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以下简称《神灵之手》)为瑞士人勃沙特（R·A·Bosshardt，1897-1993），其中文名“薄复礼”所著。1934年10月1日在华传教的勃沙特从贵州黄平旧州返回镇远教堂的路上，与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6军团不期而遇。当时中国红军视传教为侵略行径，视外国传教士为“帝国主义间谍”，勃沙特等人遭到扣留被迫跟随红军队伍辗转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近万里，长达18个月，1936年4月在云南富民被释放。勃沙特将这一段经历撰写了《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并于1936年12月由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出版，由于书名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标题未标明与红军的关系，所以很长一个时期被误认为是一本宗教书籍，直到1985年才无意中被发现。全书共12章近17万字，1989年被翻译成中文在杂志上连载，2006年由中国黄河出版社以为书名《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出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图书。该书以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者的视角记述了红军长征的战斗生活，比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一年出版，是第一部向西方披露红军长征的著。曾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说：“薄复礼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神灵之手》记述了红2、6军团长征中的重要事件

红2、6军团会师。1934年10月26日，红2、6军团胜利会师，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的第一次会师，红军在四川酉阳南腰界的猫洞大田召开庆祝大会。勃沙特记述：“这一天是红军会师的伟大日子，会场上万人攒动，红旗招展，我们与先到这里不久的贺龙红2军团合并。贺龙军队衣着更破烂，但军帽和红色标志却十分明显。他们的目的是合并起来组成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他介绍，“军旗为红布铺底，中间镶有一颗星和代表劳动阶层标志的镰刀锤子。它只是在特殊场合使用。”

龙家寨大捷和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成立。1934年11月16日，红军在龙家寨十万坪谷地设伏，歼灭湘西国民党军2个旅大部，毙敌1000余人，俘敌2000余人，缴获2200余支长短枪及大量马匹物资。此次战斗成为扭转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称“龙家寨大捷”。勃沙特记述：“因政府军的再次逼近，我们不得不继续转移”，“后来几天的行军变化不定，有时半夜出发，有时刚走一、二英里就原地待命，有时刚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叫醒继续前进。我们不知道红军在干什么。事后才知道，政府军在山谷里中了红军的埋伏，结果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并俘虏了大批政府军。”几天后，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并推行乡村土地改革。他在行军路边看到：“土地已被红军分配给了穷人，土地的新主人则将自己姓名用白颜色写在竹节上，标在地界上，共产主义的理论便由此得到了实践。”

忠堡战役活捉张振汉。1935年6月14日红军在湖北忠堡又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打败了国民党第四十一师，俘虏张振汉及部下2000余名。勃沙特对此作了细致描写：“红军情绪高涨，有一种像猎人捕捉猎物般的喜悦”。接着，红军在李家河开祝捷大会，“红军和老百姓都来到这里，场子中人声、军号声响成一片，两侧小台子上设置了乐队，靠军号和锣鼓组成，参加会的人都给一面小纸旗来渲染会场气氛，庆祝取得的这个空前的胜利。” “这时红军正排成纵队进入会场，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列队等在场中，我们在一片‘帝国主义分子’的嘲弄声中入场。”

成立川滇黔省苏维埃政府。1936年2月6日，红军进占大定县城。在这里宣布成立川滇黔省苏维埃政府。书中记载：“在大定住下后，红军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政府。这一天杀了猪，我们停留在这里第一次吃肉。城里的摄影师被叫来为红军卫兵们照相。”

《神灵之手》彰显了红军不怕远征难和严明的纪律作风

长征是惊心动魄的远征，是前所未闻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一次伟大的壮举。勃沙特用浓重的笔墨描述了红军长征的艰苦行军：“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的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每天天还没亮，队伍就开始行军了，一走就是一整天，有时晚上也不休息。大雨滂沱，黑夜茫茫，崎岖的山道似无尽头。”“崎岖山道上行走，真使人困苦不堪，不过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人们只能摸着前面人的肩膀在黑夜的山路中前进，每当前面发现亮光或传来响声时，部队就马上迂回前进，天黑看不见时，则随地在山凹里过夜。”“经常要为许多大小河流所阻，渡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搭浮桥以至到跳过那令人战战兢兢的石磴。”这种艰苦卓绝的生活，使这个西方人不得不由衷地赞叹：“他们的确不畏艰苦，不知疲倦。”“看到他们那惊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

在勃沙特眼里，红军是一支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他写道：红军内部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下级的意见也往往被上级采纳。红军纪律严明，有一次为躲空袭隐蔽到一片果林中，“树上柑子满枝，因未查明是地主还是老百姓的，红军命令不许摘，则没人去摘。”红军严禁抽鸦片，对那些刚入伍的新兵进行了戒除抽鸦片恶习的伟大实验。沾有这种恶习的新兵一律被集中到一起戒烟，卫生员发一种药品来减轻他们戒烟的痛苦，同时免除他们的操练和勤务。几个星期后，渐渐使他们戒掉抽鸦片恶习。“中国最盛行的消遣是赌博，但在这里是严格禁止的。”一个“同志”受贿后企图保护地主由战士和老百姓裁决处理。另一个因不用不正常的手段私存二百元钱被关押。

《神灵之手》展现了红军注重政治思想教育

红军边行军边战斗，时时不忘武装政治思想。书中写道：“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它结构简单，埋八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而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之外，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这些身着破衣草鞋的年轻战士常常围绕着人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论，在那些油印的出版物中，不乏对事物认识的真知灼见。”

“红军上课后，要求写心得，向一张小报投稿。行军之中，一有机会，他们就写个不停。他们小报的编排及有关共产主义内容的图画设计，是值得骄傲的。”

红军经常开学习讨论会，“任何会议都要围绕政治路线进行思考和发言，例如‘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等。”“开会时，新兵最羞怯腼腆，安排他们发言，则都是他们的‘苦难的历程’，当众谈在地主压迫下的遭遇，然后大家围绕这些发言。领导随时引导大家，指出要点，并在最后作总结。”

红军很会鼓舞士气，领导人经常在作战前、渡河前、出发前作鼓动报告。他叙述了一个领导人讲话的情景：“这个领导人首先肯定了这一段行军的艰难困苦，并提出在这两天内将打到一个富裕的地方，在那里休整补充。对于缺乏供给的红军，这个目标是很吸引人的，因而提高了红军士兵的士气。”“这个领导人以红军特有的方式呼口号来激励士兵：‘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是欢呼‘苏维埃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之后红军官兵都精神振作起来。”

《神灵之手》刻画了红军领导人的风采

他描述红2军团团长贺龙是“一个长满黑胡子，大约四十五岁，颇有风度的骑马人”“他讲话声音很大，响彻全场，又似乎很风趣，谈吐幽默，场上的战士和老百姓都很兴奋。”在获释时，王震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当你向报纸介绍时，你应该记住我们是朋友，你曾幸运地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为了穷人，而不是像一些人诽谤的那样的普通土匪。”

他对萧克将军有深刻的了解，在帮助红六军军团长萧克翻译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期间，觉得萧克“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同时，萧克将军很温和，他关心勃沙特等获释问题，“一天，萧克将军很随便在来到我们的房中。我们站了起来。‘不必拘礼节！’他招呼我们坐下，然而房中除了坐在床上之外没有可坐的东西，他只好站着。他一边随便地在房中走着，一边问我们几个问题。1936年4月11日，红军到达云南富民县境内。萧克向他宣布，“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不公平对待中国，没有租界，我们决定给你自由。”勃沙特获得释放时，萧克设宴为他送行，还亲自做了一碗粉蒸肉。萧克说：“我们不反对你作为一个外国人留在中国，如果你能不再对大众传播信奉上帝的话，我们甚至允许你办学校，但我想你最现实的出路是回家。”

《神灵之手》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认识

他记述红军长征途中一直注重宣传自己的主张，每到一地都有专门的刻印队刻写印刷宣传资料，内容是：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打倒蒋介石，还有部分标语内容是抗日的。他们到处散发传单，反复宣传他们是红军。红军每撤离一地，写标语鼓动“政府军中像他们一样的工农穷兄弟‘掉转枪口，参加红军！’”红军受到群众的衷心欢迎，他看到“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报名参军，他们大部分是农村娃子。红军要先问他们姓名、年龄，有无疾病和是否抽大烟？然后问：‘为什么参加红军？’回答几乎异口同声：‘我们没吃没穿。’当红军允诺能有吃的，甚至还会有穿的时，这对那些想参加红军的人来说就已足够了。这之后，红军将再提问：‘愿参加反对地主的战斗或提供情报，并为天下穷人谋解放吗？’对此，那些人毫无疑义。”勃沙特曾私下问过他们，“为什么参加红军，他们统称是因为‘恶霸的压迫’。‘恶霸’是红军对一般贵族的称谓，这些人为富不仁，农民都曾受过这些人的盘剥。”书中写道：“红军对穷人很好，在艰苦的征途中，时时忘不了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们。”“我们来到一个土豪家宿营。这里的一切，马上成了红军的财富，他们拿走了一切用得着的东西。然后熟练而有条理地召集穷人将谷仓的粮食分光。‘那么按什么区分农民和地主呢？’他们回答我说：‘按自食其力，如果他雇佣别人为自己种地，那他就是压迫者。’”他感慨道：“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一点地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

当然，作为一个虔诚布道的宗教神职人员，勃沙特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我写作的目的是感谢上帝，在不幸的时刻，是上帝赋予我力量。我能战胜一次次的审讯和我祈祷中许多请求的实现，也许正是上帝显示他的存在，并以他的威严，作为对他各种请求的答复。”但通过此书，我们不难看出，在长达一年半与红军的相处所见所闻中，勃沙特对中国红军更多的是肯定和理解。因此，他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他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因而，勃沙特在在回到欧洲两年后，又作为国际教会组织传教士于1939年再次来到贵州省盘县传教，直到1951年离开回国。

《神灵之手》是一部研究党的历史、红军的历史独一无二的宝贵的原始资料。读罢不禁再一次感受到毛泽东关于对长征的精辟论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是20世纪的伟大传奇。长征以其艰苦卓绝的历程彰显出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和具有全球影响的旷世奇迹。从宏观说，长征精神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是我们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淀和凸现，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的不竭动力，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从微观个体来说，长征精神便是正确的信仰，是不断的坚持，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面对困难迎难而上，是朝着美好生活不懈的奋斗，愿我们每个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都能用长征精神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作者系宁强县史志办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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