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杜润生在1955（下）——贬职调离
文摘
2024-11-22 14:54
山东
1955年10月中旬，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开会讨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问题。在这个会上，“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起很不好的作用。““毛主席说:杜润生同志是个经验问题,是好同志,不是什么别的问题。他土改反封建是坚决的,合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1]随后，杜润生免职调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由副部长刘建勋兼任。在杜润生调离之外，对于中央农村工作部来说，机构建制方面并无明显变化，或者说，从外部来看，中央农村工作部并无异样。但是，在实际权力职能和工作机制，变化是重大的，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当然，这种变化深深地镶嵌在高层权力系统中，一般人难以察觉。在7月3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小脚女人”之后，8月26日，毛泽东批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出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2]由此开始，各省市不再直接向中央农村工作部请示汇报工作，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靠边站”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由此而游离于高层决策体系之外。
机构成立时，中央明文规定，中央农村工作部与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关系为领导关系。[3]根据这个职权设定，1953年初以来，农业合作化若干重要政策，都由中央农村工作部直接向各省批复答复部署。现在，根据毛泽东批示要求，各省省委不再向中央农村工作部请示汇报，中央层面领导人也不再向向农村工作部直接批转材料。“八九月间,中央连续批发的湖北、辽宁、广东、热河、青海、安徽、黑龙江、山西、河南、福建、浙江、甘肃、云南、河北等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除个别以外,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4]。由此，毛泽东走到了合作化运动领导的第一线，亲自主持掌控合作化政策和进程。毛泽东不仅亲自部署合作社发展的指标规划，而且亲自选编、修改各地报上来的合作社案例，选编二百多篇文章，写了196篇按语，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5]。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邓子恢的中央领导职位并无任何变化，依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任。但是，根据高层安排，邓子恢不再参加中央书记处办公会。取代邓子恢参加会议的，是副部长廖鲁言。廖鲁言参加中央书记处办公会，根据会议精神，回到部里直接部署安排。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要求, 中央领导人通常直接联系廖鲁言。邓子恢由此淡出高层决策。当然，在一些机关内部事务上，邓子恢作为部长仍然有较大话语权。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子恢首先承认检讨自己“严重右倾”，但同时，他不认为部里有“右派分子”。大势所迫，中央农村工作部还定了一个右派分子，邓子恢反复交代要给予很好安排。这个人后来下放到一个地方政府机关工作，并没有像一般右派分子那样受到严厉惩罚。自1955年8月之后，从外边看来，中央农村工作部还在，部长还是那个部长，副总理还是副总理，但在实际决策体制中，中央农村工作部已经不再重要。从另外角度说，调离了杜润生，边缘了邓子恢，架空了农村工作部，是为随后疾风暴雨式合作化运动排除障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高潮由此而勃然兴起。1955年夏秋，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存在十年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用杜润生的话说：“中央农村工作部从此备受冷落。没过几年(八届十中全会后)，便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6]杜润生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两年半，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真正履行其职责的两年半，可说是农村工作部的辉煌时期。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开始了人员精简。原来负责农业合作化的二处（局）是很大的处（局），有四五十人，1955年下半年开始精简，走了一批。1956年，又精简了一大批，合作处还十来人，就成了小处了。这个过程中，整个中央农工部从200人精简为100人。杜润生调离是贬黜。去处，据说最早是安排到广东海南，担任海南行政区行署专员。后来，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开始制定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正需要人手，而杜润生是大学生，能够发挥作用。一年后，规划纲完成，杜润生的工作受到毛泽东肯定，在安子文建议下，安排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后来成为秘书长。杜润生从1955年11月贬职调离，再回到农村工作岗位时，已经是23年之后，1979年年初。
[注释]：本文非文献资料来源于2019初至2024年初多次访谈。主要访谈对象是：施智（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秘书，杜润生调离后后担任邓子恢秘书、廖鲁言秘书）、赵明（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合作处干部，后任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卷》编辑部主任）、康后元（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公务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干部）。借此机会向接受访谈的农村工作前辈表示敬意和感谢。[1]杜润生著：《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7页。[2]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96页。[3]《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节录），见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15页。[4]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96页[5]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第1版。[6]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