔子意味深长地说：“要盟也，神不听。”被逼签订的盟约，神灵是不会认可的。
由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言而有信，行而有果，没错；但“言必信，行必果”，肯定不对。一旦绝对化，就有可能陷自己于不仁不义。
为此，孔子还讲过：“君子贞而不谅。”意思是：“君子坚持正道直行，讲究原则，但不固执。”
孔子曾说过：“言必信，行必果”这不是君子的作为，而是小人的举动。孔子注重“信”的道德准则，但它必须以“道”为前提，即服从于仁、礼的规定。离开了仁、礼这样的大原则，而讲什么“信”，就不是真正的信。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就是孔子提出的著名的“父子相隐”的思想。从表面上看，就某一案情“父子相隐”，有失正义，但从整个社会人伦关系上看，“父子相隐”恰恰保护了亲情与人性的“礼”，试想，父子都为“偷一只羊”的事而破坏亲情，这就颠覆了整个社会的人伦，让人们生活在社会如同生活在丛林，人心会因此变得冷漠。正如鼓励所有社会成员相互告密一样，它对社会的人际关系破坏是毁灭性的。
灵活务实而又从深层次理解“正直”，很好地表现出孔子思想的不固执。
不自以为是
许多人都以“自我”为真实，坚持执拗，烦恼痛苦也因“我”而生。孔子不然，他主张“毋我”，忘记了自我，才能与天地融为一体，畅游于天地之间，顶天立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被私欲牵绊。
在有的人忧虑“别人不知道自己”时，孔子则讲“不忧虑别人不知道自己，只担心自己没有本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强调的是多做自我反省，看到自己的不足，增长自己的本事，使自己强大，强大到足够的程度，别人自会知道你。
正如那个“我”字，左边为“手”，右边为“戈”，“手握金戈方为‘我’”。
有一次， 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散步，向孔子请教：“敢问崇德、修慝、辨惑。”“请问怎样提高品德修养？怎样改正自己的邪念？怎样辨别迷惑？”
孔子回答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意思是：“问得好！先努力致力于事，然后才有所收获，不就是提高品德了吗？检讨自己的邪念了吗？由于一时的气愤，就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以至于牵连自己的亲人，这不就是迷惑吗？”
孔子依然强调的是向内发展，做好自己，检讨自己，便会不会迷失自己，克服掉了自以为是的恶习。
在对待朋友的问题上，孔子曾说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意思是：“忠诚地劝告他，恰当地引导他，如果不听也就罢了，不要自取其辱。”
也就是说，劝告朋友也不可自以为是，过分规劝，对方不接受，反倒伤了友情，还自取其辱，那又何必？
表现在是否“以德报怨”的问题上，孔子更不主张“自以为是”乱来。有人说：“用恩德来报答怨恨怎么样？”孔先生不客气地反问“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然后严肃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是用正直来报答怨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
孔子讲“直”，即是公平正直。公平正直，不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自然不是自以为是。
《论语》中多处提到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就很好地体现出孔子不自以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客观公正的态度。
据《论语·八佾》记载：
孔子说：“管仲这个人的器量真是狭小呀！”
有人说：“管仲节俭吗？”
孔子说：“他有三处豪华的藏金府库，他家里的管事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怎么谈得上节俭呢？”
那人又问：“那么管仲知礼吗？”
孔子回答：“国君大门口设立照壁，管仲在大门口也设立照壁。国君同别国国君举行会见时在堂上有放空酒杯的设备，管仲也有这样的设备。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还有谁不知礼呢？”
显然，孔子对管仲的不节俭、不知礼提出了批评。
而据《论语·宪问》记载：
子贡问孔子：“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
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
显然，孔子对管仲的仁德之举是予以肯定的，即使有小过，他的大节还是值得称道的。
这就是孔子，不以自己的好恶来评判，而是以事情的是非曲直、人物的功过得失来谈看法，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孔子“绝四”，不是孔子的自我表扬，而是他的弟子对他的评价和总结。
孔子“绝四”，表现出了他老人家精神境界的通达。体现出了他知识融会贯通、处事不黏不滞、为人宽容仁慈，以及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高矣，很值得我们效仿而修为。
作者简介：段正山，我国“语文整体改革”课题组核心成员。《自能作文》教材执行主编。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演讲学会会员。出版散文集7部。有大量作品被《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等著名杂志转载，一些作品被选为中小学语文试卷中的阅读材料。指导中小学生3900多人次在《青年文摘》《作文通讯》《东方少年》《新作文》《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少年报》《语文报》等全国著名报刊发表创意作品。指导在职教师出版个人作品集，指导社会青年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科技日报》《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三联生活周刊》等著名报刊发表作品，指导大二学生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现定居广东深圳，专门从事作文教学研究、推广以及私人定制写作指导。对《论语》有一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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