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选基：关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若干叙述严重失实的声明
文摘
2024-12-05 09:01
山东
傅高义先生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中，提到若干情节：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讲话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他在11月10日宣布开会时说，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农业和1979 年至1980 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还要继续讨论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的内容。他的会议计划，与邓小平一年前在广东军队会议上倡议的完全一致:结束对"四人帮"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但是会议开始两天之后，华国锋的会议计划却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气氛会发生如此彻底而迅速的改变。……叶帅很快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11月11日，叶帅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间。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第7章：三个转折点：1978》，第231-232页华国锋的安抚姿态，却不足以平复对华国锋的不满，这正是11月11日叶帅等人召开的小型会议的主题。很多与会者认为，华国锋已不再能提供党所需要的最高领导。例如，会议开始后不久，中南组的与会者就一致宣布，他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月11日，即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很多与会者就群起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进一步开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们要求为那些已故的备受尊敬的干部正名，并让自己过去的同事恢复工作。11月11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干部，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叶帅在当天劝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变化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华国锋很清楚自己别无选择。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知道，赫鲁晓夫在1964年是如何被勃列日涅夫等人领导的政变赶出了领导层。关于1978年11月11日叶帅召开所谓“小型会议”的信息来源，傅高义讲来自与我（叶选基）的交谈。《邓小平时代》注释第7章第51个注释说：这个信息来自与叶选基的交谈，当时他正与他的叔父叶剑英一起工作。另见他的文章：《叶帅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读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有感》，载《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D23。于光远是邓小平的讲话起草人之一，对谈话都认真做笔记，但是他不知道11月11日的会议。另外，该中文版注释“当时他正与他的叔父叶剑英一起工作”这句话中，还有两处错误，一是叶剑英是我的伯父，不是“叔父”；二是我没有和伯父一起工作过，而是在一起生活。我在《叶帅在十一届三中会议前后》文中不是这样阐述的。叶帅在会议之初，只做了一件事，向华国锋提出要迅速解决天安门事件问题，不然要被动。华国锋同意找北京市委林乎加以市委扩大会议名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此时间，邓小平仍在国外访问未回国。根本不存在所谓叶帅与数位高级官员开重要小型会议问题，这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为我党决不容许的。至于所谓“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党的最高职务”，更不是史实。那时不要说叶帅，甚至邓小平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决没有说过所谓“11月11日会议”之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不容质疑。改革开放是我党执行了人民的意愿，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是我党和我国人民付出血的代价换来的，一切功劳、一切光荣，首先属于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傅高义先生为写邓小平传付出心血，难能可贵，藉此致以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