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手记//刘郎,隐于尘烟却不忘来处//段作文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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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7 09:09
广东
四年前初夏,我写过一篇近五千字的散文《和刘郎聊天》,大意是:在当时,我和朋友们都觉得,三十岁的刘郎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诗人,至少,在工业区开饭堂的诗人中,他写诗是最厉害的。他是一个靠在深圳工业区开饭堂挣到第一桶金的小老板。那些年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约上书生、楚桥和刘郎喝一场,有时在他饭堂喝,有时在路边摊喝,有时在大排档喝,有时在特色菜馆喝,有时只喝啤酒,有时只喝白酒,有时几种酒混着喝。他活得通过,酒量好,却容易喝高。有一次中午在洪田公园附近没喝过瘾,又去西乡和诗人鲁子喝口子窑,三人干掉两瓶,总算到位了。然后坐地铁,他问我怎么就不会写诗呢?我说真不会,连小说散文都写不好。他说你书看少了,你不看书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你要牛逼起来,别写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整天唠唠叨叨的,写得太现实了,毫无想象空间和文学价值,你要多看书,把作品提高一个档次,大家都不是天才,不是天才又不看书,写出的作品能牛逼到哪里去?我们在地铁上聊了半小时,在马安山下车后又去奶茶店门口坐着抽烟,喝奶茶,继续瞎聊,聊得最多的仍是关于文学价值和写作意义,说的全是酒话。那篇文章我贴在了自己的公众号上,点击量不到200,至今仍未公开发表,亦未选入我的散文集《人间烟火》。他看了之后,说有几句过头了,比如说自己很牛B,说我的写作毫无意义,都是酒话。我说酒后吐真言,你本来就很牛B,我绝大部分作品确实毫无意义。他说好吧,也只有你敢这么写,录音机一样把日常生活直译过来,就自以为是一篇文章,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觉得是好文章。那之后,一晃四年多就过去了。这四年多里,特别是前三年,我们每年至少会喝八次酒,而近一年来,我们仅见过四次面,每次都是我叫他来沙井或新桥,其中有一次他居然没喝酒,说身体扛不住了,老咳嗽,刚从医院出来,老婆孩子不让喝。去年最后一次见面,是年尾,在新桥中心路龙雨堂,一个朋友开的私厨,十好几号人,大多是相识已久的文友,除了楚桥,还有来自福田的书生、龙华的先和、南山的西西、石岩的冯毅、新安的小橙。那天晚上他看上去兴致挺高,说两个月没喝酒,身体多项目指标已趋于正常,饭堂生意越来越差,跑货运没啥意思,年后准备在饭堂附近搞个小食店,信心满满的样子。两个月后,也就是今年年初,有个湖北朋友从老家搞来一堆小龙虾,我们拿去新二村谭大师店里加工,作为主菜,然后约了他和楚桥,喝几瓶我记不清了,反正他不但自己醉了,还把其他人弄高了,从黄昏弄到深夜,然后歪歪斜斜坐电瓶车回了塘尾。那是我们今年喝的唯一的一次酒,他傍晚就过来了。我们坐在新二村一栋古老的民居顶楼上,吹着初春凉意尚存的晚风,看夕阳慢慢隐去,任晚霞悄悄淡去,在黄昏中等待着来自湖北的小龙虾出锅,一如既往的喝茶,闲聊。聊着聊着,他叹了一口气说,饭店开了不到俩月就关门了,净亏两万多,霉透了,饭堂保本都难,没鸟事干了。那也不能啥都不干,一大家人在深圳,还背着房贷呢,我说。走一步看一步,先休息一下,然后,会去跑货运,只能跑货运了,还能干啥?他掐灭烟头,又点上一支,猛吸几口,不停咳嗽。你还是应该写点东西,好久没见你发朋友圈了,如果你都不写了,我们还写个屁?我说。在写呀,只是没以前写得多了,写了也不想投稿,不想折腾,没意思,写了给自己看,给张小夏看,张小夏满意了我就贴朋友圈,当然,这也没多少意思,我想干点有意思的事情。那之后的这大半年里,我们再也没见过刘郎,好几次我叫他出来喝两杯,他都说忙啊,跑车拉货呢,昨天广州,今天江门,明天潮州,后天可能就在梅州了,你们喝。于是每次喝酒,就有文友问起,刘郎呢?刘郎去哪了?好久没见了。事实上,他一直在我们经常聊天的群里,聚会时,我们基本上都会在群里吆喝,什么时间在哪聚,提前几天甚至几月就酝酿了,不指定叫谁,谁有空谁到。在群里除了约酒,聊饮食男女,也会扯家长里短,叹青春不再,再怎么热火朝天,刘郎也不冒个泡,甚至于提及与他有关的话题也难得见他插一句嘴。他就那么静静地躲在群里,若有若无的样子。有时候我们建个临时群,仍会拉他进去,他也不拒绝,依然静静地呆在里面。十天半个月的,他会发一条朋友圈,发几句我们似懂非懂的感叹,或者贴自己的作品,有时一首,有时三五首。他一感叹,我就能猜到,生活中又遇到了问题,有些可以立马解决,有些可能难以解决。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遇到问题,解决起来的难度虽然不同,但能摆出来,让熟悉或不太熟悉的人知道,这需要勇气,需要直面问题的勇气。作为诗人,一个高中没毕业就来到深圳生活的90后男诗人,他不会在朋友圈直接告诉大家,他的生活又遇到了什么问题,他有时候就说说天气怎么又恶劣了,工业区宿舍楼顶的猫和狗又生了一窝,或者说说脏话,听起来全是酒后话。刘郎不出来喝酒了,私下里,我们偶尔还会联系。五月还是六月一个非周末的深夜,他在“长篇小说四人帮”的小群里发起了视频群聊。他坐在一个老旧的小院里独饮,桌上摆了几个小菜,五六支啤酒瓶,乐呵呵笑着,头发像是染黑了,一点也不沧桑。他举着酒瓶子吼,来呀,哥们,我在潮州呢,来喝酒啊,一个人太无聊了,睡不着,喝不醉。干吗一个人跑去潮州喝酒了?我们问。他说送货啊,送完了,不想回深圳,就在这边过夜,就想喝点好好睡一觉明天继续等活干。哦,原来他真的又跑货运了。那你在哪儿过夜?我问。他说,随便。货运好跑吗?我又问。他说,还行,将就。还行,将就,这两个词在当下,在深圳,从一个年轻诗人口中说出来,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了,比起那些越来越多的“不行,难搞”,足以慰藉人心了。简单的四个字,终于让我们悬着的心安顿了下来,让我们对刘郎的牵挂与担忧不再那么剧烈,让我再次想起了2019年暮秋的故事。那天上午,楚桥开车,带着书生和我,四人去惠州看房。那时候刘郎手上有点钱,说孩子在深圳上民办学校不是个事儿,长远考虑,不知道是在深圳周边买个红本小房子还是在深圳买个大点的绿本,想来想去决定去惠州看看,他堂哥在那边做中介。那时候去惠州看房子的人特别多,疯了一样,下手的也快。看了一上午,觉得不太合适,下午便去了博罗,那中学附近的盘子不错,孩子上学方便,离江边不远,到时大家可以去钓鱼,四人意见高度一致,现场拍板,买,签约,砸金蛋。七十平方,首付之后月供万余,供六年。那时候真是欣欣向荣啊,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我们都觉得,年纪轻轻在工业区开饭堂的刘郎在惠州供个小房子,虽说不上轻而易举,倒也不是多大个事儿。接下来,戴了三年口罩,开发商不能定期交房。开发商违约,业主自然得找个说法,凡是找说法的事儿,没几样不折腾人的,何况是房子这种破事儿。期间,刘郎到底经历了什么,什么时候如何拿到了房子,他没说,我们也没问。两个孩子一开始就上了比较不错的民办学校,学杂费得交,房子得供,饭堂的生意每况愈下,承包新饭堂,开饭店,总碰壁,各种血本无归,难解的问题接二连三,加上诗坛文坛乱成一片,传统意义上的诗意生活与现实际遇格格不入,远离熟悉的人群,远离所谓的艺术和圈子,消失一阵子,对于刘郎来说,或许是一个较为不错且操作起来难度较小的选择。这是我对他隐于尘烟却不忘来路的理解。那次刘郎在潮州发起云喝酒之后,我就特别想写一篇小文章,想写写他怎么突然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这个想法折磨了我好长一段时间,却难以成文。他之所以如此选择,自有其理。他既然都这么选择了,尽可能地想疏离一些人事,如果我自作主张地写,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一种冒犯。有了这种认知,慢慢的,我也不主动约他了,甚至于有时候他在朋友圈发了牢骚,也不点赞了。四天前吧,大概是他妻子生日,他突然贴出一组《给张小夏》的诗,并按语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她的妻子。我见过他的妻子,却不知道张小夏是不是他妻子的真实姓名。我只知道,他一说起张小夏,就是在说他的妻子或类似于他妻子的一个女人。五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们近三十位文友一起去他饭堂喝酒,都见过他妻子,每个人还为他们写过诗。我还记得,更早一点儿,我们在全至工业园席地而坐,朗诵刘郎的诗,事后我写过一组所谓的诗,好几首提及他和张小夏。在我们谈论刘郎和他的诗时,总难以绕过张小夏,绕过他的饭堂,绕过一起喝过的酒。在喝酒与爱张小夏这两件事上,我觉得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更爱前者。在这样的秋天,面对越来越难以定义和确认的未来,最后打动我的,让我不得不写几句的,仍然是刘郎的诗。我知道,《给张小夏》,有那么几首似曾相识,但也有那么几首更令人动容,心碎。它让我一次又一次想起过往,想起我们的来路,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到的过去和难以挽留的当下,想起扑面而来的令人喘不过气的未来,想起刘郎还是刘郎,他比任何时候都热爱着诗歌与生活,热爱着生命中的另一半,以及他的孩子们,一想这些起来,就有莫名其妙的泪水涌出来,就会生出难以掩饰的悲伤。我不停地翻找着朋友圈,寻找着这些年来我们聚会时的旧照片,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经历过的,有的历历在目,有的老半天才回忆起当时的具体场景和喝酒缘由。我来到沙井的这些年,搬过四次家,有三次都是他骑着三轮车过来搬上搬下搬东搬西。我与很多人一样,反应越来越迟钝,脑子里像满了海绵,无法复原那些流逝的岁月和曾经的生活场景,每一张留在朋友圈里与他有关的照片,都可以让我写上一千字,令人感叹,其中有一张是他在我租屋里喝酒,我居然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我想啊想啊,老半天才想起来,原来是我最后一次搬家后,特地约他过来喝了几杯。那些年,喝酒的时候没有刘郎,总觉得少了点意思。我不胜酒力,当餐时可喝可不喝,可见到刘郎,或者说与刘郎坐在一起,不喝两杯就觉得浑身没劲。在我朋友圈里,关于他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不与喝酒有关。我没写过赞美酒文化的文章,我父亲是因为喝酒离开这个世界的,我的体质不宜喝酒,我的收入与身份也和天天喝酒极不匹配,在一些可喝可不喝的场合,我有时候也会选择不喝,可一提起刘郎,不说喝酒似乎已无话可说。从性格上讲,我们的共同点不是很多,从认知上讲,我远不及他,从真正的文学水准上讲,他远远高过我以及我认识的一些作家或诗人。我一直以为并期待着他会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是可以靠诗歌成就更加充实的人生的不多的那么几个人。但就在我们实现理想越来越难或者说生活越过越不顺心时,他悄然转身,隐于尘烟,留下一个看似费解的背影。看着他新帖出的作品,回想着漫长过往,我觉得自己是应该写写与自己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了,从刘郎开始,在他们愿意的前提下。第二天,我见到了书生发在朋友圈的七律“读刘郎《给张小夏》生日诗”,方知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比我更想念刘郎。想念刘郎,这不是一个虚假空泛的词汇和命题,甚至于,我也曾想将此用作本文标题,但后来,我决定不用这个,因为对于刘郎,我们不能仅停留于想念。于是第三天晚上8点来钟,我忙完杂事,去到天台上,对着仲秋朗朗新月,拨通了他的电话。我们像久病初愈的人,一边咳嗽一边通话。他说正在广州呢,下午拉了一趟,等下一单,有什么事?喝酒吗?我说没事,不喝酒,就问问近况。聊了二十来分钟,期间有近十分钟,我在线上听他与身边另一位不认识的司机交流。从他俩的交流中我得知,当下要在平台上接到一单生意是多么的不容易。刘郎说他的单大多四五块一公里,别人拉的多,才三块五一吨,因为同样的车别人装五吨的话他只装三吨,这样安全。他说车是从平台租来的,目前干这个挺好的,自由自在,租金每天200元,一个月下来落万把块钱不成问题,加上妻子的工资,每月两万块钱的支出差点不多了,能勉强维持生活。房子明年就供完了,也快装修好了,女儿去了一个很一般的民办学校上初中。我说为啥不找熟人去一个好点的民办学校呢?他说这样挺好,难得麻烦人家,学校差点,孩子压力小,这世道,除了特别好的大学,读哪个学校不一样?毕业后都难找工作,有什么区别?我说房子装好后搬过去吗?他说有可能吧,毕竟孩子可以在那边上公办,能省不少钱,可问题是,妻子工作在深圳,去到那边没事干,现在有个事干太踏马不容易了。我问饭堂还做吗?他说做啊,越来越难做了,工业区里没几个工人了,根本不挣钱,房子没到期,又不能不做。我说明年过了就好了,不用供房了。他说好什么呀?饭还得吃吧,孩子的学得上吧,如果不跑货运,真不知道干什么,我也不想干什么,不想干那些受制于人的事,我觉得跑货运挺好啊,尽管有些平台特别狗屎,可眼下,有什么平台不狗屎?各行各业都狗屎,以前是人活得不如狗,现在是人活得不如狗屎。我说你的诗越写越好了呀,最近写给张小夏的,把我看哭了。他说有些是以前写的,现在也写,天天写,但满意的不多,工作不稳定,时时得盯着平台,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来单了就得立马出发,注意力不集中,没办法思考,但我还是会写,写一堆放那里。听着他的咳嗽声,以及他对生活现状的平静表述,我心里五味杂陈。最后我说想写写他的生活状态。他说写呀,尽管写,又不是没写过。我说那我就放开写了啊,快过节了,哪天不忙咱们再喝两杯。他说,好。我计划写一万字,当天晚上敲下标题,坐到深夜十二点,想了很多,却没写下去。明天就中秋节了,一大早起来敲了两千字,下楼吃完早餐,想到孩子要加班,难得有机会帮她做顿好吃的,便去市场买了肉和鱼,然后上楼接着写。现在是晌午十一点,我得做饭了,看看文章字数,才五千多一点。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想说的话似乎都说了,不想说的话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剩下的话,就等哪天刘郎空了,边喝边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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