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东书：陈永贵——一言难尽的农民政治家
文摘
2024-11-27 11:29
山东
陈永贵，在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曾是中国大地上红得不能再红、好得不能再好的样样正确的人。后来一个反弹，他又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我亲耳听见有人说：“他懂个屁，完全是吹出来的”，缺点、错误弄出来不老少。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高科技时代，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选拔了一个半文盲当了国家副总理。他就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现在的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这不能不说是开了一个世界级的大玩笑。这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世界历史上，除了那些草寇朝廷以外，在正正规规的国家政府中，没有过。当时和陈永贵一起选拔到中央省市高层领导岗位上文化不高的工人、农民有一批，其中以陈永贵的文化最低，又以陈永贵的职务最高。让陈永贵当国家副总理，是历史的误会。但是，是不是就如有的人讲的“他懂个屁”呢?不对。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劳动模范，而是一个农民政治家。这是说他身上有某些政治家的素质，但又有中国传统农民领袖人物的毛病。1967年2月11日，陈永贵和他支持的造反组织夺了中共昔阳县委、昔阳县人民政府的权。4月8日昔阳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陈永贵当了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从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突然变成一个掌管20万人口的县第一把手，这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要是不能抓住人心，他就会陷入混乱。陈永贵下了两着棋，就在全县指挥自如了。在“文革”的“造反有理”声中，全国各地党政机关都瘫痪了，各地党组织只做一件事，收收党费，其他活动没有了。党中央没有发布恢复党组织活动的命令，各地都不敢贸然恢复党组织的活动，怕戴搞“复辟”的帽子。陈永贵掌权以后，觉得没有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没有一支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他不经请示（当时也没地方可请示，请示也没人敢批准）自行决定在全县恢复了党组织活动，并立即按他自己的意志进行整党。昔阳是“文革”中第一个全面恢复党组织的县。古今中外的著名政治家上台执政，都要马上做一两件大得人心的事。陈永贵上台狠搞“整党”，马上就为全县在“四清”运动中受冤的干部平反。这件事当时只有陈永贵敢干，别人谁也没有这个胆子。“四清”是毛主席发动的一场大阶级斗争，全国的甄别，平反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永贵则是在1967年。陈永贵这个搞阶级斗争很“左”的人，翻了毛主席搞的阶级斗争的案。陈永贵一上台，就通过“整党”，把“四清”中的冤案翻了，把“四清”中因诬告干部、残酷斗争干部而“火线入党”的预备党员，多数停止了预备党员资格。运动中残害别人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原来被打下去的干部，除确有严重经济问题的人以外，大部分重新上台执政。被整死的干部，开群众大会平反昭雪。这一下，“四清”中挨整的干部对陈永贵感激涕零，陈永贵一下就从县到公社、到生产大队，抓出一支铁心跟他走的干部队伍。有了这支队伍，他就不是空头司令了。“四清”是毛主席操办的，陈永贵这样干是冒险的，弄不好要栽大筋斗。陈永贵干这件事，一方面是他生活在农村，了解当时的农村干部，认为问题没有中央估计的那么严重：另一方面是大寨干部也被查了，个别大寨干部也曾想寻死，这大大刺激了陈永贵，使他有了冒险的动力。陈永贵干这件冒险事，干得很巧妙。“文革”中毛主席说刘少奇在“四清”中推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句话被陈永贵抓住了，他不正面否定“四清”，而是猛烈地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说昔阳搞的不是毛主席路线的“四清”，而是刘少奇路线的“四清”。“四清”挨整的干部平反以后，陈永贵反来复去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他们。当时，他批判刘少奇，树毛主席的权威，谁敢说他不对？但他确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昔阳县在“文革”以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高，除了交给国家的公粮（农业税）和余粮（不是真正的余粮，是国家规定必须交的统购粮）再扣除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种子饲料、储备粮能分到农民手里的口粮好的生产大队一人一年也只有400多斤原粮。400斤原粮去皮以后只有300多斤。农民分的口粮不够吃，国家又不准粮油上市自由买卖，农民就只好去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储备粮。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每年到社员分配口粮时，队里把社员上一年所欠粮食扣除，社员过上一阵就又开始缺粮，又得去向队里借。种粮人年年借粮吃很伤农民的心。实际上，当时全国农村的多数地方都有这样的“借”和“扣”，集体储备粮早已被用掉了，只是统计表上的一个空数字。1967年陈永贵在昔阳掌权以后，听说全县80%的社员欠着集体的储备粮，总量达2000多万斤，等于全县每人欠100斤，觉得是个大问题。为了把全县农业搞上去1968年春播以后，他在大寨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学大寨会，全县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大部分都到了，还到了一些社员代表。陈永贵在大会上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把这笔债免了。“当时国家粮食十分紧张。陈永贵也不请示上级，就自作主张宣布了这么一件大事，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他这样宣布，自然获得了一片掌声。到1968年底，农村要分配粮食了，陈永贵许下的诺言要兑现了。那几天，陈永贵有事在北京，县里领导开会讨论怎么兑现。讨论时有三个先进大队的代表参加。“文革”中办任何事都要讲阶级路线，大家讨论，觉得免这笔债也不能离开阶级路线。有人提出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能免。意见统一不起来，他们打电话到北京请示陈永贵，陈永贵在阶级斗争上很“左”，这次可没“左”。他讲出了几句惊人的话。他说：“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通通免。”这样不讲阶级路线的话，当时没人敢讲。昔阳县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开大会宣布了陈永贵的决定，同时提高了口粮标准，群众兴奋异常，人们被激发起来了。陈永贵一下就又把全县农民的心抓住了。陈永贵办这件事，是在首先保证完成国家统购任务的前提下做的。这条做到了，才能不翻船。陈永贵后来讲起这件事。他说，实际上他免掉的只是一个空数目字，得到的是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有了生产积极性，实际拿回了好几个200万斤粮食。这两着棋使他很快掌握了昔阳的干部和群众，丰收以后手里也有了一点粮食，他就有可能从1969年开始，指挥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造了不少高产农田，修了不少公路，也搞了一些水利。这方面，陈永贵是昔阳县历任县领导中成绩最大的。政治家驾驭社会是很活的学问，往往靠从书本上学很难学到。当教授的，因为不参加政治斗争的实践，没有实际体会，只能纸上谈兵，讲不太清楚。政治家自己则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往往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不讲清楚。因此，这门学问经常要靠自己到社会实践中去“悟”，才能琢磨出道道来。陈永贵在这方面有点悟性。可惜，陈永贵这两着当时对全国有普遍价值的政治高棋，都不能报道。这两着棋当时都是犯禁的。特别的人都有特别的性格，陈永贵如果没有特别的性格，他也就做不出特别的事。陈永贵种地是一把好手，天旱、地涝，别人种谷出不了苗，他种，能出苗。他种地爱动脑子，善于总结，有巧劲。但是，如果他仅仅如此，那就只能是一个劳动模范，不会成为一个大风大浪里的弄潮儿。婆婆妈妈，犹犹豫豫，唯唯诺诺，畏畏缩缩，按部就班，前怕狼、后怕虎，舒舒服服守摊子，这都和陈永贵无缘。他具有强者的心理，喜欢出主意做难题，喜欢向困难挑战。他下了决心的事，一定干到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敢干。”书生做事，经常反来复去想道理，想来想去不敢干了。他干事，先看要不要干，要干，道理总会想得出来。要干事就会有阻力，他是个铁腕人物，干事时，调动和组织多数人的力量，“拳打脚踢”冲过去，把事干成了，再回过头来做善后工作。他会向被伤害了的人道歉，安抚人心，下次的事，他还是老样。这大概也是天下雄才做事的一个普遍特点。陈永贵有时“拳打脚踢”太狠了一点。“年年有个新套套”，是他一贯的领导工作方法。他认为当领导的就要不停地提出新的目标，新的任务，让大家有事做，有奔头，有压力，让大家紧张起来。50年代，他领着大寨人三战狼窝掌，打坝闸沟造地，连着失败，怨声四起，他注意总结教训，但绝不回头。1963年山洪冲毁了大寨大部分房屋，国家给他们救济，陈永贵就是“三不要”，不要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决心要组织全村自力更生把大寨重建好。这都典型地反映了陈永贵的性格。毛主席喜欢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太符合陈永贵的性格了。搏斗，是他的乐趣。山洪冲了旧大寨，给他出了大难题，他可来劲了。他最看不起只会诉苦、只会发牢骚的窝囊废。哪一个村遭灾，干部来向他汇报，伤心落泪，手无一策，非倒霉不可，会挨他扎扎实实训一顿，而且会从此认为此人不可重用。哪个村干部在汇报遭灾时，气势高昂，拿出几手战胜困难的办法来，会受到他的赞扬。什么性格的帅必定用什么性格的将，他手下不用窝囊人。办大事者不计小利，陈永贵不占小便宜。他在办互助组时的威信就是从不怕个人吃亏中树立起来的。中国传统农民自卑心理很重，他们见了城里人，见了当官的，总觉得自己矮人一头；遇到大场面，总是怯生生的，不敢往人前走。陈永贵不。他无论在什么大人物和外国人面前，无论什么大小场合，不怯场，谈笑风生。1965年，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去大寨，让他谈谈“四清”情况，他可是冲着这些高级官员发了大火，不客气。1965年初，他在北京开人代会，他也曾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来“四清”把基层干部整得一个个抬不起头来，他不同意这种做法。真是胆大包天。他可是不管对不对，遇事总有自己的看法，敢拿出来。山西许多人说陈永贵是个打胜不打败的人。实际上真正的雄才，都是能屈能伸的。1969年中共中央针对山西武斗发了《七·二三布告》。新华社一名记者奉中央之命为陈永贵写了一篇检讨自己在山西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发言稿。他从来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叫他在太原市的五一广场上，当众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是奇耻大辱。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屈了，念了检讨书。但是，他这个人，低头是为了伸头。他只有暂时的退却，没有投降。他记在心里，努力工作，时机一到就翻案。谁伤了他，都会成为他更努力奋斗的动力。陈永贵正是有这种性格，才有可能不请示，不报告，独立做主，做出了一些别人想不到，或想到了也不敢做的事。这种性格是不平庸的性格，可能大成功，也会大砸锅。这种性格使他太想突出自己了，有些事不可能不办砸。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他贪得太大了，越搞越大，花了国家一大笔投资，直到他下台也没办完，最后挨了一通批评。其实按最初的想法，规模小，可能早就完成，成了千秋功业了。陈永贵红的时代，是强调要当驯服工具的时代，是不准有个性的时代，那时，许多有陈永贵这种性格的人，都翻了船，陈永贵却冒了出来，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当然，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在这以前，陈永贵已经冒了不少事，犯上的事已不少。陈永贵有这种性格，和他从小的艰难经历有关。陈永贵1914年生于昔阳县的石山村，小名很好，叫“金小”。父亲是长工，1921年大饥荒，他父亲把他妈妈、姐姐、弟弟卖到昔阳南边的和顺县。他父亲后来觉得没脸，在一棵树上吊死了。陈永贵是大寨的一位李月妮的好心妇女照应大的。后来当小长工，在县城的小铺里当过伙计，帮人打烧饼，还到太原市西山挖过矿。他一生九曲十八折，几番差一点活不成。他后来从中央到地区、县都有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晋中地委第一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这不要忙煞人吗？他心里明白中央的事不用他多操心，安排他干点什么，他干点什么。省里的会，他后来基本不参加。晋中昔阳的事，他只抓大事，定定调子，定定人，小事不管，谁要拿鸡毛蒜皮的事去没完没了地请示他，那个官大概就快当不成了。大寨是他的根据地，他抓得紧，管得细。他知道大寨垮了，他也就没戏了。他当领导，该抓的抓得起，该放的放得下，漏不了事，不紧张，不忙乱，在村里还参加劳动，干得挺潇洒。陈永贵当年领导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建设，没有错。但是他赶上了那个后人无法理解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是个培养两面派的大学校，他一个半文盲稀里糊涂被抬上去当了国家副总理，在那条路线下，全国处于无序状态，他还要处处带头，他又是那么个个性，又被捧得晕头转向，没法不犯错误。昔阳县搞极左，陈永贵是有责任的。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说“路线是个纲”陈永贵就把什么都当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斗。领导层里认识不一致他就说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大寨几个年轻人自己凑钱去买麻花吃，这成了过不惯艰苦生活，受到了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腐蚀的表现，是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有人给大寨“铁姑娘”照了些小照，“铁姑娘”们拿着互相比看，这也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大寨“铁姑娘”。为此，陈永贵在新华社总社大礼堂做报告时大骂了一通记者，说这是记者干的。其实这是省文化局的一位摄影师干的，一片好心。陈永贵在山西动不动就给人乱戴“反大寨”的帽子，有时他不满意老朋友，也会顺手给人家戴上一顶。记者因此被驱逐出大寨、昔阳的不少。他这样乱来，在山西可是导致了相当一批本来拥护他的人对他有了意见。有人后来总结，他是在山西动员人“反大寨”最卖力的人。这一条，他可很失算。陈永贵搞阶级斗争学会了两手。一手是在昔阳经常搞小政治运动。他说：没有运动，不整不斗，群众就不好好干。再一手是在斗争中人为地设置对立面。大寨大队就总是抓住大队长贾承让当错误、保守思想的代表。贾承让发过牢骚，说：“大寨只要把贾承让整好了，整党就整好了。”其实，他们两个关系不错，但为了政治需要，总抓老贾当对立面。后来，他为了说明自己正确甚至要抓老英雄贾进才当对立面。县里，他总是抓县委副书记刘树岗当对立面。批判完了、检讨完了，人还是要继续用的。人为设置对立面，有时就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有些事是加油添醋弄出来的，真实性很差。他这两手都是从大政治家那里学来的，是一种统治术，有时做得不地道，有点折磨人。陈永贵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全县推行了一套做法：取消社员的自留地，消灭农村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基本上取消社员的家庭副业，把农村人民公社原来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全部搞成更大更公的大队核算，取消社员劳动中的定额记酬。他特别喜欢这几条，认为是很“革命”的。但这几条是违背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公开报道中暗地里按“六十条”卡住，不报道，当然也不敢公开批评。陈永贵这样做，对全国影响不小。十多年中，全国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农村干部到大寨、昔阳来取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普及了，农村又把握不住，再加上过去“四清”斗争中的仇恨，据说斗死了一些人，逼死了一些人。这种事，封得很严实，没人敢说，记者们当时都不知道，陈永贵一失势，才都暴露出来。陈永贵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他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自然是站在了“两个凡是”一边的。农民都想脱“农籍”跳“农门”，陈永贵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总理，是可以脱“农籍”跳“农门”的，他就是不脱，不跳。他坚持保持自己的农民身份，形象上也保持农民的样子，到哪里总是一身北方农民的穿戴，头上包着白毛巾，脚上蹬着自己老婆做的笨布鞋，对襟的中式服装。他当副总理也是世界上唯一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过去农村不脱产干部出外工作，国管管饭，他在外面吃饭不要钱。他吃不惯高级饭，把北京给他配的高级厨师退了，自己从昔阳农村找了个师傅到北京，给他做昔阳的拉面、抿曲（一种杂面面条）和饺子。他下了台，才把自己和家里的户口从大寨村里转到北京，才成了城里人，也才有了不高的工资。他当了一阵大官，经济上是个穷人。他不满意“四人帮”。他作为一个农村干部，原来仰头望着中央，心里总以为中央的领导一定是马列主义学得最多，水平最高，共产主义思想最纯的。等到他1973年当政治局委员到了中央以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对他思想震动很大。1975年末开始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陈永贵不积极，回到大寨情绪很坏，大寨一直拖着不表态。后来中央文件下来了，毛主席的话一条一条传下来，大寨顶不住了，直到1976年2月才表态登报。这股顶劲当时很不容易。“文革”中这种没完没了的政治表态，今天拥护这，明天批判那，有的不能自圆其说，登在报上，人们反感。这种事，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者奉命让大寨干的，陈永贵多数不知道（他不在）。大多数人都想在人前表现自己，陈永贵也脱不了这个俗。昔阳在他掌权以后，粮食生产增长得很快，但是还闹虚夸。虚夸得最多的一年是1973年。昔阳县在“文革”前，最好的丰收年，粮食产1亿斤，1973年那么大的早灾，他们竟报了2亿3千多万斤，后来一落实，只有1亿4千多万斤。本来，那么大的灾，搞到了1亿4千多万斤，就是很大的成绩了。结果一虚报，就成了假成绩，成了污点。他病时，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去看了他。1986年3月26日，他去世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新华社记者黄正根召去，按中央的意思写了一条消息，登在了《人民日报》上。消息肯定了陈永贵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山区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自然，“追悼会上没坏人”，缺点错误就不说了。人们认为消息是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