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农村改革的叙事主线不在农民身上
文摘
2024-10-28 09:41
山东
追溯农村改革历史，可以有多种些方式和视角，但核心叙事主线应该是政策转变。现在的改革叙事，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道有小岗村，不知道有滁县地区，似乎小岗村在一夜之间突发奇想搞了包干到户。实际上，小岗包干到户有不可或缺的政策背景，这就是当时滁县地区的农村政策转变。如果没有整个滁县地区的宽松政策氛围，没有已经大范围推开的包产到组和大包干到组，也就没有小岗村包干到户。改革过程首先是政策转变过程，回溯改革过程，最重要的是鉴别那些程碑式的政策文献。从标志性政策文件来看，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六条”标志农村新政启动。这六条新政的突出特点，就是农村政策放宽，包括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强调按劳分配，强调生产要搞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强调给农民是一定的经济自由。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曾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专门报道了安徽省委的六条新政。 那么，省委六条由何而来？这就要说到滁县地委1977年春夏的农村大调查以及给省委的报告。1977年春夏，滁县地委抽调394人，组成115个调查组，经历了80多天，调查了401个不同类型的社队，写出查报告135篇，在全区农业工作会议介绍了落实农村政策的典型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就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和部署。随后，滁县地委向省委报送《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报告。滁县地委的调查材料和报告，引起了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肯定和重视，并批转全省各地县。省委受到启发，组织了全省范围内农村调查，进而讨论起草了新的农村政策文件，就是省委六条。
滁县地委报告为什么受到万里重视？从大背景来看，这个大调查及报告是揭批四人帮运动的直接产物，但根本上是对文革后期左倾农村政策的批判否定。报告中说：“许多调查材料证明，各地在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过程中，受‘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是很大的，流毒很深很广。‘四人帮’竭力歪曲、篡改党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散布‘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把人民公社现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说成是‘老一套’、‘ 过时’了；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污蔑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把社员按政策规定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养猪养家禽等家庭副业污蔑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把贯彻勤俭办社方针污蔑为‘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把开展集体的多种经营污蔑为‘金钱挂帅’、‘ 培植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把合理的规章制度污蔑为‘套在农民头上的枷锁’、‘修正主义管、卡、压’；把关心群众生活污蔑为‘福利主义’、‘收买人心’等等。” 此前，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滁县地委发出33号文件，向各县委和公社党委转发地区革委会主任王郁昭在地委农业学大寨汇报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左倾农村政策的批评更加尖锐：“我们应当看到，由于‘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在对待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上，谬论甚多，流毒很广。你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搞好评工记分和劳动管理，他说你‘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工分挂帅’又复活了，你要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他说你搞‘管、卡、压’；你要坚持‘勤俭办社’方针，实行经济核算，他说你‘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你要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他说你是‘金钱挂帅’；你要开展劳动竞赛，他说你是‘锦标主义’；你要抓分配兑现,他说你是‘黄世仁逼债’等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政策，弄得路线是非不分，政策界限不清，叫你无所适从。”滁县地委呈报省委《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就是根据这个讲话改写的。滁县地委报告历数了四人帮种种政策“流毒”，实际上，这些“政策流毒”的根子不仅在“四人帮”，而且在“大寨经验”。这些“大寨经验”的理论基础，则是毛泽东所说“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政治理念。滁县地委报告的突出贡献，在于尖锐批评了“左上加左”的农村政策，强调要落实文革前的农村经济政策，并且提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农民迫切要求，是农村当务之急。这可以称为农村改革先声。 7月底，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看到了这个报告，非常重视，当即做了批示：“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此时，万里刚到任安徽一个多月，忙于调整省委和各地委领导班子。这是万里到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报告。9月，安徽省委召开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将滁县地委的调研汇编成册，署名为《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滁县地区调查材料汇编》，发给了各地市县委，要求各地县开展深入的农村调查。会后，省委决定起草一份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有关“规定”。 11月初，在滁县，省委召开全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座谈会，汇报交流各地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省委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初稿。11月15日，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修改通过，印发各地执行。万里晚年回忆安徽农村改革发生过程，反复强调省委“六条”这个文件的作用，省委是从滁县地委报告中受到启发，又在滁县地区召开了全省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万里说：“这次会议，研究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政策，这样的会议多年没有开了。在这之前，省委批转过滁县地区一个材料”。可以说，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安徽省委六条，是省级层面、全省范围推动农村政策放宽的里程碑式文件。滁县地区在农村改革中的先锋作用，不仅表现在推动省委“六条”文件形成，而且表现在贯彻省委文件继续走在全省前列，创造了新突破、新经验。1978年夏，在地委农村工作会上，一些推行责任制的典型经验受到地委关注肯定，被称为“三个秘密武器”：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定产到组，以产计工”，粮食油料大幅度增产；天长县新街公社棉花生产实行“定额管理，超产奖励”，皮棉产量超历史；来安县广大公社按照生产队干部的工作成效“颁发奖金”，大大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夺得粮食增产。万里看了这三个调查报告后，随即要省委办公厅主任通知王郁昭，可以在全地区各县进行试点。随后，滁县地委将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公社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在地委上报省委的“三个秘密武器”的经验报告之外，凤阳县出现新的政策突破。1978年3月，凤阳县马湖公社前倪生产队搞了包产到组，秋种时，在全县范围内扩散，许多生产队悄悄学马湖。但在秋天地委农村工作会上，凤阳县委没有公开报告。当年11月，凤阳县委四干会议讨论准备推广马湖包产到组经验时，有干部披露了有比马湖公社包产到组更好的承包办法，即梨园公社石马大队小贾生产队实行“小组包干”，就是后来所说的“大包干到组”。小贾队大包干到组是1978年3月产生，与马湖包产到组同时。参加会议的基层干部所以要求搞包干到组，是因为，搞包产到组还要由生产队统一核算，包括确定产量指标、秋后收缴粮食、算帐分配等，手续繁琐复杂。小贾生产队“小组包干”，办法相当简单，被归结为：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多数公社书记反映下面要求搞“大包干”。因为这种“大包干到组”关系到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体制，或者说相当于直接瓦解了人民公社的基本单位生产队，县委不敢擅自决定。经地委书记王郁昭向万里书记汇报，万里说：“可以先搞实验，个别包到户也可以实验。”3月22日，《岳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具体做法》研究报告由滁县地委和凤阳县委提交给安徽省委。于是“大包干到组”成为省委认可的生产责任制形式。这是出现包干到户的政策基础。
滁州地区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先锋作用，还体现在万里离开安徽之后。1980年3月，万里离开安徽，新的省委主要领导政策思路大变 ，开始指责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要求领导干部要“坚持马列主义”，纠正“错误”。此时安徽很多地方发生政策倒退，滁县地区没有退缩，几乎成为农村改革孤岛。滁县地委和王郁昭书记坚持改革方向，守住了包干到户阵地，对周围及全国影响扩大，受到了中央领导高度肯定。1983年3月，万里代表中央书记处会见新任安徽省委领导班子，谈到中央决定王郁昭担任省长，万里说：“王郁昭同志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在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到户，现在全国都搞开了，这一条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不要骄傲，要闯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还要继续探索。搞社会主义，我们还在探索，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王郁昭同志有创见、有干劲，但不要满足。”在多种场合，万里都曾强调滁县地区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
注：2024年9月24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农村改革史丛书•滁州卷》编纂座谈会，在安徽滁州学院召开。本文中的滁州，是指原安徽滁县地区（1992年12月滁县地区撤地改市，滁县地区即现滁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