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官方，还是在民间，杜润生的改革贡献都有共识，但是，理解杜润生并不容易。
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是一场艰难曲折的政策革命，在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的政策失败，堪称近代中国的十年辉煌。这十年辉煌，不仅前所未有，随后三十余年也未再现。但是，铸就这种辉煌的历史进程是复杂的。从杜润生个人来说，在这个过程中也充满了纠结和艰难。这些纠结和艰难，有的出自体制运行，有的出自政见纷争，也有的是出自权力纠葛。
一
1979年春天，政策斗争第一次公开爆发，也是杜润生遭遇的第一场麻烦。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封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并配发了五百字编者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编者按起因于分管农业的中央领导批示，国家农委起草了“编者按”文稿，杜润生作为主管政研室的农委副主任参与其中。此事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堪称为改革早春时节的一股政策寒流，但遭到了安徽、四川等省抵制。五年后，中央机关整党，杜润生在“整党对照检查报告”中曾有专门说明。
“张浩来信”事件之后恰好一年，1980年3月，国家农委主管刊物发表杜润生文章：“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上去，改变生产条件，实现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1]此文再次构成政策事件。这个刊物发表了系列否定包产到户的文章，还拒绝刊发安徽方面的文章。万里上调中央主管农业之初，曾几次表示要撤销这家刊物。杜润生晚年说：“我的讲话修改稿，未经校正，被一位同志拿走，发表在《农村工作通讯》上，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应该负责”。[2]
1981年3月，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杜润生的政策报告：“全国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社队属于‘三靠队’，允许包产到户。”“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社队处于中间状态，办的不算好。包产到户的出现，使这些社队面临新的挑战。任其自流自发的大批搞包产到户，可能引起生产关系动荡，是不利的。为树立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优势，如何改善这部分生产队的劳动组织和报酬制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3]这个中办文件成为一段时期内政策依据。从1981年春天到1982年1号文件发出，围绕着是否允许一般地区搞包产到户，中央领导之间、地方领导之间都有激烈的意见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杜润生一直处在纷争漩涡之中。
与包产到户比较起来，是否允许私人雇工的政策制定更加曲折复杂。包产到户的政策争论主要发生在三年时间，而雇工政策的争论和起伏则是长达十年。198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4]，规定共产党员不准雇工。时至今日，这个文件没有得到执行，也没有废止。
在杜润生主持起草1982到1986年连续五个1号文件和1987年5号文件期间，雇工政策始终属矛盾焦点，开过若干次专题会，写了诸多报告。这些不同形式的会议，从西安开到承德，从九号院开到中南海，从中纪委开到中顾委，意见纷争集中到中央书记处办公会。但是，这些讨论在文件稿中都无从体现。1985年末，邓小平与薄一波谈话时表示，对雇工现象该管一管了，应该从雇佣人数、银行贷款、雇主收入等方面加以限制，并说：“请你转告润生同志，认真起草个文件和必要的法律”。怎样把这次谈话精神贯彻到文件起草中去，文件起草组内部争论激烈，最后杜润生说：“文件避开雇工，因为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杜润成受到各种压力，有的领导人直接批评杜润生对雇工“不想限制”。虽然高层领导的旨意需要执行，但杜润生的处理风格明显不同于包产到户问题，一直对制定限制雇工的政策条文持消极态度，似乎已经无意于左右逢迎。
1985年1号文件的主要政策突破，是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实行三十年，是计划经济体制堡垒。与此同时，基于粮食连年增产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考虑，国家也调低了粮食收购价格，减少了鼓励农民种粮食的化肥油料等补助。没曾料到，当年粮食大减产。在此背景之下，政策意见纷争骤起。当初反对取消统购统销者认为，农村改革在方向道路上出了问题；即便支持取消统购统销者，也有若干人认为，这是农村形势的判断失误，是政策措施出现重大失误。面对出乎意料的形势，政策研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改革不再意气风发。入秋以来，杜润生连续召集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11月26日，杜润生主持讨论文件思路，众人谈政策局势突然变难，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主任杜瑞芝说：“该说的说完了，该做的做不到”。关于新文件稿（即1986年1号文件）如何起草，杜润生说：“要画一条红线，不能什么都说。好话说尽，好事不多，中央威信受影响。要少说，说了要办到。”针对有人借粮食减产否定家庭承包制等改革政策，杜润生强调：“要坚持改革，不改革不行，如果不改革，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存在的问题要用改革来解决，要走新路，不是走老路、邪路。”
1985年之后，粮食连续徘徊，杜润生面临批评质疑，不仅有所谓方向路线问题，还有具体政策问题。有意见认为，他过于重视生产关系，只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而不重视生产力，不重视农业的投资和基础建设。粮食减产等问题的严峻性，引起了邓小平重视。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等人召至住处讨论。根据邓小平指示，杜润生组织起草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这个建议，集中而言就是两件事情：深入改革和增加投入。杜润生说：“顺竿爬，要点钱，但是不能用老办法花钱，县包干把钱吃掉。要钱，要同改革相结合，经济搞活，水利、技术改造、土地使用费，金融搞活，劳动积累，写清楚钱要怎么用。联系改革，开辟财源，提高效益。”报告送交当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讨论，获原则同意。
二
1987年2月，杜润生请示起草“全国农村远景发展文件”，时任总理在请示报告上批示：“我认为思路对头是可行的”。3月，杜润生开始组织力量研究“农业发展纲要”。他在主持办公会时说：“‘纲要’已经批准要搞，要认真地进行，不是指标和账单，而是着重选择发展路线、战略，要有几种方案比较”。随后，成立起草领导小组，工作班子设立了文件组、资料组、办事组、咨询组，作为机关工作中心任务。经过连续两年的紧张研究，形成系列报告，但是，由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骤然变化和高层意见分歧，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政策成果。
1987年7月和1988年1月，杜润生两次召各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进京。在热议形势和反思政策之余，地方官员对机构建设也有所非议，认为从中央到地方未能建立起强大统一的农村工作机构，全局性农村工作体制被削弱。后来人们更认为，地方农村工作部门名目繁多，缺乏统一，也是中央农研室被轻易地撤销原因之一。如果全国的农村工作机构从上到下是统一的，则中央农研室很难被撤销。
1988年11月，杜润生主持召开了当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是他操办的最后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取明年农业丰收的决定》[5]，这是他主持起草的最后一个中央文件。
1989年7月末，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研室突然撤销，随后，工作组进入清查。在前后长达十来天的部级干部生活会上，杜润生多次检查。清查后期，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以确认党籍，但是，接替杜润生主持机关工作的王郁昭突然接到通知：停止杜润生党员登记。这意味着，这个1930年代中期入党、1950年代初期担任正部级职务、1980年代后期热议将出任副国级领导人的中顾委委员，面临被清除出党的困境。半年之后，终于允准登记。“杜老当时的处境是不顺的。正在对他实施几个不准：不准发表文章，不准离开北京，不准出席会议（当然批判会议不算）。”[7]
三
杜润生具备大学者的学识和气度，但是，不应该在学者形象上做过多解读，因为他是高级官员。也许可以说，1990年之后，也就是77岁之后，杜润生的研究和写作，基本上是学者式的。在八十年代，杜润生曾经试图从马列理论来论证家庭承包制，以弥合不同观点，达成政策共识。进入九十年代，他的思想观点明显转变升华，不再从传统马列理论来论证中国改革。他更多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势，思考西方政治经济演变，关注国外学术发展。随后十几年，他在更加宏大视角下审视中国改革。
1983年，“当代中国丛书农业合作化卷”编委会成立，杜润生担任主编，这项工作持续二十余年。世纪之交，编委会内部存在已久的意见分歧终于激化。副主编李友九撰文诉诸高层，批评杜润生“否定1956年合作化的伟大胜利”，是“唯生产力论”者、“机会主义”者。2000年1月28日，杜润生写信给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主任邓力群，信中说：“我无意和李进行文字争论。事实已经说明，真正否定1956年合作化高潮的，是广大农民和党中央80年代的决策。但对李提出的挑战，不能置之不顾。”与此同时，杜润生提出辞职：“李写的批判书，可视同他以副主编身份公开宣告对我主编一职的不信任。为了胜利完成合作化卷最后定稿和出版工作，我决意提出辞去主编职务，以免我的错误认识有碍于他人工作，望给以理解和支持”。因为内部斡旋，辞职事件没有公开化，但编委会工作陷入名存实亡。
李友九曾是农业部常务副部长，他和杜润生是老战友，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根据地，两人分别担县长和县委书记，经常在农民家里睡在一条炕上。在杜润生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期间，李友九是合作化局局长。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李友九是农业部常务副部长，随后二十余年间主要精力在农业合作化史编委会。两人之间，个人友情源远流长，政策观点渐行渐远。李友九写批评文章时，曾到杜润生办公室，政见不同而赤诚相见。
编委会内部的这场争论意义深远。实际上，早在八十代初期，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央书记处办公会的多次讨论中，杜润生与总书记、总理和主管农业的常务副总理之间已有深度共识。那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也从根本上否定了1956年完成的、以普遍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为内容的合作化高潮，而且，也是对1953年起步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否定。就是说，农村改革实质上否定了通常所说“农业合作化的伟大胜利”，否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此说法，听起来惊世骇俗，其实道理浅显如纸。初级社已经否定了家庭经营，作为改革成果的家庭承包经营制自然也是否定初级社。这种否定，使得被奉为中国农村金光大道的“集体化道路”无地自容。如杜润生所说，做出这种否定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中国农民，是党中央的决策。
在给邓力群的辞职信中，杜润生并不掩饰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否定态度，不在意被指控为“唯生产力论”者，也不在意被指责为马克思主义的叛逆——第二国际伯恩斯坦“机会主义”。关于中国改革，杜润生的思考不断深化。2006年2月，杜润生对哈佛大学傅高义说：“孙中山为联合前苏联进行革命，搬用前苏联一党体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长期延续，加上斯大林的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这种定义未能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导致苏共作为执政党的三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意识形态。使自己陷于孤立脱离群众，苏联解体于此不无关系”。他认为，现代各国实践证明：自由的风险远小于专制主义的风险。[8]改革就是要解决“三个垄断”问题，而出路在于民主。他认为，中国发展民主的路径是：“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政权直接选举，直至县政权的民主重建。要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9]
四
杜润生有一句著名的话：“不会妥协就不会工作”，也常以此告诫年轻人。这受到一些人批评，杜瑞芝曾经回应：“有人说他是风派。什么风派？他是个识时务派，‘识时务者为俊杰’。”“真理，离不开时间、地点、条件。他能够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讲什么就讲什么，该怎么讲就怎么讲，既有针对性，又做到恰如其分在。”杜瑞芝又说：“在‘左’的传统根深蒂固，‘三中全会’后一些掌权者还在不断攻击农民及其‘后台’是‘挂羊头卖狗肉’、‘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情况下，不到讲那种话的时候是不能讲的，讲了还不被打死啊!”[10]通观杜润生改革作为，前期注重妥协调和，后期则彰显坚守执着。
文集三卷是杜润生晚年亲自选编，收入文章从1980年9月到2008年。1980年9月之前，有若干讲话和文章没有收入。研究杜润生，要看已经出版的文集，也要看当年讲话文章，还要看高层政策讨论与文件起草过程中的谈话。
2018年12月，杜润生去世三年后，中共中央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隆重表彰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11]，杜润生名列其中，是“改革先锋”中唯一的部长级官员。
杜润生并没有远去，对当年九号院中人来讲，他可感、可亲、可敬。但是，评价杜润生，不能只有徒子徒孙式的仰望和讴歌。作为当代人，作为学术研究，应该刻意保持历史距离感，努力站到历史制高点，从历史的长时段来冷峻审视改革年代。理解杜润生，其难以哉。孤陋如我，不敢妄言理解，但努力理解。理解杜润生，是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治理，也是理解异乎寻常、异彩大放的八十年代中国政治。
[注释]：
[1]杜润生：《改革经营管理工作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载《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3期。
[2]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08页。
[3]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081-1082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4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525页。
[6]余展、高文斌主编：《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7月第1版，第334页。
[7]刘堪：《和杜老相处几十年》，见余展、高文斌主编：《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7月第1版，第57页。
[8]杜润生：《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9页。
[9]杜润生：《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3-1175页。
[10]杜瑞芝：《对杜老我是既关心又操心》，见余展、高文斌主编《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7月第1版，第16页。
[11]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