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友:我参与报道安徽农村改革
文摘
2024-12-02 10:51
山东
作者简介:张广友(1930一2008),辽宁铁岭人,1955年8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59年毕业分配到新华通讯社总社,成为一名专业新闻工作者。1977年9月,被借调到安徽省委协助万里进行调研,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通过宣传报道,积极支持万里关于农村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1982年春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同年12月调任《农民日报》总编辑。
1977年6月,我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逆境中相识的万里主政安徽。1977年9月,根据万里的多次建议和要求,我被新华社派为常驻安徽记者,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对安徽的农村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宣传报道。历史的机遇把我推上农村改革的潮头,让我有机会为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农村改革做了一些工作。 1977年6月,中共中央调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万里到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首先是从整顿铁路开始的。万里就是这时出任铁道部部长,并为铁路整顿作出了巨大贡献。1976年以前,我与万里并不相识。1976年2月中旬,“四人帮”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华社派我到铁道部“蹲点”,这样,我和万里相识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8个月后,万里主政安徽,并开始在安徽搞农村改革。当时,虽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两个凡是”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94年夏天,当我和万里等回顾当时的情况时,万里还说:“安徽的农村改革是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政治风险,挣脱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情况下进行的,步履十分艰难!”万里的这番话一点儿也不夸张。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核心是普遍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亿万农民挣脱长期以来极左思想束缚的伟大创造。它解决了农业合作社以来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生产上的“瞎指挥”、“大呼隆”,使农民有了生产和分配自主权,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阻力大,争论多,从上到下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和创造,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就曾几次出现过。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它受到过长期的“讨伐”,被戴上“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等帽子。有些人因为赞同或搞了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以至批不臭、压不住、禁不止,落而又起,一再向人们显示着它“存在的合理性”。我过去对包产到户一直是赞同和支持的。1962年春,我就写过关于包产到户的长篇调查《李家店村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调查》,并因此受到严厉批评。安徽的包产到户就是在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下起步的。1977年11月下旬,在万里领导下,安徽根据本省农村实际,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这个规定,和当时中央的文件精神是不一致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强调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搞好按劳分配,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等。这些做法,受到广大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一些新闻记者、科研人员的坚决支持。1978年1月15日,我到安徽不久,《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刊登了由我执笔写的《安徽大步赶上来》的文章,报道了安徽省委制定的农村政策——《六条》。接着,我又同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刘宗棠就《六条》中的“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安徽省定远县农村进行调查,写了长篇报道《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这篇报道在1978年2月16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配评论发表后,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表示赞同和支持。可是,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却遭到从上到下一些人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有的说他们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是在号召“复辟资本主义”,号召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分田单干风,有的甚至公开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判安徽搞包产到户……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在一次讲话中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没有你那个‘阳关道’可走,只好走我们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的结论……”随着包产到户的迅猛发展,争论更加激烈。我作为一名记者,跟随万里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完全赞同支持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领导的做法,并连续作了大量的内部和公开报道。定远县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报道,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那么,作为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者要不要有自主权?怎样才能使他们有真正的自主权?长期以来,农村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生产上的“瞎指挥”、“大呼隆”,要不要解决?怎样解决?一句话,怎么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包产到组”、“责任到人”。对此,我和陆子修写了《灾年夺高产、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以产定工”的调查》和《产量责任制使棉花大增产——新街公社棉花生产实行“六定一奖”、“责任到人”的调查》,使人们认识到“农业劳动计酬必须联系产量”。可是,有些人对此坚决反对,说联产计酬是方向道路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下发过一个〔1977〕49号文件,强调要学习大寨经验,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逐步改变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提出要把10%左右的生产队核算改变为生产大队核算。于是,有些报纸就不点名地公开批评安徽的做法,说他们“既违纪,又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针锋相对地写了《落实党的政策非批假左真右不可——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发展》、《安徽省县委书记们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狠狠批“左”农业才能迅速发展》等报道。这些报道的中心思想是分清是非,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大造舆论。1978年安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减产。这时有人又提出“安徽不是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搞得好吗?为什么还减产?”为此,我们写了《重灾之后访安徽》,在以大量事实驳斥和回答的同时,讲到了为了争取明年主动,安徽在秋种中采取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大胆措施——“借地”。即把集体无力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户,谁种谁收,不计征购,不搞提留。在激烈斗争中,万里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一直是积极支持的,1979年他亲自抓了两个点:一个是肥西县山南公社包产到户试点;一个是凤阳县的大包干和小岗的调查。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尽管争论十分激烈,但全省包产到户仍旧迅速发展。到1979年底,全省实行“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达到30%左右。与此同时,豫东、鲁西和甘肃、贵州等省一些贫困地区也出现了包产到户。1980年1月,万里在安徽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讲了“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之后,以“双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势若燎原烈火,迅速燃遍江淮大地。 1980年2月,万里调离安徽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为从安徽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就在万里回京工作前后,围绕包产到户又发生了两次大的争论。 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出席会议的安徽代表周曰礼、陆子修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一些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热烈欢迎的情况,引起“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争论,一时形成对安徽代表及其同情者的围攻。当时国家农委的大部分领导表示要按现行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准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站在反对方一边。会议结束后,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第2期、第3期连续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文章,公开点名批评安徽。我把这两期《农村工作通讯》送给刚回到北京不久的万里,并讲了我的意见。万里看后,要求我和吴象针对其文章内容,不点名地进行反驳。根据万里的指示,我们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万里审阅后,建议用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上发表。没想到安徽省委领导说对文章有不同看法,不同意用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也不同意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社一位领导看到这篇文章清样后,倍加赞赏。他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以你们两位署名,在我们报上发表,文责自负。你们两位,一位是‘本报特约记者吴象’,一位是‘本报记者张广友’。”(过去规定新华社记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专稿时,可以用“本报记者”)我们表示同意,并报告万里。万里说,原来我想反驳这家杂志,用不着大动干戈。现在安徽那边有不同意见,那也只好如此了。于是,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社领导的支持下,于1980年4月9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全文发表。这篇文章见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对维护和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巨大推动和支持,对反对者是个有力回击。但是,争论并未到此为止,仍在继续。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特别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文章发表后,安徽农村情况怎么样?万里放心不下,要我和吴象到安徽农村去看看。1980年4月中旬,我们走访了江淮地区农村,发现全省农业会议以后围绕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争论很激烈。一方面,群众根据万里在全省农业会议上讲的“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普遍要求搞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省地县一些领导坚决反对,于是在全省范围出现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安徽省委领导为此分别召开北四区和南三区地委书记会议,借传达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之机批评包产到户。在南三区会议上,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当着我和吴象的面,不点名地批了我们写的文章。上纲之高,语言之尖刻,让我十分震惊,以致一些语言,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什么新发明创造,实际上是在搞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机会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的一些农村干部很有经验,他们虽然讲不出多少道道来,但他们的嗅觉很灵敏,用鼻子一闻,就闻出这篇文章的目的和倾向性。春耕生产大忙期间发表这么大块的文章,啥意思!”“中央两个农业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文件的核心,不能怀疑,不能动摇。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执行,这是纪律……”若是过去,我们因为有包袱可能就退缩了。但这次我们不但没有退缩,相反是奋笔疾书,为包产到户大唱赞歌,针锋相对地写了八篇共2.2万多字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于1980年5月27日至30日连续刊出。5月31日,邓小平在对包产到户出现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发表了重要讲话:“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至此围绕农村改革中出现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初步告一段落,开始于安徽的包产到户,迅速遍及神州大地。1980年冬天,我和吴象、李千峰走访皖、豫、鲁三省一些农村,连续写了五篇皖、豫、鲁农村见闻:《历史性转折》、《巨大的吸引力》、《实践的回答》、《可喜的新动向》、《实事求是的领导者》,共2.4万多字。1981年春,新华社在内参基础上公开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载后,对全国各地加速和完善农村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的机遇使我有机会跟随万里参与了安徽农村初期改革的工作,作了大量系列的内部和公开报道。在“双包”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是“阳关道”还是“独木桥”的激烈争论和实践中,我耳闻目睹了大量事实。这些报道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双包”责任制发生、发展的过程,有针对性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1982年底,河南人民出版社从我写的(包括与其他同志共同采写的)内部和公开的报道中,选出48篇,共24万字,出版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与发展》一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为此书写了《序》。他首先对出版这本书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些报道对各地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编辑出版这本书,不仅有助于人们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理解,而且为研究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接着,他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出来的。它是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产物;是纠正‘左’倾错误,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它一出现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像一切新生事物一样,联产承包制是经历了激烈争论,冲破重重阻力,逐步发展起来的。” 安徽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安徽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开始,也是中国历史性大转折的开始。安徽的农村改革迄今已经30年了。我在安徽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我深深感到那是我近40年记者生涯中,工作最紧张,斗争最激烈,也是最痛快、最欣慰、最有意义的不平凡的两年,是我一生新闻事业中最辉煌的两年!我亲历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实践,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竭尽全力对安徽农村改革作了大量的内部和公开报道,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安徽农村改革初期的一些重大报道绝大部分是我亲自参加执笔采写的。两年多的时间,写了100多篇共30多万字的内部和公开报道。我为自己能够有幸参加安徽农村改革的实践,并在宣传报道中尽职尽责,作出了成绩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与此同时,我在参与安徽农村改革的实践中,亲眼看到了广大农民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束缚,迅速改变面貌,政治上开始有了民主,经济上得到了实惠,使我受到了鼓舞,受到了教育。特别是对那些贫困落后地区,农民长期为之奋斗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感到由衷的高兴!农村改革受到了广大农民由衷的热烈欢迎,把它看做是“第二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土地改革)。万里在谈到农村改革成功的意义时,概括了一句含义深刻的话:“包产到户不仅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这算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吧”!我真正感到我为农民做了件好事,我这个记者没白吃农民的饭!
(原文载《百年潮》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