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宇 | 翼装飞行与飒飒风声——《生活启蒙》读札

文化   2024-11-04 16:30   北京  



天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在《当代作家评论》《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多篇,现供职于鲁迅文学院。


翼装飞行与飒飒风声

——《生活启蒙》读札

张天宇


诚如小说的题名,刘汀的长篇新作《生活启蒙》指向对于日常生活的探索和发现。小说里没有大起大落的命运沉浮,呈现出的是一个都市中产女性如流水般的生活画卷——“流水”不仅象征着作家细腻平缓的叙述风格,更是小说通过主人公丛牧之的生活点滴向我们传达的生活哲学,有关如何在现代社会的激流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获得“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平和心境。为了达到“启蒙”的目的,刘汀以丛牧之为轴心,塑造了一系列与她生活紧密相连的人物,他们不仅是故事的参与者,更作为触发思考的开关而存在。如果说生活是良师,那么《生活启蒙》所要表现的,正是现代人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自我、汲取力量的宝贵过程。他们就像热衷于翼装飞行的丛长海,正以冒险家的姿态,穿越生活的风浪,振翅翱翔。


一、纪录片与寻父:对于来路的重新发现


《生活启蒙》的主人公丛牧之是今天的北京最为常见的那类“北漂”。她不是在城市边缘艰难求生的“北京候鸟”,不用担心自己无法在都市立足;也不属于面对时代激浪高枕无忧的精英阶层,她的纪录片工作室在网络舆论的围攻下风雨飘摇。作为在现代都市里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丛牧之过着体面的生活,同时也面临着所有异乡人都无法回避的身份认同问题。要想弄清楚“我是谁”,首先需要辨认自己的来路。为此,围绕丛牧之的生活,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她现时的家庭和工作生活,另一条是她在收到父亲丛长海的死亡证明后向前追溯,爬梳和了解父亲的过程。两条线索都指向对于来路的探索,这是丛牧之能够重新发现自我的必要条件,也是作家有关现代人的身份确认留给我们的启示。
小说的开篇,是作为纪录片工作室创始人的丛牧之在回顾自己先前拍摄的纪录片《神树》。作者着意强调了《神树》中的第一段解说词:“我们现在经历的一切,或许,都起源于祖先对一粒种子、一块石头的凝视,当经过自然沧海桑田,人世风云变幻,人们再一次回望过去,会蓦然发现,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历史,更没有什么既定的未来。”这既是纪录片对于发掘历史的召唤,也作为丛牧之寻父情节的潜文本,唤起了她对于回望过去的热望。《神树》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为线索,回溯和梳理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史,这正与丛牧之凭借父亲生前的日记勾勒和还原其生活轨迹的过程如出一辙。纪录片本身即是一种有关追溯的记述,在那些业已完成的项目里,丛牧之为城市、藏品寻觅它们的来路,从而给予它们一个恰切的定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丛牧之根据父亲日记改编而成的小说,可以被看作是她以父亲为主角进行的又一部纪录片创作,但在这次,她拼凑出的不仅是父亲的轨迹,也是自己的来路,是对自我的重新发现和对生命历程的重新理解。城市化进程削弱了人们长久以来对故土的依恋,小说以父亲角色的缺席作为现代人漂泊无依状态的一则象喻,并以丛牧之对父亲生活的探索和想象,为身陷认同困境的异乡人开出一剂疗方。

二、从雅男到亚男:被凝视者的自我言说


我开始明白我自己。我不存在。
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
或半个裂缝,因为还有生活……
这就是我。没有了……
……

《生活启蒙》里的雅男的际遇,让我不断想起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这首《我开始明白我自己》。这个渴望成为男人的女人通过变性手术完成了生理意义上的性别转变,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男性身体,却不仅没能如想象般挣脱性别的枷锁,反而由于既不再是女性也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男性,面临更深层的性别认同危机,坠入“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为了更好地完成性别的转变,雅男将名字改为“亚男”,在字面意义上进一步脱离了女性气质。然而,“亚男”这个名字有着“相比男性稍逊一筹”的意味,作者以此暗示社会对他的拒斥,同时以其自述揭示了变性者隐秘而复杂的心境:

男人女人都各有难处。我现在是一个男人了,我可以像个男人那样去享受这个社会的男性权力的那部分,但是同时就要让渡作为女性被优待的部分。还有就是,我越融入这个男权社会,也就越无法忍受他们对女性的不公,我像一个背叛者,跟那些貌似无辜的迫害者一起加害女性们。

刘汀的小说里常有鲜明的社会性别意识,比较典型的是他在“四姐妹”系列里刻画的梅兰竹菊四位女主人公。在她们身上,作者着力呈现出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当代中国的生存际遇。在《生活启蒙》里,刘汀不仅延续了他对女性生存境遇的一贯关注,而且将之延伸至对性别议题的思考,并为这种思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变性者在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被看”的境地,生活在猎奇心理驱使的凝视之下,多是以沉默的姿态作为一个异化的他者而存在。将性少数群体从“被看”的失语状态中打捞出,作为言说主体进行刻画,是《生活启蒙》的又一处亮色。在和闺蜜丛牧之的对话中,亚男坦言自己变性后自我满足感的消失,和在视角、心理和观念等方面产生的冲突,这类叙述为包括变性者在内的性少数群体提供了表达自我和争取权益的平台,也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提供了理解和接纳不同生活方式的机会。亚男道出的性别认同困境不只属于性少数群体,刘汀借此力图唤起当下社会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包容与理解。


三、工具理性的溃败时刻


作为中年女性丛牧之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生活是《生活启蒙》着力表现的重点。从丛牧之这一女性视角出发,刘汀写下了她和丈夫余作真的情感裂痕,并将之归因于他们在性格和思维方式上的鲜明差异。小说中的丛牧之思维活跃,情感丰沛,余作真则一直以冷静、理性的形象示人,两者充当了马克思·韦伯所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化身。
为了解释他们在个体特征上表现出的这种差异,刘汀将他们的职业设定为纪录片导演和医生,用人文艺术与生命科学的差异强化他们在情感和认知上的冲突。如果说丛牧之制作纪录片是寻找事物之间的复杂关联,那么余作真在工作中形成的思维便是摒弃主观情感的客观判断,以工具理性面对疾病和死亡。正如小说里的形象概括,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另一个“得时时刻刻寻找过去和未来”。刘汀有意识地记录下他们的工作生活与情感生活发生交集的那些瞬间。作为一名医生,余作真反感对于疾病的艺术隐喻,而这正是丛牧之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但他在恋爱时,会将少女的尸体作为一件“美的艺术品”而非死去的人体与女友分享,甚至在婚后,由于妻子有着可以作为标本的“完美的肉体”,便将其裸体偷偷拍下给学生欣赏。这不仅是夫妻双方在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上的差异,更显示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至此,小说由婚姻矛盾延伸到对于个体的价值判断问题,指向对于人的主体性的思考。
应当如何看待作为个体的人?这是丛牧之和余作真的情感生活留给我们的灵魂拷问。小说以一起医疗事故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溃败时刻,让余作真开始反思自己的处事原则。由此,余作真一改自己对于精神价值的漠视,不仅对在手术中感染艾滋的助手兰君施与充分的关怀,而且主动前往非洲进行医疗援助。为了表达歉意,余作真用自己的积蓄资助兰君生活,我们尚且能够理解,但当他为了保证兰君能够拥有一个家庭,而表示“如果她需要,他甚至可以跟兰君结婚”时,这种忏悔的方式及其合理性也许值得商榷。
作为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熊仔则融合了丛牧之和余作真双方的特质。这个思维异于常人的孩子继承了余作真理性的逻辑思维和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兼具丛牧之在情感生活中的细腻和温情。尽管母亲丛牧之常常震惊于熊仔将庞杂世界解码的方式,这种代际之间的认知差异映射了两代人在思维模式上的显著鸿沟。但熊仔的形象象征着新生代的精神面貌与时代发展的前景,科技不仅丰富人类的生活,更在逐步指导人类的思想,从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这一层面来看,熊仔这一形象不仅是刘汀对理想人格的构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也揭示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在时代演进中的飞速变革。
身处流动的现代性,每个人都有如翼装飞行,在变动不居的大时代里或急或缓、或高或低,穿行于生活的旷野中。《生活启蒙》是对他们飞行时划破长空的风声的记录,这些微弱的声响往往在日常的喧嚣中被我们忽略,却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能够触发启蒙、唤醒生命存在的珍贵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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