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新力量 | 李洱：主持人语——细节，我要更多的细节

近几个月，创意写作学生的大量作品堆积在我的案头，我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的编辑身份，又体会到了编辑的喜悦、苦恼和疲惫。因为这些作品大都是作者的处女作，叙事上的缺陷自然也就是难免的。不过，经过与作者的讨论，一般情况下，叙事上的重大缺陷基本上能够通过修改得到部分弥补。但是有一个问题很难通过讨论就得到解决，那就是如何在叙述过程中恰当地使用细节。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很多时候，它甚至决定了一篇小说的成败。所以，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简单谈谈我对细节的看法。

我们可以把细节看成细小的情节，它是情节流动过程中的一个近乎静止的瞬间，是叙事过程中一个短暂的逗留。它是诸葛亮病死五丈原时鹅毛扇的随风飘落，是林冲走出山神庙时将葫芦与斗笠的随手一挑，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那个浪花和漩涡。细节不仅出现在叙事性作品中，也会出现在学术性文章当中，你在尼采、本雅明和福柯的论著当中，可以读到大量细节。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倾向于认为，能否在学术性著作中使用细节，或者引用别的论著中的细节丰富自己的叙述肌理，是一个学者是否具有原创性的标志。正如我们所常常感知到的，在思想性、诗学随笔当中，当细节以具象的形式出现，它不仅可以成为一个细小的论据，而且可以暂时逃离论证的逻辑关系，与一个更广大更真实的世界迅速产生关联，突破作者观念的局限性，召唤着读者从另一个角度进入文本。在我看来，小说的细节，当然不仅是小说了，所有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和戏剧，包括诗歌，当然也包括我这里提到的思想性随笔，都涉及如何认识细节，如何组织细节的问题。说得严重一点，在我看来，细节问题甚至涉及当代的叙事变革。

好吧，我还是尽量围绕着小说来谈，顺带稍微回溯一下小说的历史。小说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艺术，它与神话、寓言、史诗、戏剧一样，是古典时代，或者说前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文学形式。虽然古希腊和中国的汉朝，就有了被我们称为小说的虚构作品，但它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按照巴赫金的说法，与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起成长的叙事文体是不一样的。也正因为如此，巴赫金把小说看成是一种尚未定型的、与变动不居的“现在”相关的叙事艺术，认为它充满着无限的活力和生机。考虑到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的社会形态远未定型，那么巴赫金的这个说法在中国似乎依然有效。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艺术，小说应该依然充满活力。就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现在，在专家和读者共同认可的小说，几乎都可以书写前现代中国的故事，或者是描写传统的乡土中国走向解体的故事，比如人们谈论很多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在这样的小说中，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一个战天斗地的世界，一个行动的世界。那些人物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植物，有四季的变化。他们破土而出，开花、授粉、结果，然后凋谢，然后又化为尘土，入土为安。小说中的人物是行动的人，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一个事件。对人物的那些行动的追踪，对一个有头有尾的行动过程的描述，构成了一部小说。所以，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仍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人物的性格、命运，看到事件的完整性，看到情节的起承转合，看到因果律的严谨和时间的连续性。在这些小说中，英雄拔地而起，百姓呻吟不绝，牛羊遍地，残阳如血。但总体而言，它们都是以讲故事见长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情节被一系列丰富的细节所包裹，情节是故事的主干，以致我们可以认为，对情节的分析就是对小说内容的分析，对情节的概括可以看成对小说主题的概括。当然了，与中国古典小说的那种集体写作相比，差异还是有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者既然署名为路遥、陈忠实，就意味着他们的小说带有某种自传性因素，即便这些故事来自于传说，但是它们大面积地使用了个人记忆、个人经验，呈现出个人的语气和修辞。

但是，还有一种写作，与前面的写作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仿佛是对另一种现实的照应。这种写作，直面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直面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信息传播方式上看，我们这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这里我或许需要提到一封重要的信件，它的作者是象征派诗人马拉美。作为诗人，不仅能写出“平静的屋顶上白鸽荡漾，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海滨墓园）这样的诗句，而且他对现实有着惊人的预言。1831年，马拉美在谢绝了《欧洲评论》约稿的信中写道：“等不到这个世纪结束，新闻业就将构成全部的出版业——全部的人类精神。自从艺术使言语以非常快的倍数增长——还不知道要翻多少倍，人类将不断书写，天天写，一小时又一时地写，一页又一页地写。思想将要在全世界传播，像光一样快：迅疾感知，迅疾写出，迅疾理解，到海角天涯——思想没有时间等到水到渠成——等积累成一本书。书太慢了，从今天起，唯一可能的书就是报纸。”马拉美接下来还提醒说，不要把这些话当成对新闻业的极端蔑视。确实，我们很难说，这是蔑视还是重视，是表达一种希望还是表达一种绝望或者说幻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的预言成真了，我们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传媒时代。

在这里，我想再引用一下本雅明的说法，来进一步解释这个事实。本雅明说，远方的人会讲故事。他认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价值已经贬值，个人的存在已经没有这么大意义了，他用一句德国谚语来说明这个问题：远行者必定会讲故事。那些从远方归来的水手最会讲故事，那些走街串巷的人最会讲故事，因为他讲的故事是我不知道的。讲故事的人，带来了远方的故事，带来了不同的知识，不同的价值观，带来了经验的差异性。因为远方的和尚会念经，所以我愿意相信从远方过来的人，我愿意相信他的经验，我愿意相信他的故事。所以套用本雅明的观点，套用马拉美所说的现代传媒的逻辑，远方的地平线确实消失了，经验的差异性也消失了，远方的和尚是怎么念经的，我通过报纸、电视、微博、微信、抖音、推特已经知道了，按照传统小说套路对当代生活进行呈现的小说的存在价值几乎被取消了，人们也就顺理成章地不再需要通过那些文学作品来感知世界、认识世界，来提高自身的修养。

毫无疑问，这给如何用文学方式书写我们的当代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作家们的应对方式，一个是仿照新闻的方式，采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这是目前非虚构写作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比较简单的，让词与物相对应。各种信息、各种知识，带来了无数的价值碎片、信息碎片，所以当代小说，甚至长篇小说，无不具有某种碎片化特征。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小说的故事性减弱了，小说充满了大量的细节，细节甚至淹没了情节。在这些小说中，细节的意义突然被放大了。事实上，在文学史上，这种情况早就出现了，我们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和众多先锋派戏剧作品中，已经充分领略到这种叙事方式。近年突然在国内走红的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更是将这种碎片式的写作发挥到极致。所以昆德拉说，在穆齐尔那里，一切碎片都是主题。坦率地说，拙著《应物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我的一种应对方式。不过，我顺便要声明一点，我是写完《应物兄》之后才去阅读穆齐尔的。

如此绕来绕去，我试图想说明的问题是，在当代小说中，细节其实已经上升到主题的范畴。一部小说是否通过细节推动情节，是否充满有意味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小说是否能够成立。作家首先要做到的是，必须尽可能地发现细节、捕捉细节、运用细节。在这个基础上，作家还必须思考如何构建细节与经验世界的关联，使细节具有整体意义，使一朵浪花成为大江大河的隐喻。在这里，细节成为潜在的概念、潜在的主题，于是你选择一个细节就是选择一个世界，你遗漏了一个细节则是遗漏了整个世界。如果借用齐美尔的说法，那就是：细节应该成为这样的切片，这个切片可以引入形而上学的深度。显然，要使小说具有这样的能量，小说家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而这正是文学教育对文学写作的意义所在。

我说这些虽然与本期选用的两篇小说关系不大，但这确实是我阅读这两篇小说之后的一些感想。这两篇小说都经过了多次修改，与原作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在与作者讨论的时候，除了要求他们对情节发展进行调整，还提醒他们要增加细节，增加有说服力的细节，增加可以既丰富人物形象又能推动情节发展的细节，并把那些细节与主题关联起来，甚至使它成为一个主题。“我要细节，我要更多的细节”，竟成了我对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于是，出自北京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的郭颖石在《葬礼》中增加了一个“瘸爷”，使他成为一个贯穿性人物，并让他的谈论、他的动作尽量以细节化的方式呈现；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的禇锴则在《藤鸟静飞》的第四部分设计了一个桥洞，它是这个公路片式的故事中陡然出现的幽暗空间，而斜挂在桥洞边缘的那轮明月，则委婉地点亮了这个空间，并让人性的光辉在他们未来的旅程中长久地闪烁，我们也由此听到，父女三人的对话变得自然了许多，如鸟儿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