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
文摘
2024-10-16 10:39
山东
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当我们铺陈历史、评点 时势的时候，却无法不去关注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者或称"英 雄"的表现。很难想象，如果忽略了这些个人，历史的叙事将怎样展开。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30 个年头。回顾农村改革，我们要从家庭承包制 说起，要从安徽说起，要从小岗村农民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起。正如许 多人所知，小岗村在凤阳县，凤阳县在滁县地区。改革发朝时期，在小岗 村农民的划时代创造与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领导 人。在大包干诞生的最艰难时期，这个人坚定执着地支持了农民的创造， 在省委和农民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时任滁 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先生。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百年不遇大旱，农民生活更加艰苦，逃荒要饭 者陆续上路。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在全区"四级"干部大会上，号召基 层千方百计搞好生产自救，战胜灾害。由此，"定产到组"、"包产到户" 等责任制形式作为"秘密武器"浮出水面。万里在听取了王郁昭的汇报 后，肯定了这些当时为政策所禁止的做法，并准许扩大试点。正是在这样 的大环境中，一种更加彻底的责任制形式——后来成为中国农业家庭经营 基本形式的"包干到户"（农民称为"大包干")，在凤阳小岗村悄然出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王郁昭以地委书记的政治权威支持鼓励这种责 制。在向省委汇报中，王郁昭提出希望把包干到户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 的一种形式予以确认，给"大包干"这个"黑孩子"报上户口，受到万里同志的赞赏肯定。正如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所言："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都看过，都热乎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它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群众已经认可了，我们只能同意、批准，给它报个户口！"不过， 当时这个户口只是安徽地方户口。从大的政策环境来看，从全国来说，当时中央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 户，政策争论仍在僵持。万里同志离开安徽后，省内政策氛围陡然逆转。新省委领导在会议上说：包产到户虽然能增产，但不是我们的方向，对老 百姓来说情有可原，对我们县以上干部来说，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 利益，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随后，新省委领导表扬了没有搞包产 到户的县是坚持马列主义的。也就是说，搞了包产到户的就是反马列主义，就是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矛头直指滁县地委，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首当其冲。在省委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滁县等地区的责任制受到批判围攻。在这种艰难处境中，王郁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已经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广大人民群众。"在两种政策主张 尖锐对立的关头，王郁昭主持的滁县地区没有后退，终于迎来了家庭承包 经营制度突破坚冰、凯歌挺进阶段的到来。农民的选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根本动力，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改革的辉煌成就首先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农 民群众。农村改革率先从安徽突破，滁县在安徽一马当先，大包干首创于 滁县地区凤阳小岗村，继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展示了农民的伟 大力量。这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明证。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 地方领导人的作用。基层群众的创造或者呼唤，在初期往往稚嫩弱小，甚至因为其异乎常态而被妖魔化，因此，需要识别、扶持、总结提升。这时候，地方领导人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在特定情景下，这些领导人的选择甚至决定了这些弱小的新生事物的命运。如同人们早就注意到的，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产生之初，地方干部的态度和表现是不同的：有致力于 打压者，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比如与滁县地区毗邻的省份就写出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有等待观望者，因为他们还不能明确自己的立场，或者真的不知所措，或者在犹豫中考量风险；有积极支持者，因为他们以群众的需要为执政之基，或者因为他们敏锐地感悟洞察到了新事物的生命力，或者因为从朴素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的选择给以充分理解和同情。在这些积极支持者中，就产生了地方的改革家。他们不仅发现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奋力地推动新事物的成长，甚至不惜为此承担风险。因为这些改革家能够顺应农民的要求，扶持农民的创造，因此，农民伟大的创造性也折射着他们的光芒。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参与推动一幕幕宏大的变革史诗的地方改革者不断涌现。检索这个改革者的群体，王郁昭先生显然位列其中。当我们审读这些改革者的经历和作为的时候，能够从中领悟到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改革成就了一些人的辉煌，也中断了一些人的荣耀。这种个人机遇变迁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就其内在机制而言，抛开权力运作本身，核心在于是否顺应了"时势"。农村改革的经验充分显示，所谓时势者，根本上是农民群众的需要。真正的辉煌，是自觉与农民群众站在一起，顺应农民群众需要而动，而不是逆农民群众的需要而动，尤其不是以把握了历史玄机的英明者自居，硬要按照自己设计的宏伟蓝图来规划农民的生活和规制农民的行为。
（本文是作者为柏晶伟著《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一书所作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