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 ‖ 崧山孙氏族谱序（三）-订谱解
（编辑：廿八世 孙朗）
谱于何订于晋江塘市孙氏也。订胡以于晋，以晋全而惠缺也。惠胡为缺，惠自迁兹地以来，谱仅载二世祖，而下，其第一祖名号，与其祖所从出之世系，及迁之年月，俱已失之。遍稽之墓碣谱牒【R①】无闻焉。
岂迁自宋末，埋名避乱，抑子孙造次，载籍遗亡，皆不可知。独怪鸿渐【R②】，不知其姓，犹因卜而得陆。吾于今才十余年，中间冠带衿韦，代不乏人，何以苟安，至是亦不一缺陷，而故老相传，以为分派自晋，第未审于晋谁氏果尔，则何不建鼓求之。
因相与置扼毕及，神庙中予与二三兄弟，偕试郡城，有晋孙姓号桥阳者，寄语相闻，谓吾谱载在渠家谱中，𢟍夕可据，盍就其家，按之其人，即今所序。辛末进士起昇【R③】，弟大父也，真有心哉，使当时追蹑，求之便详略可得。
宁待今日，奈何意为影响，犹苟安如前，藉令后人，尤今亦犹今之尤，昔已误再误，将何辞以对，其为缺陷不更大乎。
幸而先祖有灵，子孙不能求谱，祖若自求之。辛未之岁，起昇与予弟【R④】州守励卿相访京师，口诵其谱，娘娘印前，所寄语一一非诬传语至家，家中人抵掌相庆，若空谷之得足音。
然疑信犹半也，已而起昇归，出其谱遍出诸人，则谱修自元至元甲申岁中，载渠派伯氏宋谏议大夫，讳真辅；予派仲氏，宋礼部侍郎，讳嘉安，字仲吉，仍注目其下云，是派别载图谱，今惠安县埔塘是也。
简墨犹隐见可读，而族已识吾埔塘第一祖，名号并识，侍郎四世祖为平谕公，由平谕而上，五代唐时入闽清源【R⑤】，为闽始祖者，远不复谱。
第谱自平谕始，而其迁惠埔塘，则在宋元革易间也。然犹以为未核，细合彼此二谱，勘之。则谏议公称二十五郎，侍郎公称二十六郎，再传渠谱，正道称三十郎，予谱观喜二十八，观佑二十九。
三传渠谱，文习称三十四郎；予谱重贤三十二，资贤三十三。四传渠谱，和叟称三十五郎，和安称三十八郎；予谱仁甫三十六，质甫三十七，良甫三十九。昭穆位序，两两鳞次不爽。
初觉愕然，何以恰合，若是，既綦功缌服【R⑥】，属非疏远，其当日联络未绝，异地犹同堂，理自应尔，过此服绝【R⑥】，则不复序耳。
夫自有惠以来，未闻别有埔塘，起而祖吾侍郎公者。且自侍郎而下，果使若风马牛，则业已各族其族，各谱其谱，安能数传位次不爽乃尔，则吾惠之与晋族无疑矣。
然吾族非仅得晋，幸又得晋谱，而知吾始祖名号，并与所从来之世系年月。以彼所全，补吾所缺，标本了然，如亏之得完，而暗之得明，知本知源，欣喜无量。
如痿而起行，如返故乡，初见父母兄，今而后，侍郎公声迹传于无疆，而伯仲两派，相与敦情谊于不替者，端繇此也，何可忘起昇家之德乎哉。
于是授文卿弟再为校入，又𢣷后世不悉其故，或有崇韬拜汾阳墓之疑【R⑦】，故叙其事以解之。
崇祯壬申岁春月十七世 孙邑庠生承爵 沐谨撰
民国十九年 孙进修 撰
翻译成白话文（孙朗）：
编订孙氏族谱的解释
族谱是在哪里编订的？是在晋江塘市孙氏这里编订的。为何是在晋江编订？因为晋江（这边）资料完备，而惠安（那边）有所缺失。惠安的族谱资料为何缺失？孙氏祖先自迁到惠安以来，族谱仅仅记载两代世祖。往下来说，家族的第一代祖先的名号，以及这位祖先所出自的世系，还有迁徙的具体何年何月（指明确时间），都已经失传了。经四处查考墓碑、族谱（谱牒）等更详细的资料，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
（R①，注释为：“谱”指记载家族的世系，像家族成员的名字、辈分关系等，让人能清楚家族的繁衍脉络；“牒”的内容更丰富，包括家族成员的事迹、迁徙情况、官职等诸多信息。“谱牒”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明确家族传承秩序的重要文献，有助于凝聚家族力量，也为史学研究、社会阶层变迁等诸多领域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记载。）
难道（孙氏祖先）是在宋朝末年迁徙而来，为躲避战乱而故意隐姓埋名。还是子孙鲁莽行事，导致记载的族谱丢失，这些情况全都无从知晓。只会怪那陆羽（字“鸿渐”），不知道自己的姓氏，还通过占卜才得到了“陆”姓。我到现在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这期间又做官、又读书，而每一代都有不少这样的人，我又怎能苟且偷安呢？到现在（族谱信息）也有一些缺陷遗漏的，经过老一辈人的口口相传，有人以为（孙氏家族）是从晋代时期分派而来的，只是没能弄清楚在晋代时到底是分自哪一家族。如果真是这样，为何不公开去探寻一番。
（R②，注释为：据《新唐书》《唐才子传》等记载，陆羽是弃儿，不知父母是谁，也无姓名。其养父智积禅师以《易经》为他占卜，得“蹇”之“渐”卦，卦辞为“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卦辞为其定姓为“陆”，取名“羽”，字“鸿渐”。另有说法是陆羽年长后自己以《易》占卜得此卦，从而自定姓名。这里大意是指说者以“陆羽”为例，感慨自家情况，认为自己不应该安于现状，而应延续族谱的编订。）
因此我置办了一些相关物品到神庙中供奉祈求，并与我两三位兄弟，一同到郡城去参加考试，有个姓孙的，自称是桥阳的晋江人，托人带话给我，说我们家族的族谱记载在他家的族谱当中，确凿无疑，不妨到他家去，查看核对一下，这个人，就是如今我作序所提到的。他是崇祯辛未年（1631年）考中进士的孙起昇，他真是用心，当时帮我接着追查下去，去求取（相关族谱资料），就得到较为详细完整的族谱内容。
（R③，注释为：孙起昇，为晋江南塘塔江人，十七世，讳枝灼，号调玉。明朝启丁卯科中试举人，崇祯辛未进士。殿式三甲第二百七十七名，刑部主事行人司行人北科给事中。历任江南宁国府、广东潮州府知府，历任副使，钦命册封琉球。）
难道要等到现在吗？无奈只是捕风捉影（没有实际行动），还像从前一样苟且偷安，如果让后人（面对此事），就如同现在责怪前人一样。过去已经耽误了，要是再耽误下去，将拿什么说辞（借口）来应对呢？那样造成的缺陷不就更大了吗？
幸运先祖在天有灵，子孙没能求得族谱，先祖却好像自己去求取了一样。明朝崇祯辛未那年，起昇和我弟弟（州守励卿，孙文卿）在京师（北京）相互拜访，（起昇）口中念诵着族谱内容，就如同在圣母娘娘面前，之前托人所带的话，一一都不是虚假传言。当我弟弟把这些消息带回家中，家人们都拍掌庆贺，就好像在寂静的山谷中听到了人的脚步声（那般惊喜）。
（R④，注释为：孙文卿，名奏云，字忝生，号若韩，惠安埔塘人，十七世，举人孙幼孜之弟，邑增生，仰承兄志，纂修孙氏谱牒。）
然而怀疑和相信的程度各占一半，不久之后（起昇）起身回去，拿出他家的族谱给众人看，原来族谱是从元朝（1271年）至元代甲申年（1284年）编修的，上面记载着他们这一支派的伯父，是宋朝的谏议大夫，名叫真辅（四世祖班尉公长子，住晋江塘市）；我们这一支派的叔父，是宋朝的礼部侍郎，名叫嘉安（泉州五世祖，为四世祖班尉公次子，住惠安埔塘），字仲吉，并且在名字下面还注明，这个支派另外记载在族谱图谱之中，就是如今惠安县埔塘这个地方。
族谱那上面的文字墨迹还隐隐约约能够辨认出来、供人阅读，并且族人已经知道我们埔塘的第一世祖的姓名和字号，既侍郎（孙嘉安）的四世祖先是平谕公，从平谕公往上追溯，在五代十国之后的唐代时期进入福建清源，作为福建这一支的始祖，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就没有再记载到族谱里了。
（R⑤，注释为：“清源”二字，本指清澈的水源。唐代时期，为福建泉州下辖“清源县”（今仙游县）。1995年《仙游县志》第一节“隶属”载:唐圣历二年(699年),析莆田县西部,以俞潭(今盖尾仙潭)为界置清源县，属武荣州(今南安丰州)。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泉州管四县：晋江、南安、莆田、清源。这是唐代福建清源县的来历。到了唐代天宝元年(742年),泉州改称清源郡,因郡县同名,原清源县从此易名仙游县,仍属清源郡管辖。现泉州就保留有一处著名景点“清源山”而闻名。）
只是族谱是从平谕公开始记载的，而家族迁徙到惠安埔塘的时间（估计是南宋哲宗元佑1086年至1094年间入闽），则是在宋元交替的时候。然而还是觉得未经核实，于是仔细对照彼此的两部族谱，进行考证。就发现谏议公被称作二十五郎，侍郎公（第五世）被称作二十六郎，再往下传到他们族谱记载的正道公，被称作三十郎，而我们族谱记载的观喜公（第六世）是二十八郎，观佑公（第六世）是二十九郎。
往下再传，在他们的族谱中，文习被称作三十四郎；而在我们的族谱里，重贤（第七世）是三十二郎，资贤（第七世）是三十三郎。再往下传，在他们的族谱中，和叟被称作三十五郎，和安被称作三十八郎；在我们的族谱里，仁甫（第八世）是三十六郎，质甫（第八世）是三十七郎，良甫（第八世）是三十九郎。家族中长幼、辈分的排列次序，两边相互对应，丝毫不差。
起初觉得很惊愕，为什么会如此契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既然已经到了“缌麻”这种较为疏远的丧服等级（说明亲属关系不算近了）的关系，但在当时彼此之间的联络并没有断绝，即便身处异地也如同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一样，按道理来说自然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而一旦过了这个服丧结束的阶段，那就不再按照亲属的顺序来论彼此关系。
（R⑥，注释为：1、“缌服”是古代丧服名，是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中最轻的一种，用较细的熟麻布制成，服期为三个月。一般是用于疏远的亲属，如曾孙、外孙等，这句话大致是说亲属关系处于缌服这种较为疏远的层级。2、“服绝”是指古代服丧期满。古代以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来区分亲属关系的远近及对应的服丧期限。一旦规定的服丧时间结束，就叫“服绝”，此后在礼仪等方面对死者的那种严格的丧服规制便停止，亲属关系在礼仪层面上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比如在一些祭祀、家庭排序等场合不再遵循服丧期间所强调的亲属秩序。）
自从知道祖先迁至惠安以来，从来没听说过另外有别个叫“埔塘”的地方，站出来尊奉我们的侍郎公（孙嘉安，泉州五世祖）为始祖的。而且从侍郎公往下，如果真的和别的家族毫无关联，就像风马牛不相及那样，那早就各自成为一族，各自编修自己的族谱了，怎么可能经过几代传承之后，家族中的支派关系还能如此准确无误呢？所以，我们惠安的孙氏家族和晋江的孙氏家族同属一族是毫无疑问的了。
因此，我们这一族不仅能够确定和晋江孙氏家族的关联，而且幸运的是还得到了晋江族谱，进而知道我们始祖的名号，以及家族由来的世系和具体变迁年月。用他们族谱中完整的内容，来弥补我们族谱所缺失的部分，主序、本末就清晰明了，就好像残缺的东西变得完整了，昏暗的地方变得明亮了一样，清楚了根本，知晓了源头，心中的喜悦真是无法估量啊！
这如同原本瘫痪的人能够重新站起来行走，又如同返回久别的故乡，初次见到父母兄长一般。从今往后，侍郎公（孙嘉安，泉州五世祖）的声名事迹将会永远流传下去，而家族中的伯（晋江谏议公）、仲（惠安侍郎公）两个派系，能够一直保持深厚的情谊、使之永不衰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怎么可以忘记起昇家（这里应指对我们家族能重获族谱追溯祖先来源）的恩德呢？
于是就嘱托文卿弟（孙文卿）再次对相关内容进行校对整理，又担心后世子孙不了解其中的缘由，或许会出现像“郭崇韬祭拜汾阳王郭子仪墓”那样（被人质疑攀附名人、认他人为祖先等）令人疑惑的情况，所以就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叙述出来，从而解释清楚这些疑问。
（R⑦，注释为：郭崇韬祭拜汾阳王郭子仪墓的典故是，郭崇韬生活于五代后唐时期，他自称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的第四代孙，但并无确凿根据。当他带领大军西征蜀地时，特意绕道来到陕西兴平的汾阳王郭子仪陵墓，以祭拜先祖之礼祭奠郭子仪，还洒泪嚎哭而去，而他这一行为被其属下所耻笑。后世常用此典故来讥讽那些攀附名人以抬高自身门第、乱认祖宗的行为。）
崇祯壬申岁春月，十七世 孙邑庠生承爵 沐谨撰
（备注：孙承爵，惠安埔塘人，字道乡，号锦阳，十七世，邑庠生。）
民国十九年 孙进修（我太爷爷） 撰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