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证的理论溯源及国医大师徐经世治郁思路

摘要：《黄帝内经》首现五气之郁的论述，《伤寒论》有“郁郁”“郁冒”“怫郁”等记载。《丹溪心法》阐发了“六郁”论，《医学正传》首以“郁病”作为病证名称。张景岳认为郁证有虚实之分，初期多实，日久演变到虚实夹杂或虚证阶段。《临证指南医案》提出郁证初期病在气分，中期延及血分，后期病情危重。张锡纯注重开肝气之郁结，使气化流通，虽有所虚，自能渐渐复原。国医大师徐经世认为郁证的致病因素是气机郁滞，病位在中焦，治以“安中”之法，一则“理脾和胃，和煦肝木”，喜用归芍六君汤、芍药甘草汤等方；一则“疏肝理气，条达木郁”，方选逍遥散、四逆散、温胆汤之类，灵活化裁，使气机升降平衡，而达到治郁。

关键词：郁证；抑郁症；六郁；健运脾胃；疏调肝胆

《黄帝内经》虽未提出郁病的病名，但《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把自然界之风、寒、湿、燥、热五种气候的变化和中医基础理论之木、火、土、金、水的五行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特点及规律联系起来，首现五气致郁的论述。木郁为肝气疏泄太过或不及导致机体气机阻滞、毛窍不通、脉络不利、肢体浮肿、咽喉痞塞、吞咽困难、胸胁胀满、恶心呕吐、胃脘不适、少腹乳房胀痛、耳鸣头晕等。火郁可以表现为火热的征象和病证，如疮疡痈肿、肢体胀满疼痛、呕吐呃逆、筋脉抽搐、角弓反张、泄泻、心中懊恼、鼻衄、齿衄、吐血、便血、尿血、紫斑、目赤口干、烦躁易怒等。土郁为脾胃纳运失常，气血化生不足，清阳无以升，浊阴无以降，寒湿内生，表现为胃脘胀满、腹胀纳少、脱肛、子宫脱垂、呕吐霍乱、大便溏薄或泄下如注、面目无华、肢体困重、月经过多、皮下出血、少气懒言等。金郁为燥金之气伤肺，出现肺气不利的一些病证，或燥气伤肺，肺气不利，出现咳逆气喘、咽喉干燥、胸闷胸痛或牵引少腹、小便不利等病证。水郁为水邪导致主水之肺脾肾功能失调，不能正常运化水湿，而使水湿郁滞于体内或流渍关节，常可出现手足厥逆、心胸疼痛、腹满痞坚、腰背肩痛、关节屈伸不利等。其所提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的治疗原则亦为后代医家所遵循。木郁达之其意有二，一为风邪袭表，毛窍郁闭，发热无汗，当采取发散的方法使毛窍开泄，风邪散而去之；二为肝气疏泄不利，则应疏肝开郁，调节气机之法治之，使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条达。火郁发之为火热之邪当用解表、泻火、清热、利小便等治法因势利导使得发而越之。土郁夺之为土当疏通，如湿浊阻滞脾胃当鼓舞脾胃清阳之气；湿热下注当清热消滞，脾胃虚寒予健脾温中；腑气不通急须通腑开闭，脾胃得健，浊邪得化，升降得宜，气机得畅。金郁泄之为通过温宣、清肃等法使肺气疏达通畅，从而邪疏痰祛气利，故肺气不利所引起的病证可以减轻或缓解。水郁折之为通过调补肺、脾、肾三脏，使其功能恢复，行其制水之权，以排除体内水湿。常用治法为通阳化水、健脾渗湿、宣肺利水、理气化湿，亦可用发汗、利尿、逐水、泻下、活血等法。此外，《黄帝内经》中也有关于情志内郁的病机论述。如《素问·举痛论》言：“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灵枢·本神》言：“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素问·本病论》载：“人忧愁思虑即伤心”“人或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即伤肝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在志为忧，忧伤肺”，《素问·宣明五气》云：“精气并于肺则悲”。

《伤寒论》中有“郁郁”“郁冒”“怫郁”等有关郁的记载，诸如“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胸中郁郁而痛，不能食”“阳气怫郁在表”“心下急，郁郁微烦者”等，主要论述了外邪侵害导致气机郁滞、不得宣发而表现出形式多样郁的症状、体征。《金匮要略》中最早记载了因情志引起郁病中的脏躁、百合病、梅核气、心悸等病证，所提出的甘麦大枣汤、半夏厚朴汤等治疗方药沿用至今。

《诸病源候论》曰：“结气病者，忧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气留而不行，故结于内”，这是类似于郁证疾病的记载，提出了情志之气可致病。

《千金要方》中所记载的调和气血的薯蓣丸，主治“头目眩冒，心中烦郁，惊悸狂癫”的病证。又有“治妇人无故忧恚，胸中迫塞，气不下方”，方中主药为芍药、滑石、黄连、石膏、山萸肉、前胡、大黄、麦门冬、半夏等。此外，书中有“天井、神道、心俞主悲愁恍惚，悲伤不乐”。《千金要方》中不仅有专方专药，还采用了针刺进行治疗。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言：“喜怒忧思致脏气不行，郁而所生”“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陈言认为内因同郁的关系密切，而郁不离乎喜、怒、忧、思、悲、恐、惊之七情的观点。

《素问玄机原病式》言：“郁，怫郁也。结滞壅塞，而气不通畅。所谓热甚则腠理闭塞而郁结也，如火炼物，热极相合而不能相离，故热郁则闭塞而不通畅也”。刘完素认为怫热郁结是外感或内伤疾病的根本病因，而立火热论。又言：“五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若五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指出五志过度会伤及五脏，而此过极皆为热甚。

《儒门事亲》中提及：“或忿怒悲哀，忧郁顿挫，或暴怒、喜、悲、思、恐之气”，均能引起气机紊乱发为郁证。并曰：“悲可以治怒，以沧凄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裹押之言娱之。恐可以胜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阁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指出以情胜情的治疗方法，即采用七情相胜的原理。

《丹溪心法》将郁病作专篇论述，其在《黄帝内经》五郁论的基础上，阐发了气郁、湿郁、痰郁、食郁、热郁、血郁之“六郁”论，强调“气血冲合，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指出人以气和为本，气和则病无由生。人若喜怒无常，忧思过度，可引起气机郁滞，致使人体各种气血津液运行障碍，日久影响及血，致使血运不畅，脉络阻滞，则成血郁；若气郁日久化火，则成火郁；若气机郁滞，日久不解，亦可影响津液的输布，致使津液运行不畅而酿生痰涎，形成痰郁；若脾胃气郁则运化失司，或加饮食失节，食湿必成，形成食郁、湿郁。朱丹溪以“六郁”之论创越鞠丸、六郁汤等方剂以解诸郁。

王安道曰：“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或因所乘而为郁，或不因所乘，本气自病而郁者，皆郁也，岂惟五运之变能使然哉”。指出多数杂病主要病因为郁，感受外邪或情志郁结等均可导致郁证的发生，而不局限于五郁。

戴思恭曰：“夫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指出传化失常是导致郁证发生的关键病机。并在《金匮钩玄》中进一步提出了六郁的常见临床表现，诸如：“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热郁者，瞀，小便赤，脉沉数……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者是也”。

汪机在《医学原理》中曰：“一有所郁，则诸病峰起。原其所因，未有不由水、热、湿、痰、食、饮、气、血数者窒过不行所致”，进一步强调了郁在致病中存在的广泛性。汪机在治疗中提出郁证的用药也当随季节而化裁，有利于五脏功能的调达，如：“凡治郁，春加防风，夏加苦参，秋冬加吴茱萸”。

《医学正传》首先把“郁病”作为病证名称，所述郁病是包括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不节、气血不和等因素所导致的广义的郁，谓：“或七情之抑遏，或寒热之交侵，故为九气怫郁之候。或雨湿之侵凌，或酒浆之积聚，故为留饮湿郁之疾”。

孙一奎曰：“思想无穷，所愿不遂，悒郁不乐，因生痰涎，不进饮食，或气不升降”。故认为人之情志与郁的关系非常密切。《医旨绪余》中进一步将五郁与五脏相应，认为“木郁者属肝脏，火郁即为心郁，土郁为脾郁，金郁为肺郁，水郁则为肾郁”，使其治疗宜从五脏论治。

《古今医统大全》曰：“郁为七情不舒，遂成郁结，既郁之久，变病多端”，明确指出情志不舒、心情抑郁是郁病的主要病因，并已意识到郁病久之可以变生各种各样的病证。

《脉症治方》中将郁证的治疗原则归纳提升为“气郁开之，血郁行之，痰郁消之而导，湿郁燥之、利之，热郁清之，食郁消之”。

《赤水玄珠》曰：“有素虚之人，一旦事不如意，头目眩晕，精神短少，筋痿气急，有似虚证，先当开郁顺气，其病自愈”。指出体质素虚、生化乏源、气血不足是郁病发病的内在重要因素。

《证治准绳杂病》曰：“生之重杀之轻，则气弹散而不收。杀之重生之轻，则气敛涩而不通，是谓郁矣”，此处所言生指肝木，杀为肺金，气的生成与输布与肺、肝密切相关，金克木则气不调达，而成郁证。

《景岳全书》将郁证列入“杂证谟”，曰：“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其将五气之郁归为因所患疾病而导致郁病；将情志之郁归为因郁病而导致其他疾病发生，从而将郁分为因病而郁和因郁而病两类。并认为怒、思、忧在情志之郁中更为常见，创立柴胡疏肝散专治肝郁。《景岳全书》提到，郁证有虚实之分，初期多实，日久则耗伤心、肝、脾、肾，演变到虚实夹杂或虚证阶段。治疗初期多采用疏散消导的治法，后期则用熟地黄、当归等补元阳真阴，开启郁证从虚论治的先河。此外，其亦强调情志疏导在本病中的重要性，如《景岳全书》中所言：“出若思郁不解而致病者，非得情舒愿遂，多难取效”。

赵献可认为：“凡病之起，多由于郁”，又曰：“木郁则火亦郁于木中矣……火郁则土自郁，土郁则金郁，而水亦郁矣”，故提出郁滞不通是造成疾病的关键所在，病本首在于肝郁。其在《医贯》中言：“又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消化，此六者皆相因而为病者也”。提示郁证病久，可导致机体气血津液失调，进而累及其他脏腑，导致脏腑间功能紊乱，不仅可出现单独一郁，或可兼夹诸郁为患。

《医方论》云：“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指出郁病多为气机不畅所致。若情志调达，郁病不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提示要通过调节全身之气，从而促使气机条畅，是治疗郁证的主要治疗法则。

《临证指南医案》曰：“郁则气滞，气滞久必化热，热郁则津液耗而不流，升降之机失度。初伤气分，久延血分，延及郁劳沉病”。提示气机郁滞是郁病的基本病机，其转归易于化火、伤阴，进一步会导致气机升降出入功能的失调。并指出郁病初期病在气分，中期延及血分，后期病情危重，明确郁病的病理演化规律。叶天士又言：“盖郁证全在病者能移性易情”。提示在治疗过程中还应重视患者的心理改变，在精神情志调护上给予疏导。

何梦瑶在《医碥》中言：“丹溪分六郁……大要以理气为主，盖气滞则血亦滞，而饮食不行，痰湿停积，郁而成火，气行则数者皆行，故所重在气，不易之理也”。旨在说明气机郁滞是本病发生、发展的主要病因病机，治疗中提倡调达气机，祛除病因。

《医宗金鉴》中对郁证的治疗多有创新，在用药中认为木郁之病“宜以辛散之、疏之，以甘调之、缓之，以苦涌之、平之”；火郁之病“宜以辛温发之，以辛甘扬之，以辛凉解之，以辛苦散之，但使火气发扬解散”；金郁之病“宜以辛宣之、疏之、润之，以苦泄之、降之、清之，但使燥气宣通疏畅”；水郁之病“宜以辛苦逐之、导之，以辛淡渗之、通之，但使水气流通不蓄”；土郁之病“在外者汗之，在内者攻之，在上者吐之，在下者利之，但使土气不致壅阻”，诸上药物的选择更加贴近临床的诊疗。

《医林改错》言：“瞀闷，即小事不能开展，即是血瘀”“急躁，平素和平，有病急躁，是血瘀”，指出血行郁滞亦为郁病的重要病机之一，为后世通过活血化瘀通络法治疗郁病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林珮琴在《类证治裁》中云：“凡病无不起于郁者”“七情内起之郁，始而伤气，继必及血，终乃成劳”。不仅指出郁证与情志密切相关，而且初步阐释了郁证转归的特点。

国医大师徐经世教授根据临床实践经验体悟，认为郁证的致病因素是气机失调，首先表现为气机郁滞，即“百病生于气”之谓。《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早已明言气机和调的重要性。郁证的诸多症状、体征虽千差万别，在具体治疗上需要从症辨治，方可切中病机。但在论治之中，皆需考虑“郁”的因素。

“郁”有积滞、蕴结义，徐经世教授认为“郁”是导致诸多疾病的一种潜在因素。中医所言之“郁”应分广义与狭义两类。广义的“郁”，包括外邪、情志等诸多因素所致气机郁滞而出现的各种阻滞不通，脏腑郁结病证在内；狭义的“郁”，即指以情志不舒为主要表现的郁证。“郁”多缘于志虑不伸，气先为病，而气与郁又有相互为因的内在关系，气为体内富有营养的精微物质，激发脏腑经络的功能，维系机体整体的联系，以调节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若失所常则产生病理变化，即为由气致郁，由郁致病，临床所见如气喘、咳嗽、气淋、气厥、气胀、气痛、气疝、脘痛、胁痛、眩晕、心悸、不寐、积聚、不孕等证都包涵着“郁”在其中，由此可见，郁之为病涉及面广，这正是“郁”的广义所在。不只限于脏躁和梅核气之类疾病，即使以“六郁”来说，其病种亦较多。然以“气”言之，按《素问·举痛论》所载：“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说明气之为病既有六淫又有七情而引起“气”之病变，如怒为肝阳亢逆，喜为心神不定，悲为肺虚少气，恐为肾虚精却，惊为肝风抽搐，思为脾伤不运，劳为虚损等。纵观气与郁，则气为因而郁为果，二者同曲，也能互为因果，可见郁证由郁所致是有依据可循的。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当今工作、生活节奏的快速发展，工作的压力，身心的疲惫，情感的失落，激情的缺乏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欲求也随之增加，如欲而不达，则久而成郁，人之郁证由郁所致较为多见。就临床所见疾病谱的变化，可知郁证不管是外感还是内伤，由寒转热，由湿温化热，由实变虚，虚实交错的转化，其演变和归宿虽有不同，均寓“郁”于其中。

徐经世教授认为，郁证因郁而致，郁以气机失调为因，而气机升降之枢纽则在中焦，因此，以“安中”之法，使气机升降平衡，而达到舒郁的目的。并明确指出，中焦应当包含肝、胆、脾、胃四者，而非以往认为的中焦即是脾胃而已。因气机升降枢纽在中焦，若肝、胆、脾、胃关系得以调和，中焦生化气血及升降气机功能正常，则气机郁滞自然得解，此是其一；其二则是，在针对内科杂病的辨证论治之时，既要注意到顾护脾胃，又要防止郁折肝气，用药宜平和不宜偏颇。

徐经世教授认为气机和调本质即是气机升降有“度”。欲要气机得调，当知气机运行之枢纽在中州脾胃，脾以升为宜，胃以降为顺，脾胃之升降，主一身之升降，调气机须以中州为要，正如《格致余论》所说：“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肾肝之阴升，而成天地之交泰。是为无病之人”。重视脾胃气机的升降状态，使其升清降浊、纳运协调当为治病之先。而脾胃之调，其制又在肝胆。因脾胃之升降，全赖肝之升发，胆之顺降作用，从而达到运化如常，保持正常状态，脾、胃、肝、胆四者之间升降相因，息息相关。调气机关键在于掌握“升”要升到什么程度，“降”要降到什么位置，才可使之平衡，恢复常态。此升降之“度”的衡量标准只能是临床疾病症状缓解的程度，譬如胃气上逆，嗳气频频之症，如药后症减，说明降已到位；又如头昏乏力，血压值低，如用升举之法而得解，说明升已应效。这种“以效为度”才是评价中医的标准，远非实验室指标所能及。用药最忌矫枉过正，稍有偏颇即会出现临床不适表现，须中病即止。

郁证因郁而致，治以“安中”，始终要抓住“气”与“郁”两字，而气有九种，郁有六郁之称。就治疗原则而言，当以和脾、调肝为主，其治当分两途：一则健运脾胃，一则疏调肝胆。健运脾胃以使气血生化有源，疏调肝胆以使气机升降如常，而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能分开的。处方用药上，徐经世教授临床善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之方，尤喜以黄连温胆汤加减，作为调和肝胆脾胃气机之基本方，以其方能升降相兼，四者同调，并根据数十年临床经验，依黄连温胆汤化裁出“消化复宁汤”一方，临床用之，屡收捷效。

案如患者某，男，46岁，2011年4月7日初诊。因“抑郁性神经症7年，腹泻3年”就诊。患者因抑郁性神经症长期服用帕罗西汀1片/日，平素性情急躁易怒，腹泻，大便夹不消化物，2次/日，便前腹痛，泻后痛减，腹部发冷，右上腹痛，夜眠良好。舌质暗，苔白微腻，脉弦。腹部B超示：脂肪肝，胆囊炎。

西医诊断：抑郁性神经症；中医诊断：郁证（肝郁脾虚证）。拟扶土泻木，开郁醒脾为治。

处方：姜竹茹10g，苍术15g，陈皮10g，防风10g，杭白芍20g，绿梅花20g，焦山楂15g，柴胡10g，延胡索15g，枳壳15g，炒薏苡仁30g，谷芽25g。10剂，日1剂，水煎，早晚温服。后随症加减，痛泻大为缓解，大便转硬，唯性情急躁易怒，汗多，饮食不慎或引起大便稀溏，纳眠皆可，拟用前法加减继服，以资巩固。

按：本案郁证，从肝脾论治，其意何在？《金匮要略》载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从中揭示了肝和脾在临床的密切联系。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脾胃运化功能的健旺，正有赖于肝胆的疏泄，若肝失疏泄，则脾病，所谓“木乘土位”“木贼土虚”皆为言此。本案之痛泻，吴琨释言：“泻责之脾，痛责之肝，脾责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泻”，故仿痛泻要方之意，扶土抑木，泄肝理脾，药后诸症渐愈。此外，脾病亦可及肝，赵羽皇曾云：“肝为木气，全赖土以资培，水以灌溉，若土虚则木不生而郁”，若土虚不能荣木，则肝郁而病。《素问·藏气法时论》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张仲景曰：“夫肝之病……益用甘味之药调之”，其中甘味之药即为补脾而设，说明补脾治肝在临床上的重要性。由此观之，治郁之理，除须知治肝诸法之外，健中理脾一法亦须明了于胸中，故先贤所创治郁诸方如逍遥散、痛泻要方、越鞠丸皆从肝脾论治。

人身之气宜通不宜滞，宜行不宜郁。诸气之郁，先责之肝，又肝主藏血，肝气一病，脏腑气机失调，导致气血失和，气血运行不畅，经络不通。治肝之法准《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疏气令调”之论，至后世刘完素讲玄府，李东垣讲胃气，朱丹溪讲开郁，叶天士讲通络，都具一部分疏肝的道理寓在其中。如在用药方面，朱丹溪本来就是以善用苦寒而知名，但他却很注重开郁，常用之药，总不外香附、川芎、白芷、半夏之类，值得深思。前人所谓平肝之法，主要是芳香鼓舞，舒以平之。当然，肝气盛之还得用泄，但又不要一概用泄，以免伤肝，要善于调之。“调”者，调养之意也，用合欢皮、郁金、绿梅花等甘平微辛之品以宣达肝气，而非香附、川芎、柴胡辛香燥烈以伤阴，予淮小麦、白芍、沙参、麦冬、石斛、二至丸等凉润灵动之品以养肝，而非熟地黄、阿胶、山萸肉滋腻呆补以碍气。故临证治郁每多顾及体内津液虚实，肝肾经血充足与否，注重调肝而非泄肝，和缓中州转枢少阳，达到抑制木郁反克取胜，从而使病邪去而正安。

郁证并非单指现代医学有关精神、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皆有所涉及，其范围非常广泛。故不能根据某一个具体疾病去讨论，而对于中医而言，郁证主要是由于精神情志改变而引起的，以气机阻滞为主的病理变化而产生的相关病证。朱丹溪虽有气、血、火、食、湿、痰六郁之说，但六郁之中以气郁为主，其所列六郁汤、越鞠丸皆以行气解郁为首务，费伯雄《医方论》亦云：“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故治郁之法，重在理气，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谓：“木郁达之”，但临证不可拘泥于此。徐经世教授对清代医家王旭高的“治肝三十法”颇有领悟，通过数十年临床，将其归纳总结为4句话32个字，即：“疏肝理气，条达木郁”，方选逍遥散、四逆散、温胆汤之类；“理脾和胃，和煦肝木”，方选归芍六君汤、芍药甘草汤等；“补益肾水，清平相火”，方选魏氏一贯煎等；“活血化瘀，燮理阴阳”，方选燮枢汤、三阴煎之类。

案如患者某，女，39岁，2008年7月9日初诊。主诉：失眠多梦、伴胸闷不适1年余。患者为一白领，平素工作压力大，近来反复出现失眠多梦，胸闷不适，喜叹息，善怒难于自控，口干苦，溲黄，大便且可，月事正常，纳食尚佳，舌质红，苔薄黄，脉细数。

西医诊断：神经官能症；中医诊断：郁证（肝阴不足证）。拟滋养肝阴，清热调肝，宁心安神法为治。

处方：淮小麦50g，杭白芍30g，杭麦冬15g，石斛15g，生地黄18g，远志筒15g，青龙齿40g，酸枣仁30g，炒川连3g，绿梅花20g，琥珀6g，合欢花30g，甘草5g。10剂，日1剂，水煎，早晚温服。药后患者失眠之症明显改善，诸症皆减，嘱调畅情志，停药观察。

按：本案虽有失眠多梦、口干苦、舌红少苔、脉细数等肝阴不足虚火扰心之见证，然其又见有胸闷不适、喜叹息等肝气郁结之象，此肝阴不足而夹有气滞者，其治法用药又当如何？徐教授认为临床治疗此征象，应重在调肝而非疏肝，疏肝者，疏其郁结之滞气，其用药多辛香燥烈，多用久用则易耗劫肝阴，只宜用于肝气郁结之初期实证，若肝阴已伤则宜用调肝之法，调肝者，乃调养肝阴，条达肝郁，用药之法宜于滋养肝阴之中寓有开郁疏滞之味，一贯煎最合法度。方中用合欢花、绿梅花芳香开郁，其用意亦在于此。

基于历史沿革，较清晰地理清郁证在不同时期的脉络，正是不同医家对其各抒己见，才使郁证的理、法、方、药渐趋于完善。但本文尚未就其病机、治则等进行系统归纳总结，未能从更高的水平上予以呈现，给读者带来更加系统、全面的认识。本文阐释了国医大师徐经世教授治疗郁证的诊疗思路，认为郁证以气机失调为因，又因气机升降之枢纽在中焦，提出安中治郁，通过疏肝理气、条达木郁，理脾和胃、和煦肝木，补益肾水、清平相火，活血化瘀、燮理阴阳，促使气机升降有度，从而治疗郁证。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年11月第38卷第11期

作者：李艳、赵进东、张国梁、徐经世，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基金资助：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学部委员学术传承与传播专项（No.CI2022E037XB），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徐经世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安徽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No.KJ2019A0442，No.KJ2020A0401），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No.2021jyxm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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