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万里发动农村改革的立足之地
文摘
2024-10-30 10:52
山东
主政安徽不久，万里发动了农村改革。当然，省委的农村新政面向全省，但是，改革思路的发端启迪，改革经验的探索推进，主要倚重特定地区，这就是滁县地区。在安徽，滁县地区是政策突破先驱，是万里领导改革的立足之地。在滁县地区，“大包干到组”最早产生在凤阳县，“大包干到户”最早在发现在小岗村。从政策环境来看，“大包干到户”来源于“大包干到组”。也就是说小岗村包干到户，基础条件是因为周围已经搞了包干到组，小岗村分到户此前也是搞了包干到组。包产到组所以被包干到户取代，是因为包产到组手续太繁琐复杂，而且，包产到组还在人民公社体制框架内运行，农民自主权还受到根本制约，感到很不自由。包产到组最早出现在滁县地区，是因为滁县地区最早探索政策放宽。在滁县地区，最早出现包产到组是来安县和凤阳县。1978年3月，来安县烟陈公社、凤阳县马湖公社同时出现包产到组。但是，在九月召开地委农村工作会上，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没有讲出来，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则讲出来了。于是，来安县的包产到组成为上报省委报告中的经验案例，受到万里肯定。至于为什么陈庭元书记没有讲，这和个人施政风格有关。在当时滁县地区的县委书记中，陈庭元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称“稳扎稳打”；而王业美是军人出身，被称为“猛冲猛打”。 包产到户的出现，在滁县地区是来安县最早，并非凤阳。1978年9月，王业美到任来安当县委书记一个月，就公开支持包产到组，而原来的县委书记不同意搞包产到组。10月，王业美还私下支持十二里半公社前郢生产队直接搞包产到户，这是滁县地区最早的包产到户。王业美是军人出身，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也没有那么多顾忌，他的朴素理念是，包产到户能让农民吃上饭，农民的要求应该支持。在当时滁县地区六个县委书记中，王业美大搞政策突破，旗帜最鲜明，态度最坚决。
当然，谈安徽的农村改革，不能忽略另外一个叙事线索，就是肥西县包产到户。但是，比较可以发现，万里倚重的是滁县地区。关于肥西和凤阳的贡献比较，涉及到安徽内部改革过程的研究和评价问题。但历史考察不难断定，滁县最早在地委层面探索政策突破，推动生产责任制，从而为大包干到组、大包干到户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全椒县、来安县、凤阳县以及小岗村的创新突破。1978年9月，肥西县出现包产到户，1979年2月，省委决定试验。但是，五个月后，肥西县委又发出文件，否定省委意见，理由是省委没有执行中央文件“不许包产到户”规定。从改革后果来看，包产到户起于肥西， 凤阳小岗村首创包干到户，99%的农村选择了大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仍以生产队为主体，没有破除人民公社体制的基本框架。包干到户充分还权农民，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公社根基。奠定农业新体制基石的是包干到户 ，而不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产生于滁县地区宽松的政策环境之中，说明了这个地区在农村改革史上的特殊重要性。 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过程中倚重滁县，还可以从三件事情说明。第一件事情：1978年5月，黄海波、齐心、习近平一行到滁县考察。1978年4月，万里建议即将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农村工作千万别学大寨，也不要去大寨参观，因为大寨有很多左的东西。万里建议习仲勋到安徽看看，因为安徽农村工作有新内容。习仲勋很赞同万里意见，但因为须尽快到广东上任，不能亲自去安徽，遂决定派出三个人代表他去考察，即齐心、习近平、黄海波（广东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省长）。这个特殊的三人考察小组先到达安徽省会合肥，万里会见了他们，安排去滁县。5月3日，王郁昭向考察组作了介绍，并陪同来到全椒县南屏公社老观陈大队。这个大队在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和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鼓励家庭副业方面很突出。第二天，王郁昭因主持地委会议没有陪同考察，安排了地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陪同。这个三人考察组到滁县地区考察时，凤阳县和小岗村还没有成为改革典型，来安县、全椒县更加引起万里重视。第二件事情：1979年3月，全椒县委书记王杰参加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全国安排了七个省和三个县（四川广汉县、广东博罗县和安徽全椒县）。这三个县当时在政策突破方面受到高层关注。会议长达半月，包产到组问题争论激烈。时任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听取了会议汇报。在讨论会议纪要时，针对文件稿否定包产到组问题，全椒县县委书记王杰发言明确反对，言辞激烈：“你们写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90页。）在会上引起震动。王杰参加此次会议，是由安徽省委同意，滁县地委派出，他的发言体现了地委书记王郁昭、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意见。在会议期间，华国锋当场安排王任重用长途电话与万里沟通。第三件事情：1979年3月，万里在看到人民日报批评包产到组后首先来到滁县地区。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批评包产到组是破坏人民公社体制，要求各地纠正，措辞相当强硬，在基层引起恐慌。3月16日一早，万里合肥出发，没有与地委、县委联系，直接来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古河区。17日，万里考察来安县、天长县，18 日，来到嘉山县。19日上午，万里在嘉山县四级干部会上讲话。
在此前一个多月，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决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但是，看到人民日报批评之后，万里并没有去肥西县，而直接到了滁县地区。这是因为肥西山南公社是带有偶发性的、公社范围内的点上政策试验，而滁县地区，则是万里到任以来着力支持的整体性政策突破，改革分量不能同日而语。 万里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著名言论，特别是在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狠话”，主要是在这次有特殊意义的滁县之行中说的。一些基层干部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感到恐慌，万里说：“报纸就好比公共汽车一样，你可以打票乘车，我也可以打票乘车，你可以写读者来信，我也可写读者来信”。一些基层干部看到人民日报批评后对包产到组态度畏惧，万里说：“究竟哪种办法好，要秋后看结果，要由实践来检验嘛!如果到秋后老百姓没有饭吃，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要告诉老百姓，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些干部说怕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万里说：“哪有那么多的资本主义，怕什么？经营管理方法，应当因地制宜。责任到人什么时候都要有，就是全盘机械化了，也要责任到人。公共汽车也要分组，责任到人，驾驶员总不能今天开这个车，明天又开那个车。”谈到人民日报指责包产到组是倒退，万里说：“农民为什么要求包产到组，要求包产到户，因为能增产，能增加收，这是对‘左’的政策的抵制。我们看的那个生产队产量高的是1955年。现在要倒退20年!”万里还说，“人民公社下的农民就像奴隶，没有自由”。“农民说在人民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当长工，当长工还知道得多少东西，在公社就不知道”。当然，万里对安徽所有地区的农村发展同样重视，但是，从关注总结不同地区的改革创新来讲，万里高度倚重滁县地区。不论是来安县、全椒县，还是凤阳县，都属于滁县地区。安徽省最早的政策放宽，起源于滁县地委提交的调研报告对于省委的启发，起源于省委在滁县召开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讨论起草文件。在省委六条政策颁布后，滁县继续走在贯彻文件、创新政策的前边，提供了更多经验案例。万里在安徽两年半，来滁县地区考察九次，在省委有关会议上多次讲滁县地区的创新经验，成为他依重的改革根据地。更为难得的是，万里调任北京以后，省委政策导向发生大逆转，滁县地区而坚持改革，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的中流砥柱。1981年3月，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农业的万里主持农国家农委党组会，要求农口部门关注滁县地区经验，多听王郁昭的意见，指定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参加了中央一号文件起草。1983年3月，万里代表中央书记处会见新任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时说，谈到王郁昭将担任省长，说：“王郁昭同志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万里的话，充分说明了滁县地区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先驱作用。
注：2024年9月24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农村改革史丛书•滁州卷》编纂座谈会，在安徽滁州学院召开。本文中的滁州，是指原安徽滁县地区（1992年12月滁县地区撤地改市，滁县地区就是现在滁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