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安徽滁州（原滁县地区）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重要地位。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农村改革史丛书”把滁州作为首卷，我认为“恰如其分”。现在，距离农村改革发端已近半世纪，深入梳理当年滁州农村改革发生发展，对中国改革史研究意义重大深远。
一
农村改革本身在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及促进农村人口仍占绝大多数的半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转型中的地位重要，起了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自我国八十年代实行以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以来，引起了多方面明显而深刻的发展变化。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粮食等多种农产品大幅度增加，此前搞集体化、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没能解决的吃饭问题解决了，粮票、油票、布票不要了.蔬菜水果肉禽蛋都有。这在人口大国是头等大事！但是，包产到户不只是解决吃饭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是基础性的制度变革，它使在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权利的农户，成为对承包土地有了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自主经营的主体，农民成为农业的主人，有了“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多劳多得的经济利益，这不仅使农民在农业发展上有充分的自主权、积极性，当时称作农业发展有了取之不竭的内在动力，很快解决温饱 ，而且它使八亿农民从旧体制的枷锁下获得了解放。万里曾说，人民公社下的农民是奴隶 王郁昭也有类似说法。全椒县老观陈大队的农民把1980年10月29日实行包干到户那天定为“自由日”，就是获得了自由，也就是奴隶获得了解放，是农民继土改之后的第二次解放。
土地家庭经营和八亿农民的解放，不仅搞活、发展农业，而且又引发了农民利用家庭經营主体，利用解放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利用发展农业获得的少量资金、农产品及传统社会资源，发展多种经营、搞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于是出现像滁县地区的“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联合体）、阜阳的户办联户办个体私营企业，温州的家庭工业，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群体纷纷涌现，民营企业，雇工经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创业就业增收，转入工商建运服务业。再者是在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农业家庭承包經营解放的亿万农业富余劳动力，不能就地办小企业就业，就自发外出就业，进城务工，进入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劳动密集产业，进入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推动工业化城市化，推动内外开放。在农业农村，家庭经营体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在城乡整体上，两亿农户、数千万家民营为主的乡镇企业，都是商品經济主体，都孕育发展了商品市场，两三亿农民的流动就业，构筑城乡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冲破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村改革也起了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
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时，原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曾写文章，回顾从小岗搞大包干到户到农民市场化流动进城务工，在新崛起的世界工厂里多数员工是农民工的过程，参加全国的纪念研讨会。给我的认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农村改革奠基的，是在农村改革的深化、扩展中形成的，走出路子的。还应看到，这个公社制度、计划经济向农户、企业自主，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不仅是农业和整个经济快速增长，而且是经济社会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及国内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滁州的滁城1972年只有5万人，滁县地区改革前夕的1978年农业人口占92%以上，人口城市化率很低，现在城市化率已过半。是从绝大多数人口还处在传统半传统自给农业社会搞自给经济的状态，向商品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社会转型。近两年我和赵树凯、江正行，还有郭文生、侯长明等编辑王郁昭文集的时候，又回顾了以上的改革发展过程，已感到这是体制改革与中国經济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农村改革、解放农民是第一推动力。这次搞滁州农村改革史，江正行提出要从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滁州农村改革史，站位很高，树凯和我都很赞成。
二
在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中，滁州在安徽和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事实。有了对滁州的深入具体的研究、分析、总结，有利于对全国农村改革的认知。一个是全国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四川开始的，滁县地区在安徽农村改革的三个阶段，万里所说与左的斗争的三个回合（冲破农业学大寨框子，转向以生产为中心，制定省委六条；冲破队为基础、搞联产计酬、包产到组；冲破禁区搞包产包干到户，都是走在前头，做了突出贡献的。万里在安徽两年半，来滁县地区考察九次，在省委有关农村政策改革的会议上多次讲滁县地区的实践 成为他依重的改革根据地。
万里离开安徽后 ，新领导改变政策方向，指责、否定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滁县地委和书记王郁昭不妥协、不动摇，坚守包干到户的路子、阵地，包干到户继续发展，对周围及全国影响扩大，参加中央会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等。二是在安徽，包产到户起于肥西， 凤阳小岗村首创大包干到户，全国99%的生产队选择了大包干到户。三是充分还权责利于农民、彻底动摇人民公社根基的，并奠定农业新体制基石的是包干到户 ，而不是包产到户，后者仍以生产队为主体，没有根本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及其损害农户、农民主体权益的弊病。这显示滁州农村改革史的研究有特殊的重要性。
三
应该强调的是，研究滁州农村改革史，能比较真实、充分地反映底层的变革，如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进城务工，是怎么从下面搞起来的，反映农民群众在农村改革中的探索、创造、选择，对改革的决定性推动。
滁州农民和基层干部在农村改革中充分显示了改革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这首先表现在农村改革中凤阳小岗首创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后来称作家庭承包制。有的说这不是凤阳农民的首创，过去就有过多种大包干的说法，但应看到，过去的一些大包干，有指生产队对大队的大包干，有指副业生产等，与农业包干到户不同。个别地方1962年也搞过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但并没有传开。在这次中国农村改革中，是凤阳小岗首先搞了大包干到户，不能不承认这是农民的创造，群众的首创。
还有一点应看到的，是凤阳大包干经历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三次改革创新，第一次是1978年3月梨园公社石马大队小贾生产队暗自搞大包干到组，它是土地包到组，按人均留200斤粮食供交国家任务和集体扣留，其他都是包产组自己的。到11月，小贾的大包干到组反映到县委四干会，以后几次县委会议被参会人员提出，认为马湖公社包产到组太繁琐、麻烦，不如小贾“大包干”的越来越多，县委通过王郁昭书记请示万里，可以搞大包干。第二次是1979年2月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搞大包干到组，提出“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自己的”，是农民对大包干的准确、简明说明和称赞，后来传遍各地，被普遍认可。这是有创造性的。第三次凤阳别的地方搞大包干到组的时候，小岗农民搞了大包干到户。一段时间人们对大包干多看到它的分配方式改革，解决大呼隆、大概工、平均主义，实现多劳多得，和办法简单，小岗农民的着眼点则是土地权力，是在包干上交国家、集体任务条件下由农户土地自主經营的权力和剩余归已的利益。实际上土地集体所有的只是田底权，田面权，就是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已经归农民，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就是解决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改革。这都是群众的创造。
有人因小岗包干到户“一朝冲破温饱线，三十年未入小康门”，看不起小岗大包干的创造和贡献。赵树凯关于小岗故事考察，做了深刻说明。包干到户，最重要的是为广大农民争得了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和身份自由。小岗农民仅此就是农村改革的大功、奇功，这后来成为迈上中国特色农业社会主义路子的第一步。
小岗农民在农村改革中的贡献还不只这一件。1989年夏季以后，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包干到户的风。中央上层𠕇的在重要讲话中，由原来说的“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了“家庭”二字。小岗农民就说：“不要再搞毛主席一大二公那一套”，并通过国务院研究室来调查的人反映到中央，到江总书记那里，就促进形成了家庭承包制稳定不变、长期不变的政策。
再一件是，1995年前后，小岗农民就日益加剧的农民负担向中央写了人民来信，王郁昭去时，他们说“负担不断加重，大包干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回北京，给从安徽到北京居住的老同志袁振说了，他就小岗农民对大包干“包而不干”的不满和问题，袁振即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反映农民的意见，要求作为一个大事来解决。小岗农民的信，袁振的信，似能引起高层注意，也为后来的减轻负担政策，以至免除农业税，添了一把火。税费改革，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完善大包干家庭经营制度，规范政府和农民自主经营主体的关系上，由管制、索取转到法制和服务，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进一步清理。当然还没有清理到位。
由于滁县地区搞大包干到户早，农村的一些新事物也就较早出现。如联产承包向农业科技领域延伸，搞技术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科学种田协会、科普协会；出现专业户，重点户；农民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自愿互利搞协作、联合；农民的运销；民办电影队、剧团，农村文化中心；自理口粮进小城镇务工经商，较早触及户籍制度改革，提出破唯身份伦；来安最早搞包产到户下的扶贫，得到民政部的肯定、重视，以及农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等。农民的创造层出不穷，是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动力源。
历史的看，农村改革是从下到上以农民群众为主体进行的，带有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一是农民和基层的意愿和创造、创新，一是最高决策层是承认还是打击群众的意愿、创造、选择。杜老说，农村改革是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农民多个层次的互动，其中也有政策研究、新闻界、理论界专家学者，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多元互动、合力推动。赵树凯提出，农村改革是政治多元下政策竞争的结果。对农村改革的历史，要有深入研究，要有全面认识。我认为，从根本上，农村改革是多方与农民群众的互动，是身受旧体制之苦之害的农民群众，要争取生存发展的利益和社会保障，以其实际行动抗争、探索、创造来推动的。而滁州农村改革史的研究，能很好反映这一方面，在这方面做出独特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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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传义，1944年生，山东成武人，1963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72年起在安徽省滁县地区报社工作，1977年起在滁县地委调研室、政策研究室工作，参加了大包干农村改革全过程。1983年任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秘书。1987年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任办公室秘书。1990年转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万里文选》编辑组编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和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
本文是作者在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农村改革史丛书•滁州卷》编纂座谈会（2024年9月24日）的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