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运六气学说作为中医独特的学术理论，肇源并确立于《内经》。《素问》七篇大论对五运六气的的推演及预测疾病的方法作了颇为全面、完整的论述，后世即据此以推算、预测气候及疾病发生流行趋势。
关于七篇大论的成书年代及作者，自宋·林亿“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第七卷”后，学界见解不一。
自王冰补入《素问·天元纪大论》以次的七篇大论后，学界所论运气学说均指此而言。实际上《内经》中除七篇大论及宋·刘温舒补入的《刺法论》、《本病论》外，其早期篇章亦论及了基本理念，从中可以发现运气学说形成的倪端。
《素问·六节藏象论》前半部分除了记载“六六之节、九九制会”等一些古天文历法外，尚有如下关于运气学说的专门论述：
“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帝曰五运之终，如环无端，其太过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气更立，各有所胜，盛虚之变，此其常也。帝曰平气何如岐伯曰无过者也。帝曰太过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经有也。帝曰何谓所胜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帝曰何以知其胜岐伯曰求其至也，皆归始春。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所谓求其至者，气至之时也。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失时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也。”
《素问·六节藏象论》以五行学说为基础，从气候预测以推断未来发病趋势的方法，可以看作是朴素的运气学说，其法与七篇大论所述者有异，但原理则一致。
林亿等认为《六节藏象论》开篇至上述所引内容，与七篇大论一样，均为王冰编纂《素问》时所补入。
但若将《六节藏象》与七篇大论相比较，两者可见明显的不同：
其一，《六节藏象》虽有“不知年之所加”之说，但推论运气尚仍以“一年”为周期，以“六六之节”五季为气象变化的节律，未见如七篇大论所言的五年、三十年、六十年等周期。另外，《六节藏象》亦未见七篇大论所惯用的干支纪年法，而历史上干支纪年法系东汉以后才开始使用。
其二，《六节藏象》有“五运”之说而无“六气”之说。篇中所言六气系指六个时间节段，即“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明确提出六气为风寒暑湿燥火者，首见于七篇大论。
其三，其对年周期的计算是“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的三百六十日法，四时五季是其主要的时间节律单位，配合五运进行推算，其法比较简单，与七篇大论以五运每运日六气每气日为时间节律单位，以及“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五步推运”、“太少相生’等等复杂的术数推算方法不同。
其四，《六节藏象》一个运气周期气候年始于立春日，与七篇大论所言的始于大寒日不同。
其五，它对一年气候及发病情况的预测不是通过繁琐、复杂的术数推算，而是通过对立春始春日的气候分析而得出，这种没有机械固定的术数推演的方法显得更为直观、朴素。
其六，时令气候对疾病的影响是“所胜则微，所不胜则甚”，没有七篇大论的“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等道教术数气息。
因此，《六节藏象论》中所述运气学说的内容虽然其基本原理与七篇大论相同，但对气候及人群发病趋势的预测方法却有显著差异，两者并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著作。
从天文历法的精确度及预测方法的复杂性看，前者只能是后者的雏型，后者则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再创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冰注上文“在经有也”一句谓“言《玉机真藏论》篇已具言五气平和、太过不及之旨也。”而林亿《新校正》云“详王注言《玉机真藏论》已具，按本篇言脉之太过不及，即不论运气之太过、不及与平气。当云《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篇已具言也。”不用七篇大论内容作注，并非王氏之误，而可能是其注《六节藏象论》时尚未见七篇大论之文。
林亿等认为《六节藏象论》有关运气学说的内容为王氏所补入，当属臆测。
《六节藏象论》所言运气学说之内容，虽然简单、粗略，但它肇后世运气学说之倪端，七篇大论即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理论，其中一些基本名词术语，如五运、六气、太过、不及、平气等，亦为七篇大论所直接引用。
参考：《素问》七篇大论运气学说的肇源与形成，吴弥漫 广州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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