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万里交往多起来，是王郁昭从安徽省长调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之后。
对王郁昭来说，调离安徽是巨大意外。1987年6月，他率安徽省政府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在北京刚下飞机，省里来接的人就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领导请他去谈话。第二天，他去见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这位领导说：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再担任安徽省长。这位领导还说：“你对农村改革有贡献，熟悉农村工作，到北京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王郁昭表态：服从中央决定。同时，他对这种调动明显不解。王郁昭借用鲁迅的话，表达了对调动的不满，意指有人中伤排挤。中组部部长显然无意与他讨论，更不回应他从鲁迅文章中引申的问题，而是说：“工作需要嘛”。
在与中央组织部长的谈话中，王郁昭几次都提到了鲁迅“横站”的说法。鲁迅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郁昭到北京上班以后，开始几个月没有分工，“实际上是坐冷板凳”。这几月，他没有具体责任和实际职权，上班主要是看看文件材料，常规性地参加会议。后来，王郁昭被安排分管下属单位，主要是报社、出版社等。不论分工前还是分工后的的情况都显现出，九号院对于他的到来，并没有需要，也没有准备。再联想到，他卸任省长并不马上到位，调令下来几个月后才进京报到。可见，中组部领导所谓农村政策研究的“工作需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调动原因。
在王郁昭担任省长后期，中纪委接到关于他的举报。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文革中间“批邓”的问题。举报中另外的问题，说他在用人上拉帮结派、工作上作风浮夸等。谈到用人问题，王郁昭说：“有人向上反映我的问题，说我在安徽势力太大，并说在地市、厅局的领导人中，我的学生就有八十四个。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十几年，学生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什么领导。有人向中央反映：王郁昭在长江路上一呼百应。”长江路是省委省政府门前的一条马路，是省会的主要道路。王郁昭晚年曾多次感慨，对于此种非议，当事者本人是无法辩解的。
1987年5月，中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组到合肥后，先与王郁昭见面并说明来意，王郁昭表示积极配合，照常工作。文革中“批邓”问题说来话长，但并不复杂，且已经有过处理。1976年初，邓小平在短暂复出后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郁昭作为地区革委会主任，在省里一次会议上做了“批邓”发言。早在1978年，王郁昭就被告过，告状者曾是地委班子成员，说王郁昭“批邓”很积极，并且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看了信后曾派人查过，说没有问题。这个人就又告万里，把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决定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由省纪检委副书记做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公安厅副厅长做副组长。调查组调查两个月后，省委常委会听工作组汇报，王郁昭也被通知参加这次会。万里在会上说：“调查证明，这是诬告，诬告必须反坐，要承担责任”，会议决定把这个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在滁县开了群众公开审判大会。王郁昭当省长后，告状在继续，其中既有原来的告状者，也增加了新的告状者，但大致上都属于过去地委的班子成员。这正是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由头。
王郁昭回忆说：“为了查我的‘反邓’问题，中纪委工作组约谈了很多人，去了几个地方，还查了当初的档案。我当时在省里的‘批邓’发言材料，大部分内容是从南京军区的一个批判材料上抄来的。后来，我就出访欧洲了，一回到北京，就被通知调离安徽。决定调离我的时候，调查还在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问题。我走了以后，工作组就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外出调研的旅途中，王郁昭遇到一位当年的调查组成员。他对王郁昭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调查组正在查，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突然把你调走了。我们觉得，总应该把调查搞完，有问题或没问题有个说法，然后再调人好说些。这样做事很是莫名其妙，搞得我们很不好下台。”
王郁昭对于这次调查和调动的不满是显然的，但是甚少表达。我还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上班路上，我们在车里，不知道怎么聊到这次中纪委调查。他感叹到：“想想彭德怀，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功劳再大，也大不过彭德怀；案件再冤，也不能冤过彭德怀。我这点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党内斗争就是这样。”关于这次调查的结论，中纪委在两年多以后才正式告知他本人。
王郁昭离任省长后，中纪委调查组即风流云散。调查结果如何，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既无任何说法，也无人提及，更没有人找王郁昭谈话。从所谓组织原则来说，应该与被调查者见面沟通。王郁昭当然很关心这件事，但中纪委不找他，他也不便找中纪委，照常工作而已。
1989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调查结束两年多以后，中纪委约请王郁昭谈话。与王郁昭谈话的是当年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谈话就在中纪委所在地官园的一个会客室里，内容很简单。这位副书记说：“关于当年有人举报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但是，拖到现在才谈话，很是对不起。我们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不需要做任何组织处理。谈话拖了两年，很对不起，向你表示道歉。”这位副书记又说：“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你看是否需要个文字材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出一个文字材料。”王郁昭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工作组已经查清了问题，还了我的清白，文字材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既然有人告状，那么就应该调查。”中纪委谈话后不久，国务院一位领导也找王郁昭谈话，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撤销九号院机构，让王郁昭负责清查处理和遣散分配工作。
发生在1987年夏的中纪委调查，到1989年秋才谈话，期间为什么要拖延两年多，王郁昭并不很清楚。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曾对他说过一些情况。陈作霖是王郁昭的老同事、老朋友。1970年代中期，他们都在滁县地委工作，陈作霖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后，两人同住在一个部长大院，时有见面。调查组回来后，中纪委内部曾考虑让陈作霖找王郁昭谈话。但是，陈作霖没有同意，说：“当初派工作组去查，我就不同意，因为告状信说的主要问题，我是清楚的，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就查清楚了。现在让我去谈话，不合适。”后来，中纪委内部又有人提议让另一个副书记与王郁昭谈，这位副书记也不肯谈。这样，就拖下来了。到了1989年秋天，再不谈话就要直接影响王郁昭的工作变动，所以，就安排了当初的调查组负责人出面。王郁昭认为，如果没有九号院里的机构撤销，不是让他来负责清查和善后，也许这件事就不再提及，当年那次长达两个月的中纪委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纪委调查可以说无功而返，但是，问题依然不好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派出调查组，调查组与王郁昭的调离有什么关系，似乎扑朔迷离。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有人告状到中央，中纪委派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然后，王郁昭被调到北京。那么，通常就会认为这与告状有关，或者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这种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告状已经持续数年，为什么前几年了无声响，这次却能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调查没有发现问题，就决定调离了。可见，调动与中纪委调查关系不大。也许，这种调动背后有更深厚的意蕴，调动与调查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是一种虚假相关。
四
关于王郁昭调离安徽的原因，在后来若干年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官员，在不同场合有所议论。1987年王郁昭的调离并非个别，而是一次涉及十几个人的人事调动，既包括一些省领导，也包括一些中央部委领导。在某些人看来，他们都是和万里关系密切的人。这十多位省部级干部调动的基本特点，就是从重要岗位调整到不那么重要的岗位，有的甚至直接降级降职。
在这次十多个省部级干部的职位调整中，一位来自东部的副省长的经历更堪玩味。当时，他是中部某省的省委副书记，四十五六岁，可谓意气风发。中组部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调他到东部某省一个地级市担任市长。这已经不是平级调动，而是直接降级降职。他问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回答说不是犯了错误，他问那为什么这样调动他，中组部领导的回答是：这是工作需要，你年纪轻，要能上能下，多多磨练。就这样他就当地级市长去了，当了两年市长，他又当市委书记，当了一年市委书记，他又当回了副省长。
当年这些调动的当事人，在议论这波官员调整时，往往要说到当年那场中国政界的大地震。年初，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职。随着总书记和总理的变动，万里的位势也有变化。直白来说，由于高层权力结构变化重组，万里也遭遇困境，当时没有能力给王郁昭等人提供支持。
谈到当年调离安徽，虽然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王郁昭从未抱怨纪检部门。作为政界要员，被举报或者告状总是会有的，但举报本身并不重要，或者说，举报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举报经常发生，重要的是查或不查；问题经常发现，重要的是处理或者不处理。若翻转角度看，则有另一种运作轨迹，不是因为有问题而决定处置，而是因为要处置而寻找问题，问题本身并非决定性力量。这其中不同因素互为变量、互为因果，演变机制和配置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在西方，这种出神入化的决定性力量首先是选举；在中国，这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或者说各种力量的逻辑关系如何展开，于探究者而言是莫大挑战。
王郁昭调来北京后，没有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1987秋中共十三大之后，万里基本上离开国务院，不再分管农村工作，于次年春天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此后，王郁昭与万里的工作联系，主要是编辑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和编辑万里文选。
1994年8月，万里（右二）与《万里文选》编辑组成员共进午餐，王郁昭（右一），张广友（左一），曹志（左二），赵福亭（左三）。
1991年下半年，王郁昭参与主持“新时期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工作。最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提出了初步入选篇目。这些入选篇目有近百篇，包括万里的文章讲话九篇，田纪云的文章讲话六篇。但是，有关部门提出的入选篇目，万里、田纪云均无文章入选。王郁昭提出了不同意见：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万里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领导人，农村改革是在万里主持下具体推进的。选编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不收录万里的文章讲话显然不能反映历史。1988年初，万里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以后，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到文献选编时，田纪云依然在主管农村工作。在文献选编中，不收录田纪云的文章讲话也显然不合适。王郁昭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固执己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退出文献选编工作。后来，经过进一步磋商，万里和田纪云各有三篇文章讲话入选，这本文献选编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编辑出版《万里文选》。经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协调安排，“文选”组织了单独的编辑班子，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担任编辑组长，王郁昭担任编辑组副组长。
王郁昭调来北京以后，与万里的交往显然增加。春节，王郁昭会去探望万里；平时，有些情况下也会去万里家。与万里办公室的联系，一般都是他自己与万里的秘书通话，赵树凯担任王郁昭秘书后期，与万里秘书逐渐熟悉，有时负责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他去万里家里，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具体事情。有一次，安徽在小岗村建立大包干纪念馆，想请万里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先是省里有关领导直接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万里没有答应；随后，省里又通过中央有关部门联系，万里还是没有答应。无奈之下，省领导找到王郁昭。王郁昭去了万里家里，对万里说：“这个题词你要写，你不写谁写？只能由你来写，别人写都不合适。”万里听了王郁昭的话，说：“好吧。”让秘书拿了一张白纸，再找了一块硬纸板垫在腿上，坐在沙发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更多时候，王郁昭去万里处，没有什么具体事，就是探望，聊一聊。记得有一次，王郁昭探望万里回来的路上，我问谈什么了，他说：“也没有谈什么，就是闲聊，谈到反腐败。万里说，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部门本身也腐败”。
2011年冬，王郁昭探访万里后感慨：“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万里比我大十岁，今年九十五岁了，行动不便，特别是耳朵不好使。我的听力很差，他的听力更差，两个人谈话很困难，我们说得很简单，坐了一会儿”。英雄迟暮，风华不再，难免沧然之感。
谈到与万里的关系，王郁昭常说：“外边说得有些夸张，我们的交往很简单”。在他看来，主要是农村改革大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彼此支持，建立了相互信任。
万里治丧期间，中央在北京305医院设置了灵堂，接受各界公祭，王郁昭坚持要坐轮椅前往，但身体欠佳，家人劝阻而作罢。他委托赵树凯再次当面向万里子女转达悼念哀思。
在万里辞世一年后，2016年7月16日，王郁昭溘然长逝。
（ 202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