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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引言
一、在土耳其提起矿难赔偿诉讼的条件
二、土耳其矿难中的刑事责任
三、土耳其矿难赔偿的确定及其范围
四、土耳其矿难中的非金钱赔偿
五、土耳其矿难中发包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在土耳其发生矿难后，如出现人员伤亡，极有可能引起矿难赔偿诉讼。这类诉讼是劳动法庭在采矿业工作的工人和雇主之间审理的案件，属于一类劳动纠纷。由于雇主在工作时发生的不幸事件而导致矿工受伤或死亡，视为工伤事故。矿业也是土耳其工伤事故数量最多的行业之一。因工伤事故死亡的劳动者或者因工伤死亡的劳动者的亲属有权提起矿难赔偿诉讼。
采矿业是一条复杂的产业链。在矿山事故赔偿案件中，可能存在承包人、发包人等多方。确定矿山事故的过错和责任是制定赔偿方案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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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土耳其提起矿难赔偿诉讼的条件
如在矿难中发生工伤，受伤工人可以自身可以直接提起诉讼。受伤工人可以根据医院出具的伤残情况来向雇主提起诉讼。如发生致命工伤，则工人的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和未婚配偶。
满足提起诉讼的主体条件后，应当有合理的起诉理由才能满足起诉条件。首先矿难应当可以被视为工伤事故。其次，矿难赔偿诉讼的另一个起诉条件是，伤亡工人还需要向土耳其社会保障机构申请将其转诊至卫生部批准的医院。在提供转诊后，矿业工人由专科医生进行检查，并确定“职业收入能力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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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耳其矿难中的刑事责任
矿业雇主或其负责人应对未能履行其保护和预防义务负有主要责任。根据土耳其《职业健康安全法》第4条，用人单位有义务对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安全采取预防措施和保护措施。用人单位因未履行责任而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雇主外，获得雇主授权的负责人在造成事故的情况下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在刑法范围内，工伤事故犯罪类型分为两个主要类型：（1）工伤事故造成的过失伤害：在此类处罚中，未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和保护的雇主或负责人因工伤事故被判处3个月至1年有期徒刑。（2）工伤事故过失杀人罪：如果工人在工伤事故中死亡，根据土耳其《刑法典》第85条，雇主或负责人将被判处2至6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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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耳其矿难赔偿的确定及其范围
在计算致命矿难赔偿金额时，将综合受害者的年龄、工资和经济状况，以及亲人的年龄来确定赔偿数额。土耳其法官对此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土耳其最高法院的一起判决中表明，[1]法官应考虑到土耳其的国家经济状况、当事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金钱的购买力、当事人的过错状况、事件的严重性、事件的日期，以及判决赔偿的金额应具有引起威慑力和道德满足感的程度。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受到土耳其法官主观判断的影响。
受伤工人将获得多项赔偿，包括临时丧失工作能力津贴、医院和护理人员费用、金钱损害赔偿、非金钱损害赔偿、劳动力损失赔偿、因经济前景动摇而造成的赔偿（Ekonomik geleceğin sarsılmasından doğan kayıplar）。为了安抚因矿难死亡的工人家属，雇主还需要向家属赔偿“被剥夺抚养费”（Destekten Yoksun Kalma Tazminatı）、住院费用、丧葬费、非金钱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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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耳其矿难中的非金钱损害赔偿
关于矿业工人遭遇矿难后非金钱损害赔偿请求的解释载于土耳其《债法典》第56条：“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完整性受到损害，法官可以决定向受伤的人支付适当数额的金钱作为精神赔偿，同时应结合案件的特点。如果发生严重的身体伤害或死亡，也可以决定向伤者或死者的亲属支付适当数额的金钱作为精神赔偿”。
采矿事故中的非金钱损害赔偿给予矿难受伤工人或死亡工人的亲属，以治愈他们的悲痛情绪。在矿难赔偿诉讼中，没有固定方法或计算公式来计算非金钱损害。在计算非金钱损害时，最重要的因素是双方的经济状况。当然，受害者的年龄、薪水和其亲属的年龄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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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耳其矿难中发包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在存在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情形下，雇主责任的确定变得复杂，尤其是EPC合同。在矿业EPC合同中，矿业工人往往由承包人签订劳动合同雇佣。由此，发包人就可能提出反驳理由，认为自身并不是工人的雇主，反对承担矿难赔偿责任。如果中国企业承担土耳其矿业的承包人角色，有可能面临着独自承担赔偿责任的重负。
在土耳其最高法院2017年的一起判决中，[2]发包人便认为其并非矿业的“主要雇主”进而主张免去赔偿责任。该案起因是2014年5月13日一起悲惨的矿难，造成矿工死亡。遇难者家属要求被告发包人和承包人承担赔偿责任。发包人辩称，他们不是主要雇主，因此不能承担责任。他们争辩说，整个业务是以EPC合同移交给承包人的，由于他们没有雇用任何投保工人，因此他们不能被视为雇主。他们还声称，合同明确规定不会雇用任何分包商，因此，不能将继任的承包商视为主要雇主。
然而法院认为，发包人同样承担赔偿责任。发包人承担保护工人健康和安全的一般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对雇主要求极高，一旦发生损害，无论发包人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这样的过错，都将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做出这样的裁判的另一重因素是，矿难相当严重，无论对工人及其家属，还是社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因此，根据土耳其最高院的判决，EPC发包人也将和承包人对矿难遇害工人承担赔偿责任。中国承包商的赔偿压力可以主张由发包人一同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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