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中美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激烈的贸易战。最终，将近3700亿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受到影响，其中500亿品类被加征25%关税。此后不久，产业转移开始见之于媒体报端，越来越受到中国出口企业的关注。
但是，从2019年10月开始，我们经济又经历了全球性新冠疫情的重大影响。有趣的是，疫情期间，一度担忧的产业转移问题消失了。因为中国工厂从疫情造成的最初冲击中迅速恢复过来，并凭借强大的产业集群和配套优势，有力地支持了全球抗疫的需要。这些商品包括口罩和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物资，以及电脑周边设备和健身器材等居家消费品。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电子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019年的38%上升到2021年的42%，在纺织品出口中的份额从32%上升到34%。也就是说，疫情期间乃至到2022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更加稳固。
但是，随着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的加剧，全球产业链正处于新一轮大变动大调整时期。进入2024年，中国产业链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外迁迹象。产业转移再度成为当下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和中国经济最敏感、最重要的话题。
一、支持产业转移的主要理论或见解
1.比较成本优势理论
该理论是二战以后全球产业转移的基础性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区域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在产业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区域转移的现象。
二战后，从日德崛起，到“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再到中国改革开放，跨国企业、港资、台资企业都是根据这个理论利用当地国家或地区丰富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进行投资设厂。但是，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国家不在具有绝对的劳动力红利（依然有人才红利）和土地资源红利。
早在2016年，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制造业在单位劳动力成本（劳动总报酬/总产出，或平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方面，对美国的优势已缩至4%。与此同时，相比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仍然较低。
2.产业空心化理论
产业空心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转移到国外，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
美国二战后经历了制造业空心化的过程。从产业结构比重来看，制造业从上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至当前约30%。从就业人口占比来看，制造业从上世纪50年代的约30%下降至目前的10%以下，其中锈带占比从上世纪50年代的54%下降至目前的30%以下。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集中暴露出金融产业过度扩张的危害。
长期产业空心化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在美国，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过大，1%人掌握99%财富；中产阶级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萎缩；蓝领工人长期失业等等，最终导致右翼民粹运动兴起，特朗普上台以及社会政治极化。这是美国最近几届政府大力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的根本原因。因此，产业空心化也是目前推动产业转移的重要驱动力。
2.供应链安全与过度依赖
近年来中美关系恶化影响到欧洲对华认知，由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美国对欧洲施压，欧洲政坛出现了“不应过分依赖中国”，甚至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论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必须“避免陷入对中国的依赖，就像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依赖一样”。德国经济部正制定减少对华依赖的政策文件，加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减少对中德合作项目支持。
欧洲国家担忧的对华“过度依赖”体现为进口依赖、创新技术依赖、供应链依赖和市场依赖。仅从进口依赖看，今年4月欧洲中国事务智库联盟发布的报告《欧洲各国对中国的依赖：认知与现实》显示，在被欧盟定义为“依赖非欧盟生产商”的137种进口产品中，中国产品占总价值的52%，包括稀土、钴、镁及石墨等关键性原材料。
目前，美、日、欧盟在这一点上也逐步形成共识。因此，随着地缘政治斗争的加剧，供应链风险成为很多跨国企业的战略关切，应对策略包括供应商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of suppliers）、在地化（Reshoring）、近岸（Nearshoring）以及友岸生产（Friend-shoring）。
3.大国战略竞争理论
近年来，美国两党对华强硬共识持续强化，国会两党多数与拜登政府密切合作，在战略、科技、军事等方面逐渐形成以抗衡中国影响力为宗旨的政策框架。
在政治上，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东京四方对话》加强伙伴关系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在俄乌战争中激活北约来强化共同的价值观来团结盟友。
在科技方面，与中国的竞争此起彼伏。其中最受瞩目的是7月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针对芯片行业的高额补贴法案《芯片与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将对高科技产业补贴2800亿美元。这奠定了未来五年支持企业与中国竞争的主旋律。
10月，美国出台了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限制中国企业获取高科技计算机芯片的能力，并阻碍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这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向中国输出技术方面最大的政策转向。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短短5年时间里，美国商务部一共拉黑了超1100家中国企业。归根结底，这些企业可以主要分为5类，分别是军事技术研发机构、以华为为核心的通信企业、人工智能类企业、芯片技术类企业、研发超级计算能力类企业。
4.产业升级理论
一个国家的产业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同一个水平和状态。当前，中国面临紧迫的产业升级需求。
首先，环保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改善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产业升级，推动由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行业向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转型。习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了环保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重要性。这一理念倡导追求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即通过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其次，专利技术的重要性也促使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在全球技术竞争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更具竞争力。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专利申请，以提高产业链上游的价值和竞争力。通过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能够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最后，追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的发展目标。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以快速增长为主，但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如资源浪费、低端产能过剩等。为了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推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提高整体竞争力。
由此可见，当前产业转移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比较成本、产业空心化、供应链安全与过度依赖以及大国战略竞争等。在我们充分理解产业转移的必然性的同时，还需要重视产业转移的战略意义以及制定合理的产业转移策略，以实现产业升级，推动我国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二、目前产业转移的基本情况
当前，低端制造业产业链主要向东南亚（主要是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印度和墨西哥外迁，尤其以食品、纺织服装、鞋类、木制品、汽车制造产业链外迁趋势最为明显。
皮革箱包主要流向柬埔寨、印尼及马来西亚。纺织品原料及制品主要流向越南、印度和柬埔寨。鞋帽假发则主要流向越南、印尼和柬埔寨。家具玩具订单份额主要集中流向越南。
同时，高端技术制造业回流美国趋势也明显增强。受此影响，欧盟、日本、韩国都加快了这一趋势。医药化工行业、机械制造行业以及计算机电子产品行业的回流态势逐渐凸显。其中部分转移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正常转移，但越来越多的转移与地缘政治因素相关，具有非正常转移的特征。
另外也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市场，服务于国内市场的这部分产业链是不会离开的，但服务于海外市场，特别是服务于欧美发达国际市场的这部分供应链已有了外迁趋势，比如佳能之前就是中国生产，主要服务于中国和国际市场，现在已经把服务于美国市场的复印机生产搬到了泰国。小部分苹果最新款iPhone将在印度制造，而谷歌最新款Pixel手机的部分生产将在越南完成，等等。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韦恩斯坦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韦伊斯巴赫的研究报告，从2018年到2021年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的商品数量明显下降，从越南、墨西哥等国进口的商品数量却大幅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成功地将供应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而是变成了由第三国中转的间接贸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并没有真正减少。
例如，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电子产品增加了近50%，而越南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也增加了近40%。这表明越南并没有自主生产更多的电子产品，而是作为一个中转站，将中国生产的电子产品转卖给美国。同样，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增加了近30%，而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也增加了近20%。这表明墨西哥也没有自主生产更多的汽车零部件，而是作为一个中转站，将中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转卖给美国。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需要防范产业发展与转移的“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陷阱问题：高端产业因为美国不让上、自己技术不能突破而上不去；低端产业因为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而留不住，自己也因为环保等原因不想留。
三、防范产业转移的对策
1.挖掘国内产业潜能，强化国内产业转移，延缓国外转移趋势
从最早的沿海、沿江、沿边，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主的T型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海南自由贸易港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反应了国家遵循循序渐进，由点、线、面不断深入推进的改革开放思路。
目前，国内内地依然有广大的产业承接空间和比较优势，如河南、河北、重庆、成都等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通过引导和支持产业项目落地，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就拿以前交通非常不发达的新疆来说，随着中俄、中国-中亚经贸关系不断加深以及中欧班列和中亚区域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新疆将会迎来更多的贸易机会、物流发展机遇以及区域合作的机会。
2.加快产业主体替代，促进民族产业经济发展
回顾历史，中国制造业经历了几次产业升级和产业主体替代。每一次产业升级和替代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本土企业。它们能够和国外同行同台竞技，开展全球竞争。
第一次升级和替代于1978年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末期发生在以港资、台资企业为代表的纺织服装行业。1997年，中国纺织品出口371亿美元，中国成为最大的纺织出口国。本来，中国是人口大国，纺织业虽然落后但也是全球主要生产大国，也是改革开放中出口条件最好的产业。
随后，中国纺织工业开展了大规模技术改造，国产纺机技术装备水平和市场份额都有明显提升。2007年出口服装面料自给率已提高到70%以上。1990年，体操王子李宁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知名服装品牌。这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纺织业开始从加工制造到中国品牌的提升。
第二次产业升级和替代是家电行业。相比纺织业，家电产业底子更薄。在纺织业突飞猛进的同时，家电行业也在逐步起飞。终于，2019年中国大陆家电销售额8036亿人民币，是全球第一大市场；美国家电销售额达到91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大陆家电出口额达到837亿美元，出口量高达1.11亿件，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约占全球出口额的40%。
特别是海尔、TCL、格兰仕等一大批国产品牌崛起以及全球扩张，中国家电开始取代日韩品牌全面爆发。
第三次产业升级和替代是以手机为主导的消费电子产业。手机产业中国最初基础为零，全是外国品牌和技术。2003年我国手机出口达到创纪录的9523万部，成为世界最大手机出口国。中美高技术战就是美国全面打压中国民营企业华为开始。
3.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电商，促进产业稳定发展
当前，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规模庞大且迅速增长。中国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电商市场之一，涵盖了广泛的产品类别和市场。据初步测算，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38万亿元，增长15.6%。其中，出口1.83万亿元，增长19.6%；进口5483亿元，增长3.9%。参与跨境电商进口的消费者人数逐年增加，2023年达到1.63亿。
传统产业转移是指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将其生产基地、工厂或业务活动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现象。这种转移往往是为了降低成本、寻求更优的市场条件或获得其他优势。
但是，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和庞大的体量使其成为支持产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并能减弱传统产业转移的影响。它通过提供新的销售渠道和市场机会、降低贸易壁垒和交易成本，以及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减少了对于产业转移的需求。
4.制定适合国情的产业转移政策
现代产业的划分应更加准确和全面，不能再使用简单的低端、中端、高端来对产业进行分类。相反，我们应该采用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型等更具体的标准来划分产业，并相应地制定产业发展政策。
举例来说，纺织服装行业被视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也逐渐进入了这个行业。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纺织服装行业定义为低端行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纺织服装行业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附加值，涌现出一些高端品牌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设备。
如今，中国经济无需回到低成本生产阶段，也没有必要如此。相反，我们应该积极鼓励纺织服装企业进行适当的产业转移和国外投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保留机械设备、高端原材料、设计研发和品牌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在国内，而将劳动力密集型的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放置在国外，以获得比较优势并避免受到美国贸易战的影响。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我们需要抓住主导权。不仅核心产业企业是我们自己的，而且产业转移路径也应该是我们设计的，并且符合我们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需要。比如，从以前的“立足中国，服务全球”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立足RCEP，服务全球”的新格局。
因此，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各种坏处而全面反对产业转移，也不应该低估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机遇。相反，我们应根据不同行业（传统行业、新兴行业）制定详细的产业发展战略，从国内区域梯度转移，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国际产业分工布局（中亚、东南亚），以最大程度地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