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农村改革不能从小岗村说起
文摘
2024-10-25 10:03
山东
说“中国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那么，“安徽农村改革从哪里开始”？很多人会说：“从凤阳县小岗村开始”。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回答是肤浅而偏面的，失之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标签化、脸谱化。小岗村包干到户，显然具有历史标志性，是农村改革的核心形态，但是，严格的说，小岗包干到户出现，并不是农村改革的开始，而是农村改革开始之后的成果。追究改革起源，不应该从小岗村着眼，因为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发生在特定区域的政策转变之中，形成于前期农业生产责任制形态基础之上。这个特定区域，是在凤阳县，特别是凤阳县所在的滁县地区。政策史考察发现，当时滁县地委敏锐而大胆地政策放宽，使农村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条件，催生了“包产到组”和“大包干到组”，在“大包干到组”政策基础中，出现了小岗村为代表的“大包干到户”。小岗包干到户有重要的政策背景，这就是当时滁县地区政策放宽。 小岗村包干到户，是特定区域内政策转变的结果。准确表达应该是，小岗村包干到户，是这场政策革命的核心成果。从全国范围的农村改革来看，小岗村包干到户可以称为改革开始，但是，在小岗所在的凤阳县和滁县地区，小岗包干到户则是改革开始之后的成果，是特定区域内政策突破的结果，而不是改革的最初起源。现在的农村改革史叙事，只知道有小岗村，不知道有滁县地区，似乎小岗村在一夜之间突发奇想搞了包干到户，这样的改革史认知，是“见木不见林”、“见苗不见土。”现在人们谈农村改革，经常说是先有小岗村农民偷偷分田到户，然后万里主政省委表示了支持，于是，农村改革就开始了。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所以出现小岗村的包干到户。相反，是因为先有局部地区的政策放宽，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包干到组。就小岗村本身来说，也是从包干到组开始，全村二十户，先分为四个组，因为组内有矛盾再分为八个组，分为八个组之后，兄弟同组仍然有矛盾，所以选择了包干到户。从根本上说，滁县地区的政策放宽，或者说政策突破的政治空间形成，才是真正意义的农村改革开始。换一种表达方式可以说：不是因为小岗搞了包干到户，改革就开始了，而是改革开始了之后，出现了小岗包干到户。所谓改革开始，是政策转变开始，新的政策空间开始形成。这种政策转变是在政府层面发生的，不是小岗村民启动的。如果单论村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小岗并不是最早，甚至安徽也不是最早。说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安徽最早营造了这样宽松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在村庄出现了包产到户之后，安徽省委又给予了最早的政策肯定。 讨论农村改革的开始，应该围绕着政策转变来做文章，而不是孤立地看某个村庄发生了包产到户。单说某个村庄包产到户，在文革中间就有，甚至文革以前就有，但是，为什么没有获得政策肯定、成为变革潮流？这就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态度和选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赞赏万里等地方领导人的历史贡献。道理相当浅显：如果村庄发生了包产到户，政府领导知道但并没有支持，那么，这就不是改革。一些地方，以某个村庄发生过包产到户来说这个地方改革开始更早，实际上，是以个别农民行动来给政策态度保守的地方领导脸上贴金。安徽的突出贡献在于，早在1977年11月，省委发布了六条政策，由此开始系列政策放宽，给与农民越来越大的自由空间。在政策放宽过程中农民得寸进尺，搞了包产到户，政府没有打压，而是给予默许，从默许到公开肯定支持。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是农民的创造，发明权属于农民，功劳也属于农民。但是，衡量是否改革的标准，不应该放在农民身上，而应该放在政府领导身上。所谓哪个地方的农村改革起步早，不是指农民而言，而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对地方政府来说，衡量是否改革，是看营造了什么样的政策导向。自实行农业集体化以来，农民一直都有包产到户要求，个别地方秘密搞了包产到户，但不能称为“改革”。因为，改革在本质上是政府的政策转变。没有相应的政策转变，只有个别包产到户现象，不能称其为改革。 从政策意义讲，改革并非从农民开始，而是从政府开始。先有政府的政策放宽，向农民释放自由空间，然后才有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讨论农村改革开始，应该从政策放宽开始，而不是从个别村庄农民开始。同样的宏观政治环境，不同的地方政府却有不同的政策表现，有的继续限制打压农民，有的自觉放宽政策，为农民的自由创造条件。在安徽省，滁县地委是放宽政策的先行者。小岗村包干到户并非凭空而起，是在特定政策环境中发展而来。在凤阳县出现包干到组之前，滁县地区来安县已经出现了包产到组，并且在1978年9月地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交流。地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时，凤阳县也出现了包产到组，但凤阳县委出于谨慎，没有在会上交流。包干到户的出现经历了三次演变创新。第一次，是1978年3月，凤阳县马湖公社最早有生产队搞包产到组，在县内引起效仿。11月，县委农村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有的公社书记透露，包产到组手续复杂繁琐，还有更为简便易行办法，就是梨园公社石马大队小贾生产队暗自搞的大包干到组。第二次，是1979年2月，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搞大包干到组，其原则归结为：“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自己的”，被普遍认可。第三次，小岗农民在实行包干到组遇到问题时，直接搞了包干到户。 说小岗村包干到户不是改革起点，还有三个原因：其一，小岗村包干到户发生相当晚，准确时间因当事人众说纷纭而无法精准判定，时间区间在1978年12月到1979年4月之间，综合比较分析，应该在元宵节（1979年2月11日）前后。其二，在1979年1月省委扩大会议上，万里说可以包干到组后，凤阳县委在2月20日允许社队搞包干到组。在周围社队搞包干到组时，小岗自身也搞了包干到组，因为分组之后仍然闹矛盾，所以秘密分到了户。可以说，包干到组是包干到户的政策基础，小岗村包干到户是从包干到组发展而来。其三，小岗村成为改革典型，准确地说，是在改革开始之后。小岗村包干到户被县委知道是在1979年4月，被地委知道是在1979年9月，被省委知道是在1980年1月。从全国宣传来讲则更晚，是在1981年之后。就是说，虽然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体形态，但是，从政策推进的时间进程来说，小岗村在滁县地区、凤阳县并非先驱。从政策影响力而言，小岗村包干到户，在改革进入纵深发展时期，在全国的影响力巨大，具有历史标志性。但在改革早期，具体说，在1979年冬天之前，小岗村在滁县地区以及凤阳县，政策影响力相当有限。小岗村包干到户是秘密的，同时，附近也有村庄搞包干到户，甚至更早。所以，讨论改革发生的叙事，从小岗村溯源显然不合适。许多人知道，小岗村在凤阳县，但是不知道凤阳县在滁县地区。更重要的问题是，小岗村为什么出在凤阳县？为什么出在滁县地区？是在滁县地区特有的政策环境中。具体来说，小岗村能搞包干到户，是因为凤阳县有地方搞了包干到组，凤阳县出现包干到组，是因为滁县地委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滁县地区政策环境宽松，是因为贯彻省委六条政策；尤其重要的是，省委六条政策的形成，直接起源于滁县地委组织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和工作探索。如果把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作为孤立的事件，是一种空谷足音，而看不到滁县地区政策环境变化，看不到滁县地区政策放宽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催化作用，孤立地强调了个别村庄农民的勇敢，实质上是一种“见木不见林”。或者说，是“见苗不见土”，如同只看到不毛之地的荒漠之上长出了树苗，而看不到树苗周围土壤改良是基础。 关于安徽农村改革的起源，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村庄叙事系统。一个是肥西县小井庄的包产到户，一个是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从发生时间来看，小井庄比小岗村要早，但现在人们通常以小岗村来做改革典型，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包干到户是现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本形式，全国农村99%以上都是包干到户，而不是包产到户；其二，包产到户还是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框架内，或者说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基础之上，而包干到户则突破了人民公社经济体制框架。所以，以小岗村包干到户作为农村改革核心成果，是有道理的，是合乎改革历史事实的。
注：2024年9月24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农村改革史丛书•滁州卷》编纂座谈会，在安徽滁州学院召开。本文中的滁州，是原安徽滁县地区（1992年12月滁县地区撤地改市，滁县地区即现滁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