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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是临床试验行业质量的最严重灾区，没有之一。
稽查，难道可以改善质量吗？
它对质量不可能有任何影响，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违背入排、漏报瞒报SAE、严重随意判定受试者出组（研究者、PM没有任何权限决定一个受试者因为不依从方案就出组，你稍微懂点FDA法规的话）。
质量是设计出来的，是实施出来的，不是监查和稽查出来的。如果一个公司敢声称：稽查，能够改善临床试验质量，那就只能说它通过稽查去改变了数据结果本身，这就是造假。
质量源于设计在中国临床试验领域的植入，这个课程是我们非常深的，将于2024Sep1再推一次，这才是拯救数据质量的关键，规范、可信。
稽查的作用，是去看操作过程是否和我们的QMS植入不相符，外部稽查官是要深刻理解甲方SOP的否则去稽查什么呢？
可一家公司没有SOP、没有质量标准，外部稽查官又遵循的哪个“SOP”呢？这个QMS到底是稽查公司的，还是甲方的？甲方通过稽查收获了什么？
最后，就变成了“稽查”以通过的行业潜规则，这个需求和期望是非常吓人的。
还有另一个辛酸的管理学现象，目前行业大肆存在着：成本最高的作业方式，是找一些质量不过关的site，然后不断整改、严密监查、全面稽查，许多没有财务能力的中小型企业，都看中了这些CRO的低报价，却忽略了后期的庞杂投入，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机会成本-这些岗位的精力被侵占无力做更有价值的事情结果企业就平庸了。
不过，也并非所有企业都是恒瑞和百济神州，所以也只能一声叹息。然而，越糟糕的家庭，越破补丁满地补，早日从这种环境中走出，才能生活的越来越好，企业也是一样，你QA工作的环境如果是这么破破烂烂，那么无法进入体面公司的。
内容小结：
• 数据欺诈，即故意伪造数据，是临床试验中一种严重的科学不端行为。
• 临床试验中数据欺诈的发生率或流行率通常被认为很低，但就其性质而言，这种发生率难以估计。除了广为人知的极端数据伪造或篡改案例外，许多不太极端的案例可能仍未被传统的现场监查发现。一旦发现，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例如施XX公司委托全球第三大CRO2012年上海几个机构的药物管理造假案。经历该造假事件，在中国的业务一蹶不振，因为欧美的申办方不可能再找它做。
• 在多中心临床试验中，单个研究者或研究中心的孤立数据欺诈事件对试验主要结论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可以忽略不计。
• 临床试验中数据造假的严重危害包括对患者的潜在伤害、负面宣传以及由此导致的公众对相关试验结果的负面看法以及对临床试验企业本身的更广泛损害。
• 制定程序以在试验进行期间尽早识别潜在的欺诈案件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在损害发生之前调查和解决此类案件。
• 有一些经济有效的方法可以将潜在欺诈检测作为数据质量常规中央统计监查的一部分。
• 采用全面的中央统计监查计划将在发生数据欺诈的情况下将损害试验完整性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并且还可能产生威慑作用。随着EDC、CDMS、CTMS的中枢整合数据系统全面应用，临床运营的中枢审视指挥效率大大提升，但如何做哪二十大data central review是绝大部分同行不清楚的，我们已经在其他文中写过。
近年来，在临床试验中发生了高度公开的伪造或伪造数据的案例，并且可能还有更多未发现或未报告的案例。
2017年7月22日，国家局雷霆之势号称史上最严的数据造假整治活动，最终偃旗息鼓，当齐鲁等头部药企、泰格等头部CRO和一众业内最顶尖的GCP机构都上了名单，被立案侦查时，还能会有谁幸免呢？
国内所有知名公司、知名机构，都陆续被挂上名单，立案侦查。
最终这事情，灰头土脸而去，不了了之。
药企们钻空子习惯了，得意洋洋，但很快，国家局开始琢磨另一种方式打击这种虚假繁荣，祭出集采、DIP和DTP等重拳，几套组合拳下来，药企们钻孔子的基本上都开始ST了。
要知道，FDA很关注知情同意，某达PD1被否也与此有关，中国连基本的知情同意能力评估（就是一套测试受试者确定其阅读理解的能力，国内没有任何内外资企业在临床试验中执行这个条款，但ICH有规定）都没有，我们要承认差距很大。
我不理解人为什么喜欢抄袭、作弊，但实际上企业不违规的话就不会有好的发展，众所周知头部药企的麻醉科把福州的三甲医院几乎一扫而空而它本身没事？
实际上行，上海某GCP主任下台，再就是这家药企的股价腰斩再腰斩，都源自于这种违规的代价。
作为个人，作弊、造假习惯了，就错误的以为这是实力-能通过作弊上位，在外企同样作弊而且不以为自己作弊，多少外企的管理层接待国外Audit靠的是一堆CRA去“support”一个site整整28天都在清理数据然后拿去全球share experience换取自己的名利的？
100%吧，内资做的就更不用说了。
我是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对企业来说，造假作弊成本很低，能上市的话就不会有动力去提升企业治理水平。
再看行业内，因为fraud问题，简单的一个“申办方为数据质量负责“弄出行业找几个CRA和CRC做替罪羊的故事。而机构普遍在合同中加入一段无效话语：“数据造假和机构无关”。就算不造假，也衍生一大批稽查公司，机构借故强行规定必须100%的外部稽查该中心所有数据，成本高攀不下。哪个国家的稽查是100%SDV所有site的所有数据item的？
有这个钱，为什么不去投入到数据收集过程的规范性上呢？
我不理解这种耗费惊人的事情，等企业破产倒闭再说吧，我们这个课程聊聊Fraud的一些问题。
临床试验中数据欺诈发生率的现有证据，能察觉到动机和促成因素的信息，而讨论这个成本效益是高水平管理者应该去探究的：花这么大事time、effort、Money、Resourcing去造假，真的有性价比、有效益吗？
同时，我们也介绍数据质量常规中央统计监查功能的一个作用-早期发现数据欺诈的方法，介绍给行业：采用这些临床试验监查程序可以识别传统现场监查未检测到的潜在数据欺诈，并可以提高整体数据质量。
一 造假的发生率有多高？
造假在欧美以前也很常见
但是，欧美现在造假为什么少了？
不是人家觉悟高，而是法律惩罚得很严，造假不是严肃批评，不是罚酒三杯，而是直接吊销你的PI资格。
日本和韩国的教授造假，会切腹自杀，中国的造假学者们，听说过哪个羞愧到这个地步的？只是气愤自己被人发现了而已。
尽管假设一般科学，特别是临床试验中的不当行为或欺诈的发生率很低，这似乎是合理的，但由于许多原因，真实的发生率难以估计。
首先，在任何通过对研究者的调查进行直接估计的尝试中，那些进行欺诈的人不太可能会坦言自己已经这样做了。
对于那些研究不道德、非法或任何社会不可接受的行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因为受访者有回避的动机。
基于已发现病例的间接证据显然会导致有偏（低）估计，从而导致对“冰山一角”现象的猜测。由于此类报告对制药公司或与欺诈相关的其他申办方造成的负面影响，医学研究中的欺诈报告可能比其他科学领域更为严重。
申办者有动机尽可能少地透露在他们申办的试验中发现的欺诈或不当行为。
此外，还有定义问题。
我们对哪些类型的不当行为感兴趣？
是否只是狭隘的严重捏造、伪造或剽窃或其他更广泛的情况？
我们对“虚构”数据的定义有多严格？
假设PI意识到病例报告表中缺少一个特定的数据点，并报告上次访问时观察到的值，而不是将该数据点保留为缺失。根据定义，这种行为就是数据捏造，换句话说，欺诈，与“最后一次观察结转”方法形成对比，后者是用于缺失数据问题的合法（尽管通常不充分）统计技术。
比如，一个健康的受试者，研究者发现没有测量其血压心跳，在实践中是挺空捏造一个数值填写上，还是会煞有其事的包括一个数据缺失，然后报告一个PD，制定一个CAPA，然后CRA来给他培训，然后机构来给他培训？
中国的环境，对干净的数据有些太偏执的追求了。
这种数据伪造的例子可能是无关紧要的，除非它们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主导了实际观察到的数据。
最后，还有一个分母问题。
目标人群是什么？
例如，我们是否对所有临床试验的领域感兴趣，或者我们是否需要区分单个机构做的小型临床试验还是大型多中心临床试验？
我们的结论：造假和操作不当，一定应当是对现象的总结，形成的印象，实际上行业上无人不在造假，没有CRA不迫于压力不贴标签，而是如实的报告每个sisues，创建query的吧？
PM和总监，企业主，人人都逃不过。
所以，我们要讲清楚一个合适的度，而这个度，解释权在于谁，这是个大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多年来人们多次尝试通过调查、稽查和其他方法评估不当行为的普遍性或发生率，但结果和结论相互矛盾。
在为 ORI 研究诚信会议准备的一份背景文件中，总结了关于研究不端行为的文献，报告的研究不端行为估计发生率超过了几个数量级。
在规模的一端，根据已确认的欺诈案例（使用 PHS 对捏造、伪造或剽窃的狭义定义），粗略估计为 0.01%（万分之一的活跃科学家）。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赞助的多中心癌症临床试验组之一，癌症和白血病组 B 对白血病试验的例行审计进行了审查，报告称欺诈发生率为 0.25%。
同样，英国的一份稽查报告显示，只有 0.40% 的贡献数据集是欺诈性的。
在研究诚信办公室的前 10 年报告中，有 136 项科学不端行为的发现（再次使用 PHS 定义）；其中 36 个（26%）处于临床试验或其他临床
研究）。
另一方面，对科学家和医学PI的调查通常会报告相当高的不当行为或对不当行为的了解。
这些调查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之一：一种是询问对不当行为的了解，可能是其他人的，另一种是直接询问被调查者的不当行为的。
前者提供有关不当行为感知的揭示信息，但不提供有关真实发生率的任何可靠信息；由于自我报告的负面激励，后者提供了直接但有偏见的发生率估计。
第一类的例子包括对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 成员的调查，其中 27% 的科学家报告遇到过某种类型的不当行为；一项针对研究协调员的调查，其中 19% 的受访者报告了在过去一年中对不当行为的第一手了解——而其中只有 70% 被报告；一项针对挪威医学PI的研究，其中 27% 的调查员知道欺诈事件；一项针对国际临床生物统计学会成员的调查，其中超过 50% 的受访者知道欺诈报告；一项针对英国医疗机构的调查，其中超过 50% 的受访者知道或怀疑机构同事之间存在不当行为；以及对《新科学家》读者的一项调查，其中 92% 的人知道或怀疑同事有科学不端行为。
第二种调查的例子包括对美国学术心理学家的调查，他们被要求自我报告十种不同的可疑研究实践，其中一些实践的报告比例很高（例如，58% 的人决定在“偷看”后收集更多数据'在初步结果中），但对于严重犯罪（例如，1.7% 的伪造数据）则更少；一项针对 NIH 资助的科学家的调查，其中 3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参与过“前 10 名”名单中的一项或多项“有问题的行为，从大约 16% 的‘为了应对资金来源的压力而改变研究的设计、方法或结果’到 0.3% 的承认‘伪造或‘烹饪’研究数据’；以及随后对美国顶级研究机构教职员工进行的一项类似调查，其中近 25% 的受访者承认过去 3 年中十大最严重的不当行为中的一种或多种，其中 1% 承认捏造或作假，7%以上承认抄袭。
在对 1987 年至 2008 年可疑研究实践调查的荟萃分析中，大约 2% 的受访者承认数据伪造、伪造或篡改，大约 34% 承认其他不太严重的做法。在询问同事行为的调查中，这些百分比分别跃升至 14% 和 72%。
总体而言，现有证据相当不可靠，但似乎表明某些类型的不当行为的发生率可能相当高，但数据捏造或伪造的发生率很低——但可能不像被证实和证实的频率所暗示的那样低。公开的案例。鉴于涉及的调查人员数量众多，2012 年约有 535,000 名美国科学家，即使是低比例也会产生大量犯罪者。
二 从各种信息中捕捉涉嫌造假迹象启动分析
欺诈检测是临床试验数据质量保证的一个方面。
作为良好临床实践的一部分，试验申办者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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