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村里也一度有过自己的小学，就是所谓的村办小学。但是，学校很小，好像只有一到五年级，六年级，——毕业年级，还在二三里路外的邻村，青一村。
我们村本来就不大，全村子三个生产队，才六十来户人家。这规模，还没有河南作家刘震云家的那个村子大，人口多。我们村小的学生娃们的数量不多，满共也就一百来个。
我的印象里，我们村里此前从来没有过个正儿八经像模像样的小学。我能记得的唯一一个，就是自己开始读一年级的时候，在一排六间瓦房那里。那个所谓的学校，没有围墙，是个敞瓢瓢子，就那一排瓦房矗立在村外头寒冬的冷风里头。墙是砖包檐头的那种，主体好像是胡基垒成的，抹了厚厚的泥层，外表还能看到涂抹的泥巴和麦笕截儿。厕所都没有的。都屁大点孩子，不分男女，想上厕所了都跑庄稼地。三四年级的娃们，懂了点事儿，男生跑野地，女生去后面人家茅房。砖是灰砖，瓦是碧瓦。这个凑合起来的学校，所谓的教室就是原先队上的饲养室，喂牛的。拢共六间房，三间一半劈开，分成了两个教室：一三年级一个教室，二四年级一个教室，窗户都是用白细纸糊着的。可以这么说，我们是从大天地里起步上学的。学校好像连校长都没有，——或许有，就那么三两个老师，我们太小，不知道究竟谁是校长。
我们读书的小学，是暂借地，短命；可怜得连个学校名字都没有，好像没有一两年我们就被赶到邻村的一个废弃的医院里面上学了。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有点悲催。记得村里的医疗站，兽医站，代销店，磨坊，都好歹还有个木板板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用红漆写着：“兽医站”“医疗站”“代销店”“磨坊”呢。
我们村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学就建在我们老家现在这个地方的西边那里。是一个平整起来的，十来亩，不到二十亩的地方。学校清一色是红色的：红砖围墙，教室的墙也是红砖的，瓦也是红色的那种机制的宽溜溜儿瓦，上面刻着流水槽子。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校虽然小，老师也就三五个，但教室，会议室，教工宿舍，食堂，厕所，倒也应有尽有。当然，也都是红砖红瓦的，全是热气腾腾的暖色调。学校小巧而紧凑精致，就像一个可爱的小花园。——其实里面没有多少花，没有多少树。花才开了几次，柳树还没长怎么大，学校就又撤并了。
我们村这个小学到底是啥时候建起来的，我还真的没有一点印象，——虽然它就在我们家门口不到二十米远处。我那个时候已经去二中读高中了，还是去西安上学了，反正是忙于学习，焦头烂额的，都想不起来了。好像是有一天，忽然就发现家门口出现了个学校。
学校面朝东，正正的迎着太阳。教室是南北两边对向而立，教工宿舍，食堂在西边，门口，竖着一根旗杆，崭新的五星红旗看着太阳随风飘扬。大门口的校牌，是一块木板上刷了白漆，然后请人用极浓的墨色很重地写了学校名字：“户县青峰二小学”。板子很白，是那种雪一样很纯洁的白；字很黑，是那种很严肃很认真很努力的黑。
学校上课下课的铃铛，是绑在房檐头上的一个新买的铁铃，生铁的，看上去像岳飞头上的头盔。一根白色细绳子垂下来。负责打铃的是校长。他要上课，还要看手表掐时间。要上课的时候，他从房子里出来走过去，“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上课-快上课，上课-快上课。”在院子里跑跳闹的学生们，就像鸡娃子一样扑棱扑棱地收拢，进了教室。下课的时候，校长又摇起铃铛：“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这个声音节奏快，一听就是急不可耐的节奏：“下课啦，下课啦，下课下课下课啦！”学生们像麻雀一样飞出来，院墙里洒满了学生，还有他们的喊叫声。那个场景，就像你往场院里撒了一把谷子，麻雀们在急急地争着抢着啄米。放学的时候才热闹啦。娃娃们排成队，唱着歌儿，一路上这里走一个回家，那里走一个回家，直到最后几个各自回家，队伍才算解散。
学校里一共三四个老师，连校长在内。雇了村里一个大婶儿给做饭。说是三四个人，其实上，只有校长是经常要上灶的。别人都是离家很近的，回家吃饭，晚上也住家里。
总领这个袖珍学校的校长姓梁，是西三村的。是个高个头，身板儿不胖不瘦，我的印象里有点儿像演员刘佩琦。平头，一领夹克衫，人很显精干。
我回来的时候，见过好几次。他有空儿了就来我们家闲坐，喝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给做饭的人说一声，“不用做饭啦，你回家歇着。”饭不用做，工钱是照例全给的，一个月多少钱都说定了的。
我管校长叫叔，父亲自己还是叫梁校长。这个习惯，是父亲在我还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养成的。尽管老师们跟他很熟悉，他还是要管他们叫“啥老师”“啥校长”，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尊重。没事儿的时候，父亲就叫梁校长在家里坐。
父亲喜欢跟当老师的人闲坐，说话。在他的心目中，老师有知识，是文化人。父亲喜欢跟有文化的人交往，交流。即便是现在，父亲还跟我初中时候的好些老师经常来往，一块出去游逛。
虽然我跟梁校长见面不太多，但是能感觉到他的确是一个当校长的人。他的很多事情，都是我回来后父亲跟我提说的，说他干啥事情如何用心精心，村里人对他评价很高。他一般情况下都是住校，让其他老师回家休息。
有一年寒假，我在家里的时候，还替学校看过一个假期大门。有意思的是，那年春节期间，我们跟邻村打篮球。把我给累得在学校里面的那个房间里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饭都没吃。第三天起来，走路腿还一拐一拐的。我开学要走的时候，父亲才跟我说，我那几天晚上睡得太死，叫人家把学校西边围墙掏了个洞。丢啥倒没丢啥，但是我失职了，门都看不住。
我工作后，家离得远，六十多里路，那个时候又是周末休一天。还得骑自行车，所以就一个月回来一趟。跟他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我们那个村小，好像只存活了十来年，甚至可能都不到十年，就被合点并校了。村里的小学生娃们，都给弄到了白龙村那个比较大一点的教学点。反正是我再回去的时候，发现已经只留下了一个空空落落的院子，还有叽叽喳喳的麻雀。现在呢，那里早已经盖成了一排排民房。
八九十年代，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乡，高中不出县。各处都有优秀学生，他们就像芝麻一样遍布各个乡村。像我们这里这样的村办学校，也培养出了很多出色的学生。可以这么说，这才是真正的“家门口的好学校”！
如今呢，农村学生大量流失，都往县城里涌。乡村小学也只保留了中心小学一个。娃念书不方便了不说，家庭负担加重了许多。当年那些像星星一样洒落在各处的村小校长们，各村的村里人都都还记得很清楚。
大概是这个学校撤并好几年之后吧，那一次回家，父亲跟我说梁校长不在了，肝癌。“他才退休两三年，还没过上几天清闲日子，咋就这样了呢？”
父亲说他还专门去了一趟，给梁校长上了个香，烧了点纸，送了他这个文化朋友一程。
我当时心里一沉，很有点儿不是滋味。不知道有多少个像梁校长这样的村办小学校长，他们在同行们的嘴里，可能就是指甲盖儿大那么个校长，但是却像山崖上的一棵小树一样，那么坚挺地站立着，让许许多多的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受到了知识的滋润，还有人生起步阶段的良好引导。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那个村办小学已经没有了一点儿影子。我们村里那些三四十岁的，曾经在那里念过书的，恐怕早已都忘记了这个地方。但是，我却还能记得，尤其是梁校长。
（父亲的手工制作：手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