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时间拨晚一小时，都不知，全早到了。
课前闲谈。谈中国目前大富、巨变，文化前途如何？木心：我们目前忧国伤时，是一回事，个人主义打算，是另一回事。从个人主义角度说，还是现在这样好。上海解放前，我也觉得上海是个罪恶的城市，可是一“解放”，水清了，我知道我错了。个人主义的空间没有了。
巴黎当时也是罪恶之渊，大家都往巴黎跑，在不安定中求安定。纪德说：“在暴风雨的中心是安静的。”达·芬奇看了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天顶画，说：“我不如米开朗琪罗，但他是暴风雨，我是那个中心，上帝在那个中心。”
（说到中国目前经济好）木心：很简单，好钢琴家，要有一架好钢琴；一架，足够了。好钢琴家连一架琴也没有，惨了——可是不会弹，钢琴再多也没有用。
今天讲卡夫卡。他是可以讲讲的。他的作品，上次讲了，后来他要烧掉。今天讲他的主要作品：《美国》（Amerika）、《审判》（Der Process）、《城堡》（Das Schloß）、《变形记》（DieVerwandlung）。《美国》是他假想的。他没到过美国。主角是个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受女佣引诱，得私生子，父母责罚。他写美国妇女饥寒交迫，死在街头，打工者因疲倦昏倒在地上。警察残暴，流氓横行敲诈。
他只是借美国名义虚构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表现社会矛盾。我看是不成熟的，不成功的，一般评价也不高。《审判》有点意思了。主角是个银行襄理，叫约瑟夫·凯（Josef K）。一天早晨，秘密法庭宣布要逮捕他，他慌得不得了，自问无罪，到处申辩，找律师。律师说，法院是个藏垢纳污的地方，如你是犯人，有冤也无处申。于是他去找法院画师，画师说，法院一经对某人申诉，就已定罪，无法反驳。他又找谷物商人帮忙，谷物商说，我为自己的案子折腾二十年，倾家荡产，还没结果——主角终于觉悟，法庭有强大背景，能把无罪人捉来，审讯，密探接受行贿，法庭推事都是无才无能的，最后，主角在黑夜里被法庭处死。
故事就是这样。写法模模糊糊，气氛恐怖、压抑，说来是作者在奥匈帝国统治下捷克人的心情。
卡夫卡生在奥匈帝国末期。什么叫“奥匈帝国”（Austria-Hungary）？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联合组成，匈牙利人称呼“奥斯马加”（Osztrák-Magyar）。由奥王兼匈王，两国军队合用，度量衡、关税、币制，两国一致，此外分行制度，历五十一年，直到一次大战后，分解独立。捷克是一战后独立的，首都是布拉格。《审判》已有他自己风格。主角名字K是作者第一人称字母。细节很真实，色调很阴森，我们可从读者立场看，解作“真理可望不可即”。小说有一人物是牧师，他说：“真理是有的，通往真理的路障碍重重，但我们不可能闯过去，因此真理找不到。”
这个悲观主义论调，从宗教出发，上升为哲学，又回到宗教。人类的上智者的痛苦，是明知真理是有的，可是得不到。下愚者快乐，无痛苦，他们不需要真理，所以他们没有失望。人类中多的是既不上智，也不下愚，忽觉有真理，忽觉无真理，忽而找找，忽而不找了。这是我的看法，但确是从《审判》中引申的。
当时他写的背景还是奥匈帝国。帝国去掉后，情况还是存在——后来捷克来了苏联老大哥。
接下去，我将这问题再扩大化。艺术品分三大类：
一，有现实意义，没有永久意义。
二，有永久意义，没有现实意义。
三，有现实意义，有永久意义。
大家对照自己，属于哪一类？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大致属第一类（十九世纪俄国那种“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不同）。例如歌颂斯大林，按“延安讲话”写的那些作品，当时确有现实意义，现在没有了，只限于一国、一个短时期。
不以反映现实为务，属第二类，如塞尚、梵高。苹果、向日葵有什么现实意义？几千年前，几千年后，苹果，向日葵，都是这样。
再举例，属第三类——像托尔斯泰、狄更斯、哈代，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永久意义。历史过去了，永久意义仍在，甚至更强。1812年过去，《战争与和平》不过去。
如果着眼于永久意义，更好，如《复活》，等到它的永久意义出现，连它的现实意义也带进去。
这样的分法，我是在旧事重提：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现在看来，这争了一百年的事，双方都不知在说什么——文理上先不通：什么叫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比如，什么叫为吃饭而吃饭？
为人生而艺术？难道有为狗为猫的艺术？
都没说清楚。说清楚后，不叫“平反”，是“反平”。
回过来说三类：第一类属政治宣传，宗教宣传，商业广告，流行文化。都只有现实意义，没有永久意义，实用第一。本世纪津津乐道的“次文化”，没有永久意义，严格讲，也不能说现实意义，只能说是有市场，有销路。
所谓次文化，就是反文化。可能文化会死在次文化里，次文化是个杀手，要杀掉文化。这点没人提过。
唐宋元明清统统给杀死。一个没有文化的富国，等于肥胖的白痴。
扯远了，回来，讲《城堡》，这是他的代表作。
主角也是K，他请求在城堡近郊落户。去了，找了好久，找不到，冒充土地测量员，得向导，走一整天，还是找不到。K于是勾引城堡官员的情妇，还是达不到目的。小说到此结束——K直到临死，才得到城堡允许，可在郊区落户。
城堡代表官方机构，高高在上，民众怎么也靠他不拢。这样粗浅的解释，是对不起卡夫卡的。
城堡的现实意义，是指奥匈帝国。永久意义：所谓真理、自由、法律，应该都是存在的。可是荒诞的世界总是设置种种障碍，永远达不到。想尽办法，以为得到一点点可能，结果又有障碍，永远达不到。
艺术上谈谈。
从前我和李梦熊谈卡夫卡，其实都没有读过他，都是骗骗自己。来美国后只听港台文人卡夫卡、卡夫卡，家里还挂着他的像——我心中觉得情况不妙。一个人被挂在嘴上，总是不妙。
结果偷偷读了卡夫卡——港台文人根本是奢谈，炒股票似的炒卡夫卡——卡夫卡手法是很好，写得朦胧，但笔法很肯定。再看下去，发现他是个寓言。
寓言宜短不宜长。
寓言一长，读着读着，读者已经悟了，到后来，大悟没有了，分散了，卡夫卡上了自己的当，所以他要烧掉。
他的色调很灰，意象很特别。官僚抽宗卷，办公室里一片宗卷倒声，这种写法好。
你们要读《城堡》。注意开头几段，功力非凡。
下面还要谈到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关系。
我还是喜欢现实主义。醒着做梦和梦里做事，总是醒着好。醒着做是“拥抱”，梦里是“touch”（触摸）。
梦里爱一个人，总是爱不好的。
喔哟！卡夫卡这个名字一听就好像不得了。等到看见照片——这么苦命。从耳朵、眼睛，一直苦到嘴巴。这么苦命，和中国贾岛一样。
“现实”像墨水，我蘸一蘸，写“永久意义”。但不能没有墨水，不能不碰现实。
我年轻时不看报，唯美，空灵，抽象，很长一段时间如此，不好的，不行的。一定要有土壤，肮脏的土壤，不然生命就没有了，味道没有了。
现实是永久的一环。《变形记》，主角格里高尔，旅行推销员，忠心耿耿，安分守己，忠于职守，每天劳碌奔波，从来不敢偷懒。有天醒来，发现变成大甲虫。背上坚硬如铁，肚子有棕色甲片，很多细腿。而他还要赶五点火车去推销，钟点已是六点半。不久家人、秘书，都来了，他慌得掉在床下，秘书骂说经理已怀疑他要贪污，他辩，但秘书听不到。他爬出门，秘书吓跑，母亲昏倒。父亲把他打回屋。后来只有妹妹进来送食，打扫。他本来养家，成了甲虫后，家计无着，父亲打杂，母亲缝纫，妹妹出去做佣人。有一天父亲追打这甲虫，以苹果击，后来苹果烂在甲虫背上。房屋被分租，妹妹为人拉琴，甲虫爬出偷听，被赶，他退回房，妹妹锁门。第二天甲虫死在屋内，全家高兴，去旅游。
妙是妙在他写格里高尔的心理。写到后来，自己都变成甲虫，读者也会感到自己是甲虫。我们都同情这甲虫，他原来是个秉性善良的人，一家之主，节衣缩食，省钱持家，供妹妹上音乐学院，成了甲虫后，还爱家人，只望自己死。
这是一种独特的人道主义。主题是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来爱侮辱他损害他的人。
这种转了味的人道主义，很感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从来没用过这种手法。
他死了，全家去旅游，这写得好！
对现代文学影响很大：荒诞、象征、现实，很自由地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他在现代文学中开拓新技法，新境界，新造诣（“诣”，即到一个地方）。《城堡》，《变形记》，手法是他个人的偏好，他完成得很好，他的作品并未完成，但风格完成了（有的人作品完成了，风格没有完成）。
这里要说到荒诞与现实的互补关系。这是一条大路（这可以解释丹青最近的画），也可以说是“互动”。为什么说是条大路？因为人世间的事，充满真实性的荒诞，真实的事，一派荒诞。
现实主义整个已有的成就，十九世纪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
这不叫进步，叫发展。以我个人的喜爱，我偏于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正如我重视醒着的生活中的事物，认为假想的梦中的事物不够味。
但这样可以平实对待卡夫卡和马尔克斯——不必大惊小怪。这不是空前绝后。未必胜于十九世纪，虚虚实实未必胜于实实在在。
结论是，我们还有路可以走。
关于卡夫卡讲到这里。下面换一个作家来讲。
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1890—1938）。捷克戏剧家，小说家。伏契克（Julius Fucik）说他是捷克文学中最有世界性的作家。父亲是乡村医生。他在大学里学哲学，毕业后任记者，1920年发表《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一举成名，又发表与哥哥合作的《昆虫生活》（Pictures from the Insects’Life）。接着，发表《长生诀》（The Makropulos Affair，又译《马克罗普洛斯事件》）、《白色病》（The White Disease）、《母亲》（TheMother），都是剧本，主题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独裁，反法西斯主义。小说影响大的有科幻小说《专制工厂》、《原子狂想曲》（An Atomic Phantasy）、《鲵鱼之乱》（War with Newts）、《第一救生队》。主题同上，反帝国主义战争罪恶。
他的表现主义继承了斯特林堡的传统，用夸张、扭曲、荒诞的形象，反映严肃的现实。
人的异化，是人的毁灭。科学物质昌盛，少数人赚钱，多数人受害——我总以为这是外在的、硬性的，写时痛快，于事无补。是一种发脾气的理想主义。
还是书生论政。
不反对他写。我自己不会写。对现代现实，我最多写一些简短恶毒的评语，给朋友看看，一笑，反正是完了的。人类的现代化，无非是人类自毁的速度加快。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1878—1957）。这个人有点意思了。生于德国犹太小商人家庭，贫寒，本人长期行医为业。在表现主义刊物《狂飙》上发表小说《黑窗帘》（DerSchwarze Vorhang），一举成名。早期还有三小说：《王伦三跳》（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瓦伦斯坦》（Wallenstein）、《山、海和巨人》（Berge Meere und Giganten）。《王伦三跳》，以十八世纪晚期中国为背景，影射德国的黑暗现实。王伦是道教点传师，老子的忠实信徒，主张“勿抵抗”。我想这是反讽，以宿命论、不抵抗主义来批判专制暴政。《瓦伦斯坦》我没有看过，从略。《山、海和巨人》，写公元二十至二十七世纪的人类故事，古生物复活，和人类打，主题是人创造高度物质文明，导致人自己退化。
中期，长篇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Alexanderplatz）、《一九一八年十一月》（November 1918，eine deutscheRevolution，又称“四部曲”，包括《市民和士兵》、《被出卖的人民》、《部队从前线归来》、《卡尔与罗莎》四卷，是他代表作，歌1918年德国革命，颂卡尔·李卜克内西）。
当时对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都有误解。资本主义看得见，共产主义看不见。以看不见批判看得见，当然容易。现在共产主义看得见了，资本主义呢，变样了。
晚期，长篇《哈姆雷特，或漫漫长夜的结束》（Hamlet oderDie lange Nacht nimmt ein Ende），探讨每个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毁灭中的责任。
论技术，他能大刀阔斧，又能精雕细琢。他是反映论者，主题先行者，反映现实，加以批判——等到共产主义过去，他的现实意义过去。
再讲几位诗人。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生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和莫扎特同乡。这个人我同情他。他在年轻时学药剂学，后任职军中药务稽查，在前线见战争残酷，要疯了，曾试图开枪自杀，被救下，写诗反战争。这是个好人。
他受梅特林克和兰波影响，表现主义、象征主义都用。有诗《塞巴斯蒂安在梦中》（Sebastian im Traum）、《寂寞者的秋天》（Der Herbst des Einsamen）、《夜歌》（Gesang des Abgeschiedenen，一译《死者的歌》）。风格忧伤哀婉，沉郁顿挫，有杜甫、屈原的味道。他是个真性情的人道主义者，也写优美温馨的诗，一边反战，一边向往平和幸福的生活，意境深远，格调高雅，对德国当代写作有影响。
人好，语言就会好——艺术本来想救人类的，救不了，结果倒是救了艺术家自己。救不了艺术家，那他是个凡人，不能怪艺术。
弗兰兹·魏菲尔（Franz Werfel，1890—1945）。捷克人，出身布拉格工厂主家庭。作品有诗集《世界之友》（DerWeltfreund）、《我们是》（Wir sind）、《审判日》（Der Gerichtstag）。基本主题探讨人的道德责任，以真挚激昂的热情寻找答案。他习惯用各种题材表达一个思想。什么思想：人必须依照良心的嘱咐来对照自己的行为。他痛恨道德沦丧、人性堕落，他的主题是道德良心。
但这永远是诗的主题，各时代写法不同而已。
他境界还是高的。他写战争，不写惨状，写人在战争中的道德沦丧，不友爱，残酷，自私，他是真诚、有见地的。风格明快温柔，优雅匀称，从心底里透出优越的情致。别忘了所谓表现主义一般都靠怪诞恐怖，有点歇斯底里，他是表现主义中的异数。他表现温柔。
他也写戏剧，却抽象模糊，不易理解。
他认为现代社会是金钱造成人的堕落，传统的人与人的友谊丧失了，只有金钱关系，感情不通，思想不通，没有抱负理想。这都对的。他又写人性的光明伟大，“唯有天良和道义能拯救世界。”要人们醒来，恢复责任和友爱。他说：
我是你的，我是大家的，我们是兄弟，别存心跟我作对，啊，有朝一日，我们彼此张臂拥抱，那该多么好。
这种声音曾经很熟悉，现在陌生了——那是贝多芬的声音，是《第九交响乐》的合唱。但艺术救不了世界。苏联宪法通过时，唱《第九交响乐》，中国国庆十周年，唱《第九交响乐》。我来这么说：
只有艺术才能救人类。
但艺术救不了人类。
问题不在艺术而在人类。
我们属于艺术，不属于人类。
我是已经冷静了——上次丹青说我其实是热情的。我说，有那么一点，一点点热过了的情——因此我喜欢魏菲尔的诗，读一首给大家听：
你小时可曾玩过枪
有木塞背带的枪
可曾弄坏扳机
如今我沉在遐想里
你和我一起哭吧
不要心肠太硬
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海姆（Georg Heym，1887—1912）。出生于西里西亚。在柏林攻读法律，做过候补推事。和表现主义作家往来亲密。他是个好人，见人落在冰里，自己跳下去救，死了。二十五岁。
他生前出过一本诗集《永恒的一天》（Der ewige Tag，1911），这题目不祥。死后又出一诗集。他把庄严典雅的古典风格和放荡不羁的现代技巧结合起来，格律整齐，赋予神奇瑰丽的想象。早死，可惜。
下次讲表现主义的戏剧作家（现在表现主义还大有余波），他们个性特别强，在同一风格下各有风格，为什么？
他们有个人主义的人文背景。
个人主义，我归结为：自立，自尊，自信。你不能自立，就无法自尊。不能自立自尊，何谈自信？
西方艺术家个个有自己的风格。这一点，我们吃亏了。
最后来一句半俏皮话：个人主义就是健康。
祝诸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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