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谈梁思成
文摘
2024-12-09 11:04
山东
万里在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前，曾先后担任铁道部长一年、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两年半。虽然在铁路整顿、农村改革方面业绩昭彰，但万里一向坦承自己既不懂铁路，也不懂农业。万里认为自己用力最深、堪称懂行的是城市建设，曾做了多年积累，准备写一部中国建筑史。从1952年到1966年，万里一直在城市建设领导岗位上。1952年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6年任城市建设部长，1958年调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曾任“北京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等）建设总指挥。1997年2月3日上午，万里在中南海居所，会见《万里文选》编辑组成员周干峙、张广友，谈城市建设有关问题。当周于峙说到海南建设中上马了一些造纸厂等污染企业的时候，万里说，海南是个热带、亚热带地区，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发展潜力大，说海南是个宝岛，宝就宝在这里可以出产其它地方不能出产的东西。1985年我到海南时就曾经对他们说，你们要认清自己的特点，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宝岛“宝”字的含义，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要因地制宜，要大力发展旅游业，不要搞那些左的、不实事求是的东西，那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东西、什么造纸厂啊，化工厂啊，不能搞。为什么非要上那里去搞这些东西?听说又批准了几个厂，不知道他为什么批准在那里搞这些东西?不要再在海南制造新的污染，上那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了。万里说，现在建筑质量可是个大问题。北京西客站建筑质量出了那么大的问题，是实在不应该的。我批评了他们。有的说是时间问题，哪里是什么时间向题。问题发生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是在结尾。时间还来得及，哪里是抢时间的问题。任何工程都是质量第一，建筑工程百年大计，更应如此。要一环一环地抓，一个一个地抓，一点也不能马虎，随时发现，随时解决。等到工程快完了，你才发现基础有问题，早干嘛了?人民大会堂工程不到一年就竣工了，那是什么条件，质量怎么样。西客站搞了几年了，这是什么条件，工程质量出了这么大问题，说得过去吗!什么原因，我看主要是管理问题，是管理人员的素质问题，是责任心问题。西客站的质量问题是个典型。类似问题，近年来在许多建筑工程都不同程度存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周干峙说到，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转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后，前两年主要是搞政协大楼建筑工程，还说到，清华大学开了几次梁思成建筑学术研讨会，万里问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近期情况，谈到了梁思成问题。在北京规划设计方面，梁思成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他主张要保留这座古城，城墙不拆，在京西(玉渊潭一带)建立新北京。当时几种意见分歧很大。梁思成的态度很坚决(周干峙插话:他的夫人林徽因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建筑艺术家。她对保留北京古城态度更坚决，对拆除北京古建筑最反对，有时情绪很大，甚至发脾气。)。当时我同梁思成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主张把城墙、牌楼和城内主要建筑都保留下来，但当时中央和市委主要领导不同意，梁思成的意见被否定。不仅如此，而且还对他进行批评，批他的“大屋顶”，批他“华而不实”，并要他作检讨。当时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和主要建筑，不仅是要经过北京市委和中央主要领导同意，最后都要经过毛主席审定(包括十大建筑)。(周干峙插话，据说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上说过“北京城里的烟囱怎么这么少……”。批判梁思成是否有主席的背景?)是啊，是毛主席最后定的。那时总理要我去找梁思成谈话，其实我的思想也不通，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是让我去，不去不行。于是我跟梁思成说：“检讨几句就算了”。就这样把这件事情过去了，梁思成没有被批成右派。我说：“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自己不通，还非得要你去做人家工作，这是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的一大特点。人的思想被扭曲了。50年代中国最高学府批了两个教授。北大批了个马寅初，到80年代人口增加一倍；清华批了个梁思成，如今古都北京基本上面目全非了!如果是按照梁思成的意见，把北京的城墙和主要建筑保存下来，那么今日北京、世界如此古老的古都，该是多么宝贵啊! 那今天北京市就不用再收集城墙的砖头了。城市规划和建筑必须要着眼于未来。我在抓城市建设时特别强调这个思想，主张规划必须要有长远眼光，布局要合理，马路要宽些，要讲建筑艺术，但有些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一次我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去西安，在讨论西安市的建筑规划中我提出这个思想，就遭到反对。他们说，间隔大，马路宽，占地太多。北京到昌平的公路，开始建设的时候好多人都说太宽了，可是没过几年就觉得太窄了，不得不拓宽。居民小区建筑不能搞得楼挨着楼，连块绿地都没有了。楼房密度太大，空气不好，连湿度都升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