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斌：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三）——杨木水因“包产到户”与马寅初的一段情缘
文摘
2024-10-23 10:58
山东
在浙江“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里，还有一位杨木水。也因鼓吹“包产到户”被定“反革命”罪逮捕入狱。“文革”中在劳改农场里，又以“恶攻”罪被判处死刑，关在狱中等待处决。幸亏“待斩”期内，形势突变，他才幸免一死。这位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杨木水，自幼失去父母，是个孤儿，没有上过多少学，但为人聪明好学，性格十分倔犟，干啥都有一股子牛劲。他拜师做学徒学得一手种桑养茧技术。50年代，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他进了越剧之乡嵊县的农技站当了一名蚕桑技术员。如果这位农技员只关心他的植桑养蚕，此生也许会在浙东的青山绿水中平安度过。可他偏是个生性耿直、一腔热血的人。他成年生活在农村里，天天与农民打交道，对农村的事熟悉又关心。当他走上工作岗位不久，正要为农村农民做些实事的时候，农村里正是“三面红旗”满天飞，“五风”遍地刮的时候，接着便是饿死人的大饥荒。杨木水亲历了这一切，亲眼看见这几年农民在苦难中挣扎，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嵊县原是一个青山绿水、桑稻遍地的好地方，几年折腾，只闹得山林毁坏，肥沃的良田荒芜，农民缺粮无菜，市场上没有不缺的东西。是什么原因把好端端的农村弄成这个样子？怎样才能让农民吃上饱饭？这位农技员访农民，问基层干部，大家推心置腹说实话：救农村救农民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嵊县有30%以上的地方正在实行包产到户，种田人热情拥护，政府却不准许，派大批干部下去“纠偏”，弄得农民怨声载道。杨木水想，是不是中央不知道这几年农村、农民的苦处，不了解包产到户的好处？何不向中央、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进言，请求准许农民实行包产呢！但是，这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好朋友们苦苦劝说，“这把火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要把自己烧焦掉！”再说，一个农技员，管好自己的桑蚕养殖就算尽职，何必去碰政治，往斗争的漩涡里跳？杨木水却在想，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养活了我，难道当他们遭难时，自己能装着没看见吗？他下决心要向毛主席写信，要求准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他花了几天时间，整理出“包产到户”十三大优越性。然后以这十三大优越性为中心，写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一文。文章写好后，他寄给中央办公厅，请转呈毛主席。可是，文章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杨木水不甘心。有什么办法呢？思来想去，他想到嵊县出去的一个大人物，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是全国人大常委，可以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言。通过他，把信转给毛泽东主席，不是一条通天之道吗？1961年11月，杨木水把自己这篇文章又抄了一份，寄给了马寅初先生。但杨木水并不了解马老先生此刻的处境。马寅初因为提倡节制人口、计划生育而受到严厉批评。“左”派理论家康生讥讽他：你的“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1960年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马寅初接到杨木水的信和寄来的材料，心上骤起波澜。家乡农村的状况使这位老夫子忧心忡忡。他虽不了解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但这位年轻人反映的情况十分严重，实行包产到户的建议似乎有其道理。此事关系国计民生之大局，不能等闲视之。最后，马老决定要来管一管这件事。可是，这位年轻的同乡所反映的情况如实吗？“包产到户”真的如此灵验了吗？他决心亲自去一趟嵊县，作一番实地考察，也见一见这位敢说话的小同乡。1962年1月，马寅初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在浙江省粮食厅长丁友灿陪同下冒着严寒来到嵊县视察。在马老到达的前一天，县委农工部召杨木水谈话，警告他在马老面前不要乱说，特别不能向马老说嵊县大批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马寅初与杨木水见了面。马老从县委陪同人员对杨木水的态度上，就看出了这个胆敢为民请命的小伙子，在当地处境不妙。当着省、县几位领导干部，他不可能畅所欲言，于是便婉言摒去当地一切陪同人员，这一老一少在马老临时的卧室里进行“密谈”。马老平等、热情待人，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糖果，还亲手点燃带来的酒精炉，煮咖啡款待杨木水。马老的谦和使杨木水也定下心来，像面对自家的长辈。这一老一少，促膝长谈，十分投机。杨木水向马老谈了当前农村中的种种问题。自然，重点要讲农村的出路在包产到户。杨木水感到一吐为快，马老也很高兴，他了解到农村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谈到最后，马老才拿出杨木水的那篇大作来。杨木水只见文稿上，马老用红笔圈圈、点点、杠杠，划得密密麻麻，空白处还写有若干批注，或提出问题。显然马老已经仔细读过自己的文章。他深为感动，在心上说，上级领导如果都能像马老这样重视群众的意见就好了。马老对杨木水说，你的建议我看了。不知道杨先生是否还有补充的地方？我虽然是学经济的，但是对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还得向你们请教。马老还细细地询问了一些问题，杨木水一一作答。在弄清所有问题之后，马老决定帮助杨木水转呈这篇文章。他对杨木水说，你的爱社之心，令人敬佩，你的文章从农村实际出发，列举“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有不少可取之处。但作为给国家领导建言，还有一些不足不当之处。尤其让杨木水难忘的是，马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善意的批评也要注意分寸，理直也不一定要“气壮”，看问题要力求全面，说缺点要尽量准确、客观。感情务必不要偏激，冷嘲热讽之言务必少用。摆事实讲道理要比发牢骚、一味讽嘲效果好。
马老谈笑风生，谈吐幽默风趣，他建议杨木水，把包产到户十三条优越性归并成十大优越性。他说，这样做除了文字更简明之外，还避开了西方人的一个忌讳。马老说，西方人认为“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沾上“十三”就会灾祸临头。马老还说到自己有一次在上海请客，原来定好是十二位，结果临时来了一位领导，当然要请他入座。这就凑成了“十三”这个数，结果祸事马上来到。人刚坐下厨房间便突然起火。马老为救火还碰破了头。说得老少两人哈哈大笑起来。马寅初在嵊县视察七天，临走时带走了杨木水作了修改的文稿。杨木水遵照马老的意见，把十三条优越性改成了十条。送走了马寅初，杨木水感到几分庆幸，有马老相助，总算办成了一件大事。此信如能送到毛主席手上并发挥作用，此生就不算虚度。可是，他没有料到，尽管他把“十三”条改成了十条，灾祸还是没能避免。先是农业局把他从工作岗位调开，一年之后，1963年春天，他被逮捕， 1964年初对他宣判：因“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定为“反革命罪”，判徒刑8年，押赴浙江第二监狱服刑。“文革”爆发，杨木水被转押到衢州十里丰劳改农场。在这里，除了过重的苦役和饥饿之外，还有天天辱没人格的批斗，使杨木水无法容忍。犯人们每天除了互相恶骂一通之外，还要抡起巴掌互打耳光。杨木水无心再活下去，只想速死。可是这里监视极严，连自杀也没有可能，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后，杨木水见几个犯人因撕“红宝书”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从而受到“启发”。但他绝不会对自己敬爱的领袖下手，他的目光盯上那位“鹰鼻鸡眼不可交”的副统帅，几年来他从心底厌恶这个“接班人”。一天“早请示”时，大伙正在大声呼喊“永远健康”时，杨木水突然大声喊道：“什么永远健康！这是烧香老太婆的祷告，是封建迷信！”他这一喊，当场就被抓起来，第二天便宣判死刑，带上手铐，脚上加上38斤重的铁镣，等待执行枪决。而就在杨木水“狱中待斩”的时候，就发生了上文中说的情况：那位副统帅叛国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沙漠里。杨木水死罪免了，却要加刑四年，理由是“他没有这么高明。他当时的行动还是攻击领袖。”杨木水死里逃生，1975年服满十年刑期，1978年才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到故乡义乌。在十几年的劳改囚徒的非人生活，杨木水只有能跟山林草莽亲近，但他学神农尝百草，遍尝常见的山花野草，在自己和犯人身上试着用草药治病。“单方一味，气死名医”。杨木水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平反出狱后，在嵊县办了退休手续，回到义乌老家，先在当地后在浙北乡间行医，用草药单方治疑难杂症，一时间颇有几分好评。五十岁之后与一个跟他学草药的苏北农村女子成婚，生有一子。2001年病故。杨木水的一生都在为农民奔忙。先是帮他们植桑养蚕，后来以自己的赤心微言为他们请命，差点丢了自己的脑袋而终不悔；最后是为农民解除病痛尽力。他毕生与农民共命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本文收录于作者个人回忆录《我的忧乐农缘》，将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公号发表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