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7点，我出门。这是志愿者生涯第11天。
门口有物业官员把守，立于用绳索拉起的门禁豁口处。出门，需由此出。
我主动调出手机里的出门证给他看，他说：这是什么东西。
我又调出我名字所在位置，放大。
我的出门证是区政府统一发的电子版，前有红头文件，后附很长的名单。之前出门，告知门卫，出示出门证，都顺利。门卫是认识我的，每天进进出出，他不知我住哪一栋，但总是脸熟。
这一次把门的是物业官员，不是说笑话，他管门卫和保洁人等，平常不苟言笑，说话嗓门很大，颇为气派，是个官。我认识他是因为多次报修过楼道灯，他将坏掉的感应灯直接换成长明灯，简单粗暴的手法令我难忘。
他看了我放大的名字，问：怎么证明是你？
我头皮发麻，因为前一次把身份证忘在父母家，真的不能证明我是我。
于是我回家，在工作群汇报，想到不能证明我是我，进行这种哲学思考我还是蛮欢乐的。所以欢乐地说今天我可能就不能归队了。
工作群里，领导说，办公室会打电话给社区，叫社区来小区说一声，让你出门。
不一会儿，社区打电话给我，叫我去社区拿出门证。我说我出不了小区啊。
心想，出得了小区还要什么证？我本是有证的人，只是物业官员不认这个证。
社区说：唉，那我过来一下吧。
我考虑到两地很近，便老老实实背上包包再出门。忽然想到家有医保卡，为省去口舌，我带上了医保卡。
到门口的时候，社区的干部正在查看物业官员的工作，大概可能差不多就是严防阶级敌人逃窜云云，语调严肃，是做大事的。
我走近，说明情况，再次打开我的电子证。物业官员又说起身份证，我拿出医保卡。
社区干部和物业官员对我的温良表示满意，现出点赞的表情。
社区干部给了我一张盖有社区大印的小纸片，作为我崭新的出门证。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于是跟她讲，我没有车，刚刚是有同事来捎上我的，现在没有了，目前又无公交，怎么弄？
社区干部用审视阶级敌人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说：这不归我管，我只管你出门。
扬长而去。
她是对的。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再一次头皮发麻。因为，如果要家里人送我，又是出门问题。现在出门就是问题，而站在门豁口的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不由看了物业官员一眼，说：手里有点权力很爽吧？
他勃然大怒，说……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大概可以归纳为两大块：一，做志愿者的人多了去，志愿者算什么；二，背一点政策碎片，归结为“出了事情你负责”。
我不知道我要负什么责任，是我出去，假设我因为今天出门而中了奥密密克绒绒，他能负什么责呢？他好像要负的责任是把楼道的灯装装好。当然目前他身负重任，这个我也理解。
我说：拿鸡毛当令箭。
他更怒，冲过来拿大手卡住我的脖子，他与我的物理力量对比，他高约175，体重在180上下，是可以很轻易卡住我的脖子。有其他人拉住了他——也许因为有其他人拉住他，或者他仅仅为了证明他是他同时他是威风的他，并不真的想要捏断我的脖子。
总之我的脖子保住了。
他说：我弄死你，信不信。
我忽然觉得应该录音，至少这也是保护我自己。在这个疫情时代，每个人都是脆弱的。而脆弱的时代，是他们的这些不讲规矩没有底线的人的沃土，他们与一些暧昧无形的东西勾连，茁壮成长。我多么不希望此刻脚下的大地是这样啊，多么希望规则能够明晰，有法治，有尊严，也有自由。
我说：来来来，让我给你上上课。
他说：你再说脏话，看我收拾你。
我很确定我没有说脏话，因为不会用脏话骂人是我最大的缺点。我会讽刺、挖苦，但是使用脏话一直是我的短板。
然后我家挨千刀的跑来了，拉我走。物业官员说：他送你可以，但是出门次数就用掉了。
就这样，我从我居住的家，走出来，再艰难地走出小区。
（录音片段我就不放了。共建和谐社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