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高佬永60岁时，被没收了所有资产，并被下放去了深圳平湖农场。他有过两任妻子，前妻死于枪炮，第二任妻子生下了邓爱群。他的大女儿也死于沙井陈培的伪军之手。日本人来到清平墟后，高佬永非常害怕，偷偷跑路，谁知道出去反而更惨，10个人走难，9个被炸死。”
邓爱群眼中的粮食加工厂
主讲述人 邓爱群
在清平墟近代发展进程中，粮食加工业起着决定性作用，用现在的话说，是龙头产业。它不仅涉及巨量的产品加工，也涉及大量的商品交易。清平墟看似仅属于新桥村的一个小地方，其实社会功能和建设规模当年相当于一个场镇，甚至有了自己的招牌，而这些，在松岗和福永却没有。
邓爱群1950年出生，她的父亲叫邓永添，人称高佬永。十几岁时，高佬永便从东莞随父亲来到清平墟揾食。起初，他们开民房铺头起家，并买了一大块土地。据邓爱群回忆，当时，她父亲刚来清平墟创业时，这里没有专门的码头，只有一块踏板探过来，人们就那样通过踏板上船下船搬运东西。她父亲建好粮食加工厂后才有了码头，船都是从海上过来的，装着谷子从基围那边过来，一船一船从码头上岸。“我爸爸来开米机厂之前，这里还是传统的碾米方式，费劲儿，产量不高。我们全家都是过来做实事的，没有坐着吃。我爸爸非常勤恳，天天忙碌，也没有想过剥削别人，结果最终还是被评了地主成份，他觉得非常冤。他请的伙计，都给了工资的，请的伙计有十几廿人，米机厂越做越大，用的都是日本进口的机器，很先进，直到后来米厂倒闭了，米机设备还没坏。我爸爸常说，得先给别人食饭，自己才能食出风味。他虽然是外地过来的，但跟许多新桥人一样，都是好人，很善良。他应该得到更为公平的评价。”
人生在世，能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都应该得到世人尊重，具体到对某个人的评价，相信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粮食加工厂由高佬永所开，为家族企业，后经解放，所有企业统统改成合作社，实行公私合营，按道理，政府和私人都应有份。“解放后，本来我老爸对加工厂仍然有份的，后面却没给到他，全归了政府，他不理解，我也不能理解。但是那个年代，不理解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是他最小的女儿，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在了，不理解就不去理解呗，反正我都七十多岁了。你们今天能够想到我，想到我爸爸，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邓爱群说到这里，禁不住有些激动了。
从她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当年高佬永既务实也挺有眼光。当初他决定在清平墟创业，看重的就是这前面有一条河，有河就好揾食。米机厂建成后，福永和西乡的谷子全部装过这里加工，他确实为自己挣了一份家业，但也为当地一大批人谋到了生路，所以，大部分清平墟人还是从心底非常尊重他的。当然，按照当时的政策，他既有田地，又有企业，被评为工商业地主，相对算是比较轻的了。1949年，高佬永60岁时，被没收了所有资产，并被下放去了深圳平湖农场。他有过两任妻子，前妻死于枪炮，第二任妻子生下了邓爱群。他的大女儿也死于沙井陈培的伪军之手。日本人来到清平墟后，高佬永非常害怕，偷偷跑路，谁知道出去反而更惨，10个人走难，9个被炸死。
解放后，粮食加工厂归国家所有，后改名新桥粮站，成为沙井粮所属下单位，叫新桥粮站，整个新桥及福永部分公粮余粮都来这里上缴。有一段时间，农民的粮食吃不完，收上来的被称作超购粮。超购粮都是由粮站统一收购，然后交给国家。
曾泽涛1969年去了部队，1975年退伍，1976年招工到沙井粮所工作，主管政工和外线。据他讲，所谓外线就是下去农村征粮，征到粮食后就拉来粮站。当时除了粮站，新桥还有个油厂，隔清平墟大概两公里，专门收购花生榨油。随着科学种田和农业学大寨的兴起，粮食产量翻倍增产，当铺的粮堆不下了，就修了两个圆桶仓。解放前后，粮食加工好后，就放在现在的木棉树旁边，然后用船运往太平和广州，每日船只来来往往，从不间歇。船从广州太平一带返回时，就会装回缸瓦、鸡鸭鹅到清平墟卖。
“如今的清平墟一号及其后面几栋，都是加工厂的办公室和宿舍，中间还有个球场。大米加工后，经过多条管子运输到米仓里，大车在球场上调头，米机就摆在观音庙后面，机房好大。”曾淦海补充道。
百姓食为天，米机厂关掉后，大部分清平墟人只好另谋职业。所幸改革开放后，门路越来越多，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业，大家都过上了安稳而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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