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回忆】刘光仁（刘梅代发）ll攻打清涧县 攻打榆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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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0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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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光仁（刘梅代发）
清涧县城是延安至榆林交通线上的重点城市之一，驻扎着国民党整编第24师（相当于现在军的编制），我军的主力于1947年阴历八月中、下旬将其包围。我们旅在收复了延长县城之后，一天也没有休息，冒着大雨，白天、黑夜的急行军，赶到清涧县的外围。有一天晚上，同志们的衣服、背包都被大雨淋得湿透了。到了后半夜时，我们的一个团要宿营，来到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个连只给分配了一孔窑洞，而是老乡主人一家大小数口人，也在这个窑洞里住。不要说睡觉了，连站都站不下。陕北的秋天，夜晚是很冷的，何况大家的衣服还是湿透的呢？外面还在下雨，我们连一百多人只能挤在老乡的那个窑洞里。老乡一家住在炕上，我们都挤在地下和窑掌里（即：前窑洞的深向后窑洞的那部分）。因为人太多，还是挤不下，有的人就上了炕。炕上是老乡一家子，同时，他们的儿媳妇正在坐月子，结果把老乡的尿盆挤倒了，被子、毛毡也湿了。就这样，老乡没有怨言。真正体现了军民鱼水情的关系。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们又淋着雨出发了。这天晚上来到了距离县城很近的一个村里宿营。友邻部队已经把清涧城包围了，枪炮声能听得很清楚。因为是交战地区，老百姓早已跑到山沟里隐蔽去了，村庄里看不见一个人。我们班住在一户穷人的窑洞里，天已黑，熄灯号已经吹过，班长命令大家睡觉。可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打开背包、脱衣服睡觉的。因为一天都没有吃饭，同志们又饿又冷，都不想睡觉。司务长和团后勤处的同志出去找粮食，还没有回来。连里又一粒粮食也没有，个人带的干粮早已吃完了。老乡家我们也查看过，坛坛罐罐都是空的，只有一个小小的送饭罐子里，有大约一斤的高粱面。要是吃了吧，大家知道，这是违反群众利益的，军纪不容。不吃吧，又饿又冷，实在不想睡觉。我们班长是一名抗日老兵，态度很严肃，大家都不敢向他请示。副班长也是抗日老兵，平常和大家嘻嘻哈哈的，比较好说话。我和班里的另一名同志把副班长叫到院子里，给他说：“你和班长商量一下，咱们把那点高粱面吃了，给老乡的那个罐子里留下一点钱，也不能算违反群众纪律吧？”副班长说：“怕不行吧？”我说：“没有问题，不会有人向连里汇报的。”副班长答应他和班长说一说，试一试看。回到窑洞，副班长给班长说：“同志们又饿又冷，都不想睡觉。咱们把那点高粱面是不是可以吃了，给老乡留下点钱得了。”班长说：“不行。”我们都围上去向班长说情。班长一看不好办，就对大家说：“大家都主张要吃，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吃了以后谁也不许向连里汇报。”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绝不汇报。”班长一表态，同志们有的去找柴，有的去找水，有的烧火，很快就烧了半锅糊糊，每人喝了两碗，暖暖活活地睡觉去了。可是，事后不知是谁向连里指导员汇报了。1947年冬天，在米脂县开展的“三查”整风时，班长因为此事，在群众大会上做了三次检查，才算过关。攻打清涧，我们团没有攻城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准备抗击敌人由延安方面派出来的增援部队。在围攻清涧的第七天，我们团开往清涧城西面三十里外的一个山上，去阻击敌人的援兵。那天，因为飞机干扰，部队平时的行军秩序也乱了。平常的秩序是一个步兵连在最前面，营部在其后，机炮连在第三，最后又是两个步兵连。那一天，由于各连多次自己找隐蔽的地形，避免飞机发现，结果营部成了先遣连，机炮连紧跟其后，三个步兵连到了最后。陕北山区的道路全是羊肠小路，部队只能一路纵队前行，两路都走不开。一个营的部队就拉开了两公里的距离。土包子营长带着通讯班的同志走在最前面，准备先上山看地形。我们从北坡往山顶上爬，敌人从南坡往上爬。当营长到达山顶时，敌人的先头部队也快到山顶了，只有百十米的距离。几个通讯员也顾不得隐蔽，站在山顶上，就用排子枪向敌人最前面的部队勇猛射击。营长急得在山顶上又蹦又跳，大声骂我们连长马会元。此时，我们机枪连还在半坡上，步兵连大部分在沟底，最前面的一个连刚开始爬坡。我们看见山顶上已经打起来了，瞪着眼拼命往上爬。陕北的山都是黄土山，又都是老百姓种的地，土质很松软，一步只能上20—30公分。我那天赶到山上时，都挣得吐了血。我们上去时，敌人最前面的一个排已经距离山顶只有三十多米了。我们的机枪也顾不得挖工事，就架在山梁往下扫，最近的敌人用重机枪已经扫不到了。机枪连上去了，营长又大骂五连连长王而秋：“xxx,赶快给老子上。”这时，眼看着敌人就要冲到我们机枪跟前了，我们排长把在战场上捡到的敌人侦察员用的两颗像鸡蛋大的手榴弹一起扔出去，扔在了最前面的一排敌群中。“轰”的一声巨响，敌人都趴倒不敢前进了。就在此时，步兵连上来了。这时，除了轻、重机枪和排长们带的冲锋枪向敌人扫射外，都不用步枪，都用手榴弹往下压敌人。我们的机枪在山头上向敌人扫射，副班长带着我和另两名战士是负责向机枪送子弹的。我们除了往上送子弹外，就趴在北坡隐蔽。敌人来了七个旅，（相当于现在的七个师），火力很猛。炮弹都打在了我们背后的山沟里，超过我们的阵地有六七百米，只有枪榴弹都在我们的上空爆炸。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打仗，子弹“嗖嗖”地直响，但都没有打到我的身上。我就躺在山坡上，面朝天，看着空中“嘎”的一声炸响，一股黑烟就冒起来了。我觉得很好看，还问副班长：“副班长呀，今天的炮弹怎么都在空中就爆炸了？”副班长说：“娘个屁，枪榴弹都不懂得吗？”从此我才知道，空中爆炸的、冒黑烟的是枪榴弹，而不是炸弹。这一天，我在那个山坡上看到我们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很勇敢的。许多人还没有到山顶，手榴弹就握在手里，拉火绳已经挂在了手指中，一到山顶就拼杀。五连有一个排长一上来就趴下，冲锋枪往前一伸就“嘟嘟嘟”打开了。打完了一梭子，坐起来又换上一梭子，还没有等到再次趴倒，就被敌人打中了脑部，只叫了一声“妈”，就朝这个方向倒下了，再也没有吭第二声。冲锋枪也从手中掉在地上，刚刚装好的一梭子子弹还在上面。我坐起来准备去打，但转念一想自己不会打，一次也没有摸过冲锋枪，枪检是怎样拉也不知道。接着，后面又上来一个同志，他可能是个老兵，他把自己的步枪往那里一丢，拿起冲锋枪站在那里就开始扫射。我们的战士真是勇敢啊。但也有个别胆小的人，我看见有一个小伙提着一挺轻机枪上来，看到敌人的机枪扫射得很紧，他不敢露头去射击敌人，而是提着枪、弯着腰，在那里像公鸡踩在了热灰上一样，直转圈圈，被营长看见了。营长提着手枪，边骂边往回跑：“妈拉个屁，老子枪毙了你。”他看见营长要动武了，往山梁上一趴，抱着枪“嘟嘟嘟”地开枪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你打得准打不准，只要你敢打就行，枪一响对准敌人是有威胁的。待三个步兵连全部上来后，与敌人进行了拼手榴弹的短兵相接的冲杀战。但终因敌人太多，而且火力也太猛，我军抵挡不住，营长命令撤退。机枪连先撤，步兵连后撤。当我们刚撤下沟底时，敌人已占领了山顶，把步兵连压下山来。当我们向后面一道山上撤退时，敌人的机枪又开始了向我们扫射。在敌人机枪和大炮的追赶下，我们爬山的速度更快了。不到十分钟，就爬上有一里多路的高山。在我们爬山的时候，几个步兵连均被压到了沟底下。我们到了第二个山梁后，才向敌人占领的山上猛射，掩护步兵往后山上撤退。在这个山上，我们整整地与敌人对打了一天，使敌人再也无法占领我们的阵地。一直到下午六点钟左右，敌人才不得不从十几里以外的山上绕道，向清涧城前进。天快黑时，收报机收到野战军总部的命令，说：“清涧城城门已经打开，敌人第24师全部被歼灭，师长被活捉。要我们赶快撤退、转移，撇开敌人的援兵主力。”这一天，由于我们部队的顽强抵抗，拖延了敌人前进的速度，使得我们的攻城部队能够最后突破敌人的防线、全歼守城之敌。当敌人的先头增援部队进入南门时，我军最后的搜索部队，带着缴获的战利品和俘虏，已经出了东门向东北方向转移了。敌人七个旅来增援，只是得到一座空城，他们从清涧城的北山（爬子山）最高的城墙上的一座碉堡中，接走了一个排的兵力。因为敌人已经进入南门，我军再没有时间解决这个碉堡中的一个排的敌人了。从此，延安到榆林府这条交通干线的敌人，全部被消灭。收复了自己的县城，我县的一些子弟兵更加兴高采烈。我们的县城解决了，大家都因为打了胜仗喜气洋洋。我很想回家看看，但没有条件，部队还要继续行军打仗。增援清涧的敌人很快就返回延安，准备死守延安。当时，我们要吃掉延安的敌人，还不具备条件。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我们还远远比不上敌人强大。榆林是陕西省最北部的城市之一。西与宁夏、北与绥远接壤，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关口。由国民党绥远省付宗毅的副司令长官邓宝珊率领的第22军驻守。我军于1947年10月上旬，在绥德县城东门外国民党修建的临时飞机场上，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全军动员攻打榆林的誓师大会。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甘泗其做动员报告，司令员彭德怀也在临时搭建的会场主席台上。当时的口号是“打到榆林去，活捉邓宝珊”（邓宝珊于1949年起义，全国解放后担任甘肃省主席，“文化大革命”前去世）。我们由绥德县出发，走了三天，到达距离榆林县城约有三十里路的鱼河边。河水有一米多深。下午正是流利（土话：连水带冰往下流）的时候，河宽约有一百米，没有桥。部队正脱了衣服，把衣服扛在肩上，准备过河的时候，来了两架飞机，轮番扫射。河滩面很宽，都是沙子，没有隐蔽的地方，战士们拼命地冲过河去，找隐蔽地形。根本顾不上河水的冰冷，冰碴子划破大腿，鲜血直流。同志们只有一个念头：冲过去就是胜利，决不能滞留在河滩上叫敌人打死。不到半个小时，一个旅的部队就全部过了河，进入山区，继续前进。第二天上午，到达了要准备打仗的地方---榆林城西约二十公里的沙漠中。友邻部队攻城，我们教导旅的任务是打敌人的援兵。因为我们旅的抗日老兵多，打仗勇敢顽强，特别是善于打野战，因此，上级在许多时候都是安排我们打援兵。打援兵这个任务很不好完成，因为打援兵都是在主力去围歼敌人而留少量或小股部队，去抗击大于自己许多倍的敌人。它的任务不是去消灭敌人，而是去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不能前进就行。我们部队就在榆林西面的沙漠中活动，准备迎接从宁夏方面来的马回回的骑兵部队。每天晚上到村庄里做的吃上一顿饭，白天只好躲在野外的防空洞里。敌人的飞机每天从天亮到天黑，一批批地轮番轰炸、扫射。不论是部队还是老百姓，白天都不敢烧火做饭，一冒烟飞机就要轰炸。所以，我们只有整天钻在防空洞里。饿了，吃点自己背的干粮---炒黄豆。渴了，就爬到沙窝子里去喝凉水。吃炒黄豆，喝凉水，就这样生活了半个多月，天天都在和飞机斗。那时，大家有许多军事常识都不懂得，打飞机都是瞄着飞机打，因此一架也打不下来。不知道要有提前量的道理。实际上我们都打到飞机的屁股上去了。由于我们打得不准，因此它就更嚣张，飞得很低，驾驶室的轮胎都能看得见，俯冲扫射时螺旋桨的风能把地上的沙子卷起来。榆林的四周都是沙漠，飞机丢的炸弹有好多都响不了，有时丢下的炸弹排的像安装的界桩一样，弹头钻在沙子中，后半截露在外面，二十多米一个，二十多米一个，排成一条线。有一次，我要去拔出来看看，班长不让去，说：“你想死了，拔响了怎么办啊？”我那时确实有点傻乎乎的，总认为：那么高的下来都不响，轻轻地把它拔出来会响吗？有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伙房剩下的小米干饭装了一茶缸子，套在布套里，挂在腰里右部的皮带上，准备在肚子饿的时候吃，总比炒黄豆好吃。可是第二天上午飞机扫射时，一发子弹穿过洞壁就从我的茶缸子的中间打过去，带进去好多沙子。当时我还不知道，当天下午我肚子饿了，打开准备吃饭时，发现茶缸子上有象大拇指粗的一个洞，饭里也有很多沙子，气得我一个人在防空洞里骂了一阵子飞机“把老子的饭也搞得不能吃了。”因为我们是等待专门打敌人援兵的预备队，因此每天只是和敌人的飞机斗。等了一个星期后，敌人从宁夏方向的马回回骑兵队伍果然等来了。天黑了以后，我们向敌人的阵地开始运动。当快要接近敌人时，敌人的机枪封锁得很紧，只是因为夜间打得不准，部队都是选择凹陷地形猫着腰快速前进。我除了背着自己的全部行李外，还扛着一箱子子弹。猫着腰跑几十米，腰空的很难受。因此，我就挺着腰往前跑。副班长王南瓜在后面看见我的姿势高，一直喊着叫我姿势低一点。他喊的时候我就低一点，他不喊时我又直起了腰。虽然子弹“嗖嗖”地直叫，我觉得没有事，一发也打不到身上。部队在休息时大家都要卧倒，我就不卧倒。卧倒了背上压着子弹箱子，不但休息不好，而且围歼时往前爬太费劲。因此，每次休息时我都是一条腿跪下，一条腿站着。起初，王南瓜在后面骂，我只装得像听不见似的。后来，有一次休息时，我不知道，他跑上来连退带压把我压倒在地上，还骂地说“娘拉屁，不想活了。”进入阵地后。我和副班长把子弹送到机枪阵地后，他们在向敌人的沙包上射击，我和副班长等几个人在下面的沙坡上各挖了一个隐蔽槽，躺在那里休息。敌人的炮弹都打在我们对面三十米左右的一个沙包上。夜间的炮弹爆炸很好看，先看到发亮，后听见响声，我越看越想看。我干脆坐起来面对着沙包，看炮弹的光亮和响声。看了一阵后，被副班长发现了，他命令我睡倒。因为坐起来半截身子就露出隐蔽沟，容易被敌人的机枪扫到。当副班长不注意时，我又坐起来看。后来，一发炮弹落到我右侧十多米处的营部医务所。炸起来的沙子给我扑上了一身，炸死了一名战士，还炸伤一名医生和两名战士。因天黑，看不见人，听见“妈呀，妈呀”的直叫，这时我才有所警惕。副班长的催促甚至骂人，我都可以不听，但这发炮弹教育了我，觉得坐起来就是危险。所以这时我才老老实实地躺在隐蔽槽里，不管你炮弹再响，炸时再怎么发亮，我不再看了。这天的晚上，我们是硬对硬的打了一夜的抗击战，天亮以前才把敌人暂时地压下去了。榆林城也还没有攻开，敌人的增援部队步兵、骑兵来了十几个团。主力去攻城，光靠我们打增援的两个团的部队，是抵挡不住敌人的十几个团的。同时，部队的粮食也供应不上了，把当地老百姓的土豆也快给吃光了。1947年陕北地区干旱灾严重，收成很不好，远远不能满足军民的口粮供应，老百姓完全靠野菜和土豆维持生活。部队的粮食要从晋西北解放区运来，可是黄河上的渡口被敌人的飞机封锁，光借夜间偷渡过来一点粮食，远远不能满足数以万计的各部队的需要。我们连在撤出榆林的当天晚上，就没有粮食吃了。宿营后，连长马汇元召集讲话，说“没有粮食吃了，司务长只拉来了几十斤土豆，还不够吃一顿。我们昨天在战场上缴获了一头毛驴子，把这头驴杀了，加上几十斤土豆，够我们吃一顿。大家同意不同意？”全连同志除了指导员没有表态以外，大家异口同声说“同意。”连长又说“我们吃了毛驴以后，谁都不准向营里汇报，能不能做到？”同志们又异口同声说“能做到。”这样，就土豆烧驴肉，每个班分的两个洗脸盆，大家饱餐一顿。同志们边吃边说，我们连长就是好，在关键的时候能关心同志们的疾苦。后来，我不知道谁向营教导员汇报了。在米脂搞“三查”整风运动中，连长检查了几次，都过不了关。说是杀了一头驴，等于给农民荒了几十亩地，少打多少担粮食，是严重地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用长征时期的情况对比，说是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等等。1947年部队的生活很苦，战斗紧张，但是军纪很严。我们在米脂整训时，后勤处有个粮贸员偷了四条军被，被查后枪毙了。我们从米脂出发时，在一个山头上全团集合，政委讲了几句话，说明这个粮贸员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卖了四条军被，把钱偷的买东西吃掉了。问大家怎么办？全团战士像打雷一样喊“枪毙。”政委说拉出去枪毙，拉出部队就枪毙了。要是现在最多给个警告处分。1947年冬天，在部队中开展查斗志、查成分、查组织纪律的“三查”整风运动。我做检查的重点：是打延长前与本班战士王海章闹着玩，把老百姓的一个装康子种子的葫芦挤碎了的问题；还有一次晚间饿得不行了，吃了老乡的几颗烂枣子，这都是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特别是作战时不听指挥，在战场上私自跑出防空洞去看热闹，接近敌人时腰杆挺得直直地跑，不听指挥等。同时，也检查了想家的问题。![]()
刘光仁同志生平简介：刘光仁，男，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一个贫民家庭。2021年3月7日在伊宁市去世，享年92岁。1947年6月在原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纵队二团二营机炮二连，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等职务；1949年3月入党。
1951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学习；
1952年2月转业后在新疆省公安厅经济保卫培训班学习；
1952年8月被分配到中苏金属公司新疆可可托海矿务局驻布尔津转运站公安派出所担任副所长；
1954年12月调至新疆阿勒泰矿务局，先后在公安局任科长、在党委会担任组织干事；
1956年1月调至新疆阿勒泰矿务局哈拉苏矿段、虎斯特矿段，担任党支部书记；
1959年3月在阿勒泰虎斯特矿场担任党总支部书记；
1964年7月调至新疆矿冶局731矿，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工区党总支部书记等职务；
1966年8月调至新疆矿冶局735矿，历任基建队、车队、供应科党支部书记、库房主任、矿工会主席、纪检委书记、矿党委委员等职务。1984年6月离休。在职期间，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
本期编辑：天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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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梅，女，汉族，1959年12月出生，曾任矿冶局735矿子校中学语文教师，先后在伊犁亚麻纺织厂厂办、工会、党办负责宣传工作，在天一亚麻总公司【天一简报】任主编。201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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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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