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八，《万里文选》编辑组成员张广友等前往中南海万里寓所，给万里拜年并请教。以下是万里谈话的部分内容。春节期间，窦店的仉振亮[1]来了。仉振亮是北京的老劳模、窦店村书记。他一直坚持朴素的优良传统。那年我从大邱庄回来，去了窦店，听了他们的汇报，了解他们的情况。老仉这个人很朴实，他讲民主，不搞特殊化，一直保持同农民的平等地位，有事同群众商量，作风很朴实，不搞形式主义，把力量用在带领群众搞好生产上。可贵的是，他一直坚持下来了。（注：[1]仉振亮(1928-2015)，北京房山人，1956年1月至2000年5月历任窦店村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曾任房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多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十大杰出人物。）我们的一些基层干部和劳模，本来是很好的，可是一旦掌握权，生产上去了，出了名，作风就变了。陈永贵[2]、禹作敏[3]不就是这样吗!什么事都个人说了算，甚至胡作非为。这种情况可不少，有些人有了权，霸道得很，根本不讲什么民主。这哪里是什么资本主义，而是封建的东西。（[2]陈永贵（1914-1986），山西昔阳人，长期担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被评为县、地区和全国劳动模范，曾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指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依靠造反起家,顽固地推行‘左’倾路线。他是一个派头头，眼中没有党，没有组织，把大寨、昔阳搞成谁也不能过问的独立王国。他实行封建家长式统治，一切都得由他个人专断。他作风霸道，飞扬跋扈，自认为一贯正确，一切都要以大寨的是非为是非，以大寨的标准为标准。人们对大寨、昔阳只能颂扬，不能说半个‘不’字。如有不同意见，就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大寨’的帽子、棍子。他思想路线极不端正，从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发展到弄虚作假，虚报产量，骗取荣誉。更为严重的是，直到三中全会以后，他还对抗党中央的路线，抵制落实政策，继续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3]禹作敏（1930—1999），天津静海人，1974年起担任天津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到1992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000人，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利润4.7亿元。1987年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1993年因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农村改革，我们强调的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强调的是“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要实惠”。现在，有些基层干部胡作非为，不讲民主。经济上的实惠，如果没有相适应的政治上民主，农民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长此下去，经济上的实惠，也就难以保持。所以，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相适应的政治改革。政治民主与经济实惠是互不分割的。
首钢搞改革，搞大包干，实际上是搞责任制，那时我几次去首钢，在和他们的领导人交谈时一再强调，要让工人真正当家作主，不能搞大老爷当家;工人是主人，而不是“雇员”。我曾经对他们说过：“给企业放权，不只是给你的领导班子的，更不是给主要领导个人的，而是给你们全体职工的，要让职工当家作主，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这是核心内容。”首钢改革应当使首钢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人人当家理财，不要个人说了算。可是后来出现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造成了很多失误，群众意见很大。我认为，否定他们的错误是应当的，但不应当把首钢的责任制否定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那天江泽民同志来看我，我也讲这个问题，同他讲了要强调民主法治问题。我说:听说你们请专家讲课，学习民主法治，这件事儿抓得好，我赞成!中国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对人们的影响可以说根深蒂固。有了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中国经济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封建社会那套。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的，旧的思想影响很深，很难摆脱。我们在安徽搞改革时，首先强调的是生产自主权。有了生产自主权，有了分配自主权，农民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这是农村改革的关键。在农村改革中，我反复强调的是:一是政治上民主，二是经济上实惠。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没有党的领导改善，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就没有生产力发展，社会就不会进步。领导如果不讲民主，都是个人说了算，那就没法谈经济。中国共产党是个有5000 多万党员的大党，出路应当是充分发扬民主。
总的说来，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 带动生产关系发展，而不是生产关系带动生产力发展。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是因为它能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为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但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实践情况如何?事实证明，无论是原来的苏联、东欧，还是朝鲜、越南，生产力发展情况远远落后于类似国家。中国情况如何?我们都是身临其境，有目共睹。我们应当正视这个重大问题。现在国有企业问题最大，经营亏损，三角债越来越严重，要好好研究解决。国营企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不是三资企业、私人企业(乡镇企业)存在发展，问题就更大了。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好，不好说，应当首先弄清原因。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不赞成采取回避态度，要对症下药，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碰见问题就走回头路。 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影响农业生产的是政策不对头，农民没有自主权，所以农民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搞农村改革，我们对症下药，搞了包产到户，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使农民有了自主权，所以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
现在农村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光讲空话，拿不出具体可行的措施不行。农民负担过重，农业投入少，这些是问题，但是不是就这些问题?农民负担过重、农业投入少的原因又是什么? 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就要受到影响。中国出问题首先出在农业上，说是这样说了，但是并没有引起真正重视，没有拿出有效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