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是感知自我、时间与空间的根基，也是即兴创作的源泉。舞者的注意力不仅是对他人的回应，而是超越了舞者自我界限的、丰富的“关系现场”。在上一篇对话“无限短的开始”中，「身体时间」舞蹈周策划组探讨“纵向展开的时间”和“注意力维度的时间”这两个范畴。我们延续这一探索兴趣，与大家分享接触即兴的初代实践者Nita Little的文章《自我感知的重组：接触即兴中的注意力训练》。在共舞的时刻，我们向彼此给予如同左手对右手的善意，以“一个身体”的方式协同运作，将注意力的训练视为一种在身体、意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创造性实践。‘Restructuring the self-sensing: Attention training in contact improvisation’, Journal of Dance & Somatic Practices 6: 2, pp. 247–260.原文｜Nita Little
译者｜ 吴张心安
在本文中，我探讨了如何将接触即兴（Contact Improvisation）视为一种注意力的训练形式——即在运动中培养对注意力的觉察——以及这种练习如何改变舞者的自我意识。本文认为，在接触即兴中，身份是一种“给予的行为”（an action of giving）：通过建立关系来支持复杂的动作，激发新的潜能。在积极的关系实践中，身份来自于主动的感知，而非被物理形态束缚。这种积极的实践开启了另一种“注意力政治”的可能性。本文将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阐明注意力技术的实践与相关理论之间的联系。通过参考表演研究理论学者和接触即兴实践者对“关系”概念的讨论，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以理解接触即兴在21世纪持续发展的政治意义。捏塑陶器时，我的双手以整体的方式协作——它们各自施力，将陶土捏塑成碗的形状。虽是独立行动，却共同完成了一个动作。（Little, 1972）
接触即兴（Contact Improvisation, CI）是一种舞蹈形式，要求舞者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进行持续的身体探索。我们与舞伴一同坠落与飞翔，有时以极快的速度移动。当舞者的注意力集中于当下每时每刻的运动体验，而非身体表现时，体验的颗粒度就会愈发清晰。正是具身化的注意力的指向，极大地决定了每个动作事件的结果。接触即兴教师和舞蹈艺术家丹尼尔·莱普科夫（Daniel Lepkoff）提出，“注意力先于感知”，强调了注意力如何塑造着我们的体验及其潜力（2011: 40）。在舞蹈中，我们发现注意力本质上是富有创造性的——它是即兴创作的源泉。劳拉·西沃尔（Laura Sewall）将注意力称为一种“对齐”（alignment），强调其指向性：我们的注意力指向哪里，我们的行动就跟随到哪里（1999: 96）。在科泽尔（Kozel）的研究之后，迈尔斯（Myers）和杜米特（Dumit）提出，注意力的对齐（attentional alignments）存在于“回应性”（responsivities）之中，即在身体接触中，舞者通过不确定的实验和提问来感知彼此（2011）。这种回应性存在于两人或多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通过交换身体重量进行创造性的交流。将注意力训练视为一种创造性实践，不仅影响我们对自身体验的认知，也影响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创造性的注意力使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感知每一个瞬间，这也是舞蹈的核心所在。
对“注意力”的注意力
Attention-to-attention
自20世纪70年代初接触即兴出现以来，我一直在全球参与推广接触即兴（Banes 1987；Novak 1990；Koteen 和 Smith 2008），而我的参与甚至始于接触即兴尚未得名之前。在教授世界各地的舞者时，我发现自己倾向于关注他们如何将时间作为一种实践，更确切地说，是如何在每一个流逝的、由身体决定的瞬间中定位自己，无论快慢。42年来，接触即兴发展和实践的经验告诉我，我们如何体验时间的动态变化，决定了我们如何与这些舞动中的关系相遇，并理解它们。回应性体现了“与时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追求极度压缩时间”（Myers 和 Dumit 2011: 247）。相反，我们在富有创造力的即兴动态中，感受着一个个变化的体验。每个瞬间都给出了体验它所必需的时间，这种时间的延续存在于互动（interactively）与内在（intra-actively）的动态之中，而非由外部或先前的期望来设置。对注意力的注意力是一种实践，它为舞者的时间定向奠定了基础。我们在时间中体验事件的方式是灵活的，随着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化：时间感与注意力紧密交织在一起。此外，由于时间是接触即兴中具身化的给予（embodied giving）的感官基础，因此，自主移动的身体对彼此注意力的关注，为我们理解“什么是注意力的政治”提供了一些可能。作为一种体验性的事件，触摸是持续的（Manning 2007）。要更好地接触——或者说，让触摸充分地、具身化地体现——我们需要培养体验空间和时间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注意力的训练。通过让舞者放慢对时间的体验，而非仅仅放慢动作，接触即兴舞者的注意力得以与触觉体验相对齐、融合，引导我们深入到实践者们所描述的人际/人内关系（inter-/intrapersonal）和生态关系之中。而关系所构成的生态，通过我们的触觉所传达的信息（前提是我们在聆听这些信息）形成一种社会政治：支持、解放、要求、提供、建议、选择加入、选择退出，等等。这样一来，每次触动都具有意图和表现性：无论在交流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它都从不被动，而是与每个舞者个人的福祉（Manning 2007）以及对于其他舞者的关怀息息相关。相反，盲目的触摸，则与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异——从注意力导向选择与行动的角度来看，这种不知与不察，在人际交流和社会层面会更容易凸显出来。触摸可以是封闭的、遮蔽的，也可以如同敞开的门一般开放和邀请，也可能是其他状态。身体的细致感知将皮肤、筋膜、器官、骨骼和体液转化为聆听的工具（Cohen 2008）。在触摸中保持当下，意味着在时间中保持活力，这样一个人才能即刻捕捉到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展开。若没有时间感知的能力，这些沟通层次就无法被知晓，也无法作出回应。如果一个人无法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灵活的自我意识，这种触摸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个人的政治立场也会受到自我的限制。在接触即兴中，随着舞者时间感的增强，自我在触觉中发生着重组，他们在体验的交流中持续地保持当下，在每个时刻向彼此开放、延伸。在坠落中绵延的触觉是一种激进的行动，它启动了深刻的重组，并从根本上重塑了自我意识。正如理论家安·库珀·奥尔布莱特（Ann Cooper Albright）对接触即兴的描述：在上与下之间悬置，伸展自己的意识，捕捉坠落的瞬间体验——这些生理体验指向一种存在的开放性（其中也包括，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讨论的对自我/小我的悬置）。
（2003:259）
接触即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身体和身份的传统西方观念”（Albright 2003: 208），深刻地影响了自我意识。当我们的能力发生变化，打开新的经验维度，改变对自我身份的理解就具有了政治潜能。而这一临界点正是价值观转变的时刻：我们不再将稳定置于不确定之上，将权力置于运动之上，或将客体置于其关系之上。2010年，布莱克·内利斯（Blake Nellis）和亚伦·布兰德斯（下文称“白兰度”）（Aaron Brandes [Brando]）在美国的Earthdance的接触即兴表演生动地展现了这些社会政治价值观的变化（Brandes 2010，译注：视频见参考文献中的链接）。布莱克和白兰度在连续的动作事件中起落有致，有时是两支独立的动作形态，有时则呈现为协调一致的整体，接着又回到两个个体当中：在相遇和分离的瞬间，一种触觉语言在毫秒之内轻松形成、变形和重组。他们的表演展现了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思想交流，而这种交流得益于在精细调节和感知时间的同时保持当下的能力。注意力的训练
Training Attention
我之所以把接触即兴作为“行动中的政治”来教授，有许多原因。首先，我强调一种给予的精神：重量和注意力是用来“给予”的，而不是用来“支付”的，与英文中的“paid attention”（“支付”注意力）所暗示的交易关系不同（Sewall 1999）。在舞蹈中，我们交出自己的重量，从而调控我们与地球之间独特的平衡关系。这种给予重量的身体行为，与给予注意力的方式是一致的。给予注意力是一种赋予其对象力量的行为，并与其所给予的对象保持一致——无论是一个动作、一个人、一辆车、一段文字，还是一个想法。其次，当我们给予的是具身化的注意力，新的自我意识也会随之形成，开启创造性的关系动态。这种动态具有疗愈的能力，因为正如特蕾莎·布伦南（Teresa Brennan）所指出的，注意力是“活”的（living），而“活的关注”是一种促进福祉的生物力量（2004：34）。梅洛-庞蒂将注意力比作探照灯，强调其方向性（1962：30-31）。然而，注意力并非是行动的决定因素。正如布伦南所说，注意力，与所有行动一样，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和调节。以下是一堂我用来提高舞者注意力的接触即兴课程的例子：首先，让他们将自我意识向外扩展，延伸到空间当中；与舞伴接触时，持续关注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即将到来的时刻，刚刚过去的时刻，以及当前所处的时刻。通过将自我延伸至舞伴中，他们可能会感受到动作在自己身体上的回响。同时，他们也可以追踪自己的身体感受，这是理解动作如何影响我们的关键。当舞者们捕捉到这些感觉时，我会让他们持续关注未来、过去和当下，逐渐增加注意力的参与，关注头部、手臂的螺旋各自持续的时间，以及与舞伴一同流向地面的过程中躯干的扭转，等等。要求舞者关注超出他们实际能力范围的事物，会让他们的注意力加速，直到“爆发”（“pop”）。马丁·基奥（Martin Keogh）将这种“爆发”描述为舞者对时间和空间的“开放”或“扩展”（2001），从只关注单一事物的状态，扩展为同时关注多重事物（Manning 2007；Massumi 2002）。在这一刻，我们意识到体验空间/时间与身体感知之间的紧密关系（Videoda 1987）。他们的注意力迅速从身体的一处转向另一处，从自身的四肢转向舞伴的肢体、地面。注意力不断切换，使“思维肉体”（thinking flesh，Albright 2003；Olsen 2002）向所谓的“周边注意力”（peripheral attention）敞开。在此过程中，有两件事发生：首先，以身体的方式注意周遭的一切，或者在意识介入之前做出行动决策，使舞者能够更快速、细致地移动。虽然他们的移动速度可能也更快了，但不是必然，这种情况在慢速移动时也会发生。其次，通过意识的加速，体验的持续时间被分割成一系列快速、连续、细微的注意力片段。这些细微片段减缓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类似于人们在事故中经历的时间感受，只是没有伴随肾上腺素的飙升。当布莱克和白兰度的身体即将坠落时，这种坠落可以被体验为一系列逐渐展开的可能性，在其中，人们可以关注多个可能性，以及每个可能性中的多种动作：收回双手、扭转躯干、转移重心、头部倾斜、准备着陆、伸展四肢。这种通过快速切换注意力来放慢时间的体验，与初学者的体验截然不同。对于初学者来说，坠落可能只是一个单一动作——一个巨大的时空块——几乎没有选择自己轨迹的余地。在极慢速的状态下，舞者的注意力在不同地点、关系和灵活的时间长度间来回切换。布莱克感受着白兰度一个个微小单元的物理倾倒；布莱克通过自身内在核心的上升，进入白兰度的轨迹，推动他来到一个更为延展的弧线中，找到一条更简单的路径；白兰度的小块重量在边缘聚集并倾倒，汇流成重量的瀑布，并通过后背来同步追踪坠落的轨迹；布莱克在倾倒的同时上升，成为瀑布的一部分；布莱克伸手触地，双腿高抬，与白兰度保持紧密的滚动弧线，在快速倾倒中不断增加重量，两人仿佛粘连在一起，然后又一次分开。多个时空轨迹共同创造了一种没有预设的音乐，在当下的体验当中即兴生成。想要持续连接的意图，以及在幅度更大的动作中体验那些微小的、多重缝隙的能力，导向了他们最终的运动路径。这些能力使他们得以更好地“响应”（response-able）彼此（Barad 2012a；Manning 2007）。他们的舞蹈得以如此展开，关键在于对当下的感受力（the “feel” of the moment）——布伦南称之为“鲜活”的注意力的部分——是它引导着我们的即兴（Nachmanovitch 1990；Albright 2003）。每个充满具身化体验的局部位置，都因其独特的时间变奏而鲜活，从而与另一个位置形成丰富的关系，它们互相交织，并不断重制彼此连接的方式。每个位置都有其独特的时间面貌：一侧与另一侧肘部的运动轨迹并不相同，而你、我的运动轨迹也各有特点，每个局部都有其特定的偏好和优势，形式和实践。当我们在这种对位中实现关系时，我们是去中心的、不稳定的，在移动与被移动当中。因此，我们体验到音乐家兼接触即兴教师/表演者朱尔斯·贝克曼（Jules Beckman）所说的“多节奏”（polyrhythms）状态 [1]——移动的诸部分及其关系，各个地点和位置在独特的时空模式和轨迹中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复杂的音乐（来自我与朱尔斯的个人交流，2013）。多种关系的同步体验是空间性的。通过感知空间动作和互动的复杂性，将其视为一个时空体积，我们正在主动地进行“空间化”（spatialize）。这是一种扩展的感知，如同时间的运动——对多个交织发生的轨迹和地点之间关系的同步感知（Massey 2005）。为了培养舞者在时空中定位并扩展自己的具身体验，我支持舞者对注意力的表达。我希望他们体验在大、小范围（或不断变化的范围）之间的注意力切换，以及在局部和空间切换的感觉。这是我从史蒂夫·帕克斯顿（Steve Paxton）那里学到的注意力训练的延伸，帕克斯顿将平衡的“小舞蹈”作为研究身体意识状态的一种途径，并称之为“内在技术”（2003：175-183）。与“小舞蹈”类似，内在技术培养舞者将自我视为一种空间组织，沿着运动轨迹与各种几何形状展开，并有能力在过程中感知变化及潜能，形成多层次的、精细调整的决策。这种练习让舞者达到一种深度的放松，同时建立起他们在触摸中被触动、在变化中被改变的快速反应能力，唤醒对身体多重节奏的注意力，其中也包括对“小舞蹈”中的站立身体的关注。在接触即兴中，当我们跳舞时——当我与你共舞时——最初的相遇是以两具运动中的身体接触开始的（touching flesh to flesh）。然而，随着触觉体验的深刻变化，接触将不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表面，而是变得更加具有空间性。我们的触觉在共享的内外空间中流动并被感知。同时，由于身心总有其独特的语境，触觉的流动本质上也是关系的展开：我们共同构成一种身心环境（a bodymind environment），一种运动中的生态（Nelson, 2013; Olsen, 2002; Manning, 2007; Sewall, 1999）。我们在创造时间和空间，或者用艾琳·曼宁（Erin Manning）的话来说，我们在进行着“世界化”（“worlding”），我们的共同构成超越了个体的独特存在（2007: xxi, xxiii）。这种体验也可以描述为，自我（self）扩展为一种感知（sensing），一种自我感知（self-sensing）。我们如生态一般转化，以存在作为一种行动，相互依存、交相辉映。表象来来去去，时隐时现，而从中真正涌现的，是空间思维关系完满的几何形态，催生出更为广阔、狂野的舞蹈（Little, 2010）。这种关联性的涌现，关键在于具身化的注意力。这种由物理层面的身体给予的注意力，赋予关系无限的可能性。随着实践的深入，触觉在倾听、交流、认知以及被认知中得到表达。我们的身体节奏与舞伴的节奏相互交融，形成一种音乐。这种转变重塑着关系中的一切可能性。正如曼宁（Manning）在《触觉政治》（Politics of Touch，2007）中所指出的，政治实践的潜力既受到我们彼此间关系经验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其解放。触觉的舞蹈揭示了权力关系如何在我们之间流动。通过触觉，行动展现了其在注意力层面的复杂性、流畅度、和谐与优雅，或是显现出费力、不和谐与差异；展现出倾听、响应，或是显现出无明、拒绝、强迫或漠视。这些差异之所以显现，是因为触觉需要在时间中展开——感知存在所需的细微时间刻度，让我们能够理解局部位置如何在运动中得以“空间化”，进入形态交织的丰富维度。具身化的注意力是舞者潜在能力的关键，这种能力为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舞者在微观时间段中的定位方式决定了舞蹈中的人际政治，而政治行为也在潜能中生成。如何在时间与空间中将自我视为一种现象，塑造着感知、经验一个片刻的途径与内容。具身化是一种根植于身体的注意力。当我们能够给予具身化的注意力时，我们也在感知自我；我们触及局部或空间，或二者同时发生。接触始终是双向的，是共生的。身心合一的接触并不限于肉身（flesh-bound），它是关系性的。它可以在局部间移动，也能够以一种空间形式移动，带来截然不同的触感。作为空间，触感沉浸在多重的体验点当中，是一种空间化的过程。在舞蹈的时刻，“我”可能会得到扩展，以能够容纳你，这意味着我的范畴和形态在不断变化。揭示触觉在物质层面的延展能力，关键在于如何将时间与体验切分得非常细薄，从而深刻理解每一毫秒的独特体验。当以这种方式切分时间时，我们便可以谈论两个更为重要的概念——现实（the actual）与虚拟（the virtual）。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概念放在实践当中理解，以便在舞蹈中感受时间。我们可以说，现实源自于身体的实际体验，从肉身的形态出发，而虚拟则是影响/正在影响/即将影响过去、未来以及交织发生的运动或事件的那部分自我，它们构成一种关系的生态。舞蹈理论家艾琳·曼宁（Erin Manning）认为，身体是无法被定位的（un-locatable），因为它既虚拟，又有形。她认为“自我”在运动中，从未被定位，而位置只是转瞬即逝的记忆，注定消逝。曼宁认为：“一旦谈论身份，我们便回到了一种固定的身体状态。而一个处于运动中的身体——一个感知的身体——是无法被识别的（此处‘识别’意为‘被捕捉’）”（2009: 3）。我们不去捕捉自我，而是将自我扩展，以同时容纳现实与虚拟的体验。体验是在现实与虚拟的动态中形成的。在舞蹈中，舞者正以注意力的投入来使他/她的世界成形。当这种注意力转化为现实，我们便不再将自己与运动分离，也不再将触摸与其所产生的影响分离：它们交织成一种复杂的自我感知。作为一种生态行动，一种不断变化的自我感知，流动的身份改变了潜在的关系政治，它超越了责任，抵达大卫·阿布拉姆（David Abram）所称的“共通”（communion，译注：也有团契、圣餐意）（1996）。改变我们的自我意识至关重要，因为新的潜力将从中生发。让自我成为一种感知，是注意力逐渐明晰的一种实践，随之发展的是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拓展能力。当我们跟随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思路，将理论物理学与触觉联系起来，并以这种方式跳舞时，可以说，我们即是感知能力的体现；用巴拉德的术语来说，我们在进行着“内在作用”（intra-acting），因为我们正在改变我们所观察的事物。舞蹈中的关系需重新定义为内在作用（而非相互作用[interactions]）：“正在观察的主体与被观察的对象是不可分割的（Barad 2012b: 6）。如巴拉德所述：没有预先存在的个体对象，也不存在具有确定边界和属性的对象，更没有固定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它们的行为。现象中的对象（objects-within-phenomena）的边界与属性，以及在某些语境中的确定意义，是通过特定的内在作用实现的。在本体论层面，现象与内在作用着的主体是不可分割的。
（2012b: 6-7，强调为原文所加）
在量子物理学中，感知具有行为力。感知活动会改变被感知的事物，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不同视角引发的不同回应，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改变”（Barad 2012b: 6）。因此，事物如何被感知，就显得至关重要。我注意到，布莱克是如何触及并“穿透”（into and through）白兰度的动态，使他们协同一致，同时保持各自的特征，形成一种连续的流动。虽然，除了流动之外，布莱克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他所保留的选择的能力促生了时间与空间层面的表达。一个人跟随另一个人的轨迹所激发的潜能，与他们的感觉、感知和思想（sensing felt-thought）紧密相连；二者都在彼此的延伸、在场和身体聆听中移动。巴拉德的理论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它引导我们超越绝对的、固定的身份，从而认识到经验能够松动，即便是像基于感觉的思维（a felt-thought）这样的注意力行为，也能在物质层面改变世界。在空间中体验自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清晰地表达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同样受到量子物理学的启发，认为这种高纯度的清晰表达来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身体无法与自身绝对吻合”（2002: 4）。自我作为身体的所在之处，作为一种位置，它的连续感甚至并不来自于一个移动中的目标，而是源于其虚拟（virtual）层面的存在经验。因此，灵活的自我感知是如此重要，因为它能够延伸并适应运动的多重特性，并认识到每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时间变奏。从巴拉德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推及一种在多个层面、多种范畴上运作的自我感知。自我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时而定位，时而错位，在灵活的尺度上成为自我与“他者”（2012a: 214）。这种洞察力与我们的体验一致，在局部位置与主动的空间化过程之间进行灵活转换，使经验成为一种创造性实践。当我们将自己视为一种自我感知，我们便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关系领域。因此，感知不是被动的，它具有能动性，是一种能够使自我意识变得更为灵活的实践，一种世界构建（worlding）（Manning 2007，2009）。现在，我们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我进入舞蹈，移动或被移动。将时间与空间想象为注意力的活动，改变着我们所遇见的世界。我们的舞蹈自我可以将时间空间化，以实现我们的体验，进入更为广阔的领域。舞蹈中的各种关系在运动中交织、并行，这些轨迹是我们从物理层面体验自身的方式。反之亦然：当自我在关系中以多重并行的轨迹展开，我们便体验到自我在不断形成的过程。多重轨迹的出现，预示着“自我”正在以“自我感知”的方式得以实现。实现（actualizing）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是一种注意力的行动，塑造着自我感知。具备感知的能力（sense-able）意味着与我们所体验的世界合一，而非仅仅“置身其中”却与之分离。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将自我实现为世界的一部分，运动的可能性便会成倍增加。通过真实的人们在运动中实现他们的世界，这些可能性构成了另一种注意力政治的基础，不同维度的注意力是建立关系的根基。当注意力的行动从全新的自我想象中出发，其潜力也随之丰富，从而增强了关系的可能。这些洞见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空间和时间层面的注意力。身体形式是定位自我的一个层面，而开放的注意力则构成了另一个层面，它与关系一起灵活发展，形成变化的空间。我们可以选择在身体内、外集中注意力，使自身空间化。当我们打开空间层面的感知，我们开始与虚拟自我互动，而这部分的自我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影响着肉身形态内外的世界。当我们允许自己如世界一般被移动时，虚拟自我便会成为我们的动因。舞蹈将邀请我们在局部与空间、现实与虚拟，以及世界化的多样形态与范畴之间切换我们的注意力。在“给予”的练习中，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回应能力（response-ability）。一端是正在学习如何回应的初学者，他们几乎无法感受到当下多样的选择，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是片段化的、分散的，难以感知关系中的灵活性。而布莱克和白兰度则通过关注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地为行动提供信息。他们能够感知到多重并行的虚拟状态，这些虚拟状态成为轨迹，构成正在生成的关系。轨迹推动着他们，形成曼宁和马苏米所说的生态关系性（ecological relationalities）。通过把“自我”看作虚拟/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得以了解它的深意。例如，快速且开放的注意力能够帮助我们关注细微之处，从而使“给予”行为成为可能。与布莱克追踪白兰度的方式不同，初学者往往无法把握与舞伴安全协调翻滚的时机，无法轻易地将注意力转移到舞伴身上，无法判断舞伴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着陆，也不清楚舞伴是否已经着陆。他们无法在自身的感知中切换注意力，因此难以体验到舞伴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各种变化，也无法感知自己与舞伴或地面之间的互动。初学者往往只关注自己的身体，而忽略了舞伴的身体，因此在跌倒时的选择要少得多，因而可能会危及彼此的安全。然而，通过以自我感知的方式存在，布莱克已经将注意力空间化，以追踪白兰度的接触直达他的内部空间。他能够感受到白兰度以多种方式倾听他的回应，并做好了迎接他的准备。他还通过空间化，感受白兰度对于未来（即跌落的那个当下）的反应。而白兰度则通过空间化进入了当下的虚拟空间，感受着地面的上升，感受着他过去的经验，以及他向下一个时刻的延伸，这些都为布莱克提供了着陆的支撑（Brandes，2013）。两个同时坠落的舞者或许会感知到虚拟的存在，因为它真实地存在于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中。在此基础上，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灵活性去做出对双方有利的选择。曼宁和马苏米认为，身体与虚拟自我是一致的，这是建立在注意力进一步增强之上的体验，是一种能够将时间细化到分秒间的技术。当多重的时空动态徐徐展开，并将虚拟转化为体验时，舞者会感受到注意力在快速切换中得以敞开。我通过引导他们超越身体层面（somatics）的感知，进入空间，包括彼此之间的“空间”，“仿佛”（as if）他们能够切实地感受到对方身体与意识的变化。在练习中，舞者们也留意到，即使是无比细微的决定，当舞伴做出这个决定时，触感也会随之改变，他们开始感受到“思考”的存在。这是一种虚拟信息影响现实的体验。在这些时刻，他们可以在多维度上触摸彼此和世界，从而加速和改变他们的关系实践，从被动反应转向主动回应（response-able）。就像探戈的初学者逐渐成为有经验的舞者一样，接触即兴的初学者也会逐渐成为更娴熟的舞者。当舞者进一步认识到，舞伴的变化会在每一瞬间改变他们自身及其潜能时，这就是一种“实现”的过程。这是在通过触觉来感受时间。当他们通过扩展感知来识别自我时，他们就超越了被动的回应，进入到更为即时的状态：一种共通状态（commune）。布莱克和白兰度在共舞中有许多交流的瞬间。在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跌落之前，他们都在实现他们的关系。灵活的注意力使交流变得成熟，进入共通，从而使他们能够一同着陆。这种共通关系必然是一种善意的关系，这为将接触舞蹈作为一种全球政治行动的传递提供了另一个理由。这种善意就像左手对右手的善意一样，不需要刻意设置无害的意图，因为作为共同的身体，它必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这种共同坠落在共通中变得流畅，我们并不需要完全平等的参与，也不需要一致的思维或共同的信仰。即便只有其中一位舞者以这种扩展的自我感知进行运动，两人也都会从中受益。时间的实践决定了各种空间协调及其可能带来的政治关系。当两个进入共通状态的人一同坠落，他们相互交织，共同实现。他们的实际体验与虚拟体验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自我感知。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边界是流动的、运动的，彼此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的重量存在于舞伴的形态当中，感到舞伴是否知道我们（给予者）意识到自己的重量对他/她各个部位的影响，以及这种重量对我们共同运动的影响。每一个毫秒的动作都体现了一种与世界共同行动的能力，这种时间感如此灵活，正如触觉一般。那些蕴含着舞伴的思想的行动（thoughts-as-actions），也同样属于我们。就在一瞬间，就在我们共同存在的这个形式之中，我们感受到这些思想的流动。并不是说这种协调让我们趋同——远非如此。正是这种相遇中的差异，激发了行动和新的关系。每个瞬间的意义只在那个瞬间有效。加速的、清晰的时间练习使我们与注意力的动态相认同，塑造出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自我，使共通成为可能。作为舞者，我们不仅共同坠落，也在坠落的过程中飞翔，通过微小的调整协调一致，因彼此的存在而更加美妙。就像两只手一样，我们的神经系统是相互贯通的。我们与舞伴在时间中移动，舞伴就是我们自我感知的显现。共通超越了简单的反应。我们不再只是对舞伴做出反应，甚至不再只是回应舞伴。在共通中，我们就是舞伴。回到本文开头的题词，想象两只手如何协同运动，塑造一个陶碗。当它们在一起，它就成为了空间，甚至成为陶土本身。因此，当舞伴移动，我们早已随之而动，这个行动并非源自一种决定——决定早已存在于此——而是通过具身化的注意力，我们共享了舞伴的注意力。当她/他移动时，我们在一个包含着舞伴的多元存在中运作。从体验上讲，每个人在起舞的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整体的身心存在。尽管在视觉上看似是两个人，但我们内在的感知却构成了多元合一。在这一刻，身份不再局限于大小、形状、体验的范围或数量，舞蹈使我们的身心能够开放更多的潜力，并减少恐惧。正如巴拉德（Barad）所描述的：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在一种令人屏息凝神的亲密的意义上，触摸、感知，是物质所做的（what matter does），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物质的存在（what matter is）：物质是回应能力的凝结。触摸就是一种回应。所谓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由回应能力构成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因对他者的回应而构成，因他者而构成。
（2012a: 215）
巴拉德呼唤一种新的感知方式和伦理观念。这是一种包含“无限他者性”（an infinite alterity）的触摸伦理，在这种伦理中，一个人的自我与“他者”的自我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义务关系中。她指出：“即使是最微小的物质单元，也是深不可测的复杂存在”（Barad 2012a: 214-17）。这种理解物质的方式激发了对所有部分及其内部作用（intra-actions）的尊重。这是一种重视每一种范畴和位置的做法，同时也让我们不再过分简单地看待个体形式。将巴拉德的思想转化为政治实践，应从感知那些微小的事物开始，包括那些尚未物质化（not-yet-material）的事物，这些事物影响着更大范围的行动，影响着当下重要的行动。关注回应能力为接触即兴带来了什么，能帮助我们说明具身化的注意力和行动的伦理：· 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是灵活的，可以创造性地加以实践，从而在与他人不确定的反应中充分捕捉细节。· 我们并非“有责任”或有义务对舞伴“负责”。相反，我们具备回应的能力，能够在当下充分回应，以这种方式支持着舞伴。我们并不想成为舞伴的监护人，因为那会带来深刻的身体乃至政治上的危险。回应能力是一种更强大的关系实践。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路径——那是她/他自己拥有的路径。最具回应能力的关系即是共通。当我们跟踪舞伴的感知时，感受到那些模糊或不确定的区域，以读取他们的“边缘”在何处，那是他们的舒适区的边界。我们会对这个区域——他们的健康与福祉的区域进行回应。而他们将在这个区域内敞开，并焕发活力。当我们与舞伴一同运动，并成为我们的舞伴时，我们也就具备了回应能力和存在于这个区域的能力，而他们也是如此。我们因为彼此而走得更远。此外，区域因彼此而扩展。我们作为一个更大的自我感知体在回应，一种共生的存在而回应。我们不去缩小关怀的范围，而是扩大它，并进一步地给予。· 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边界，身份不受相同性的限制。这一过程也不同于抓取的行为。相反，通过注意力，我们体验到了虚拟的世界化过程与现实世界的共存。因此，我们的身份是高度灵活的、个性化的，具备做出多层次回应的能力。· 自我感知是多面向的，它具有联觉性。我们关注不同形式的思维/感知，换句话说，我们以感受的方式思考（feel thinking）。· 通过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思维，囊括舞伴的思维，并成为多重感知者。我们的感知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被带入与环境产生共鸣的行动中，从而作为一种对齐而协同存在的生态（ecological alignments of being）行动着。作为生态系统，人类与非人类都拥有虚拟和现实的交叉轨迹，横跨多个尺度，包括极其微小的、包罗万象的、现在的、未来的和过去的层次。· 当一只手与另一只手共同运作，我们是在共通中（in communion）而非在协调中（in concert）行动，我们在内在作用中（intra-actively）而不是在互动中（interactively）行动。我们带着对政治的认知而行动，从而认识到这些行动的社会与政治意义。然而，我们的行动不以权力为基础，也不是出于分裂或等级的考量。我们在主动“实践”如何创造我们的主体性，而不是被迫成为一个孤立的主体。体验个体内在及外部的多样性，会激发关系的不断变化，通过积极参与应对不断变化的权力差异，应对它们在运动中的上升与下降、出现与消失——这是一种带有精准意图、清晰表达的技术。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提出：若经验不是内在感觉的连续体（纯粹的时间性），而是事物和关系的多样性，那么其空间维度就与时间维度同样重要。这是在为一种不同于文化规范的存在和思维方式辩护——从而想象一种更为开放的存在态度，实践主体性（潜在的）外向性。
（2005: 58）
注意力的实践将自我感知从个体化的、一个身体对另一个身体的行动，转变为具有流动边界的身心延伸，从而导向不同形态的政治关系。生态关系接连涌现，改变着形态与功能，带来灵活性与潜力。这些都是重新思考自我作为一种感知生态体的可能性。接触即兴邀请我们发展注意力的技术，深入到关系所构成的生态细节当中。在移动、被移动中，我们共享那些不稳定的时刻，并由此捕捉到那里的创造力。注意力的政治激发了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它是一种差异性的实践，并将相互关怀和馈赠作为一种礼物给予彼此，给予世界。注 [1]：贝克曼（Beckman）补充道：“我所说的多节奏，是指两个或更多个同时出现的节奏、能量、事件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宇宙是多重节奏的表达。如星球运行，如细胞以不同的频率交织着它们的振动 （2013，强调为原文所加）。”Abram, D. (1996), 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in a More-than-Human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Albright, A. C. (2003), ‘Dwelling in possibility’, in A. Cooper Albright and D. Gere (eds), Taken By Surprise: A Dance Improvisation Reader,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p. 257–66.Banes, C. (1987), Terpsichore in Sneakers: Post-Modern Dance,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Barad, K. (2012a), ‘On touching – the inhuman that therefore I am’,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25: 3, pp. 206–23.—— (2012b), What is the Measure of Nothingness? Infinity, Virtuality, Justice, vol. Number 099: Karen Barad, Kassel: Erschienen im Hatje Cantz Verlag.Brandes, A. (2010), ‘Blake Nellis and Aaron Brandes (Brando) Earthdance’, Januar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QRF2sLK1vY. Accessed 7 June 2013.—— (2013), ‘Blake and Brando Fall Slow50’, http://youtu.be/QXGMbGAUu0Q. Accessed 7 June 2013.Brennan, T. (2004), The Transmission of Affe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Cohen, B. B. (2008), Sensing, Feeling, and Action: The Experiential Anatomy of Body-Mind Centering, Northampton, MA: Contact Editions.Keogh, M. (2001), The Art of Waiting, North Easton, MA: Self-Published.Koteen, D. and Smith, N. (2008), Caught Falling: The Confluence of Contact Improvisation, Nancy Stark Smith, and Other Moving Ideas, Northampton, MA: Contact Editions.Kozel, S. (2007), Closer: Performance, Technologies, Phenomenology,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Lepkoff, D. (2011), ‘Still moving – Contact improvisation: A question’, Contact Quarterly, 36: 1, pp. 38–40.Little, Ann C. (1972),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anta Barbara, CA, 20 December.Little, N. (2010), ‘The geometry of attention’, in A. Cooper Albright, with K. Barkley, K. Evans, J. Trumbauer, D. Brown and R. Wortman. (eds), Encounters With Contact, Oberlin: Oberlin College Theater and Dance Program, pp. 72–73.Manning, E. (2007), Politics of Touch: Sense, Movement, Sovereignt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Relationscapes: Movement, Art Philosophy (Technologies of Lived Abstraction),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assey, D. (2005), For Space,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Massumi, B. (2002),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Merleau-Ponty, M.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New York: Routledge.Myers, N. and Dumit, J. (2011), ‘Haptic creativity and the mid-embodiments of experimental life’, in F. E. Mascia-Lees (ed.), A Compan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 and Embodiment, Hoboken, NJ: Wiley, John & Sons, pp. 239–61.Nachmanovitch, S. (1990), Free Play: Improvisation in Life and Art, New York: G. P. Putnam and Sons.Nelson, Lisa (2013), interview, New York, NY, 20 October.Novack, C. (1990), Sharing the Dance,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Olsen, A. (2002), Body and Earth: An Experiential Guide, Lebanon, NH: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Paxton, S. (2003), ‘Drafting interior techniques’, in A. Cooper Albright and D. Gere (eds), Taken By Surprise: A Dance Improvisation Reader, Middletown, C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p. 175–83.Sewall, L. (1999), Sight and Sensibility, New York, NY: Penguin Putnam, Inc.Videoda (1987), Fall After Newton, video recording, East Charleston, VT: Vide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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