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穿过“庐山会议”的风雨，走向内蒙古草原
文摘
2024-11-14 15:24
山东
在北京一座普通的院落里，住着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的老人。他已年逾八旬，过着平静的颐养天年的生活。就在他和普通老人一样安详的生活中，我们国家的一些重要人物，经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怀着崇敬的心情，专门前来看望他、问候他。这位老人就是时年87岁的老干部周惠。周惠，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担任湖南省益阳地委书记，1950年兼任常德地委书记，1951年底，32岁的周惠出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这位如今看来似乎并不是尽人皆知的周惠老人，当年可是一个响赫轰动的人物。1959年6月30日，当时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的周惠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上了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又叫作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的范围扩大到中央计划、工业、农业、财贸等部委办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各省市主要负责人。湖南已经去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泽东又点名叫周惠上山，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湖南工作搞得比较好，二是说明毛泽东对自己家乡的父母官比较信任，也比较器重。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周惠却站在彭德怀一边。在这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留下了一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历史公案。其实，原来的名单是“彭、黄、张、周、周”，毛主席考虑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挥笔勾掉了最后一个“周”字，这就是当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搭档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周惠。在“庐山会议”之后，周惠被降职到交通部当了一名副局长。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邓小平在北京找周惠谈话。看到周惠的满头白发，邓小平只用了“遭灾”两个字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二十年。然后，不纠琐事，不费枝节，直奔主题，派周惠去内蒙古工作，并作了指示：直接抓班子建设，把工作搞起来。邓小平结束谈话的关键词是：不能拖，拖不起。周惠领命之后，立刻走马上任，他先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通了电话，讲明先到农村、牧区调查研究，然后再到自治区党委报到。随后，他打点行装，从北京直接到了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1978年，年届59岁、饱经历史风霜和政治劫难的周惠终于出山。197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惠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主政内蒙古，在调整了领导班子后抓了两件事：一是为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二是解决农牧民的吃饭问题。每当回忆往事，周惠无不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在内蒙古挖‘新内人党’，遭此迫害的党员干部甚至牧民群众达三十万人之多，其中致死、致残几万人。我到自治区党委，好多孤儿寡妇找我，要求平反冤假错案。他们哭，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哭。”周惠决定：自治区党委成立专门的办公室，统一部署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1月21日，周惠在全区广播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批准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彻底推翻“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古二月逆流”冤假错案的请示报告》，并对“文化大革命”中挖“新内人党”的遗留问题全部平反，不留死角。在此前后相继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为被迫害致死、致残的内蒙古领导干部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内蒙古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拥有草场面积10亿亩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特别是河套平原等产粮区，可耕土地面积8000多亩，是全国小麦、甜菜、马铃薯的重要产区；尤其是东部森林面积达2.4亿亩，在全国居第二位。煤炭、铁、钛等矿产资源也较为丰富。全区人均粮食产量“一五”期间453.92公斤；到“二五”期间下降为363.08公斤；“三五”期间又降为298.32公斤；“四五”期间接着降为281．62公斤；到了“五五”期间，已降到264.85公斤。从1957年到1977年人均农业产值由119.45元下降到99.98元,总体下降19.5%。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从1958年以后一直停滞不前。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0元，比1956年下降83.9%。几个月下来，周惠分别跑了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的几十个旗县和公社，所到之处，他看到了落后，看到了贫穷，看到了真实。一位满脸皱纹像核桃皮似的老农讲给他的一句话更是一语惊人：“共产党甚都好，不打人、不骂人，不剥削、不压迫，就是吃不饱肚肚。”周惠为此震撼得几乎要拍案而起，解放这么多年了，种田人还吃不饱肚子，我们愧对于天下黎民百姓。周惠想到了母亲早年的一句话：“天下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自从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种地渐渐没有了自主权，一块土地种什么，全靠上级来规定。使周惠感触至深的是不少干部习惯于盲目紧跟，说空话、大话、假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作，怎么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呢？要让农民多打粮吃饱饭，就得让农民种地有自主权，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有天大的本事也解决不了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伊克昭盟在自治区是较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盟市之一。时任伊克昭盟盟长的千奋勇同志讲过一件事，乌拉特前旗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有个社员叫赵丑女，五十多岁，孤门独户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离生产队七八公里。1978年，她承包了附近14亩耕地，一台水车，一头骡子。她披星戴月，没日没夜地干活，辛勤的汗水换来秋天亩产300公斤的收成。她种的大白菜和大蒜能满足全队的需求，她的个人收入高出全生产队人均收入的好几倍。但在年底分红时，却有人说三道四，认为她要和不干活的人平均分红才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位叫宝音巴图的老领导写了一封题为《像赵丑女这样的包产何罪之有？》的信,托人交给了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周惠。1978年12月18日，周惠带着这封信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说过“包产到户是安徽、四川、内蒙古先干起来的。”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周惠，立即主持召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并果断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改革的经济政策。1979年春天，内蒙古几乎与安徽、四川等地一样先后踏入了“包”字的禁区。在内蒙古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了不叫包产到户的包产到户。正如周惠自己所讲的：“那时还不敢公开大搞，只能悄悄地、半秘密地采取一些偷偷摸摸的办法，我也不敢叫包产到户，就叫‘口粮田’。可不容易啊，讨论了好几回，最后才定下来，每户牧民分15只自留羊，农民分点自留地。对这种做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告状，也有人说，这个人他还不怕，‘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整了他二十年，到现在还不怕呢！当时在内蒙古周边，有的省树起了大牌子：坚决抵制内蒙古的资本主义也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资本主义又复辟了。可是当时我顾不上那么多了，因为老百姓没饭吃。”周惠在内蒙古调查研究的地点就是当时托克托县的中滩公社。中滩公社位于呼和浩特西南，是黄河中上游的分界点。这里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土地面积5万3千亩，具备得天独厚的农业优势。可是在农村经济改革之前，这里却是个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有名的“三靠”乡。1979年底，中滩公社率先在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了“口粮田”，当年农民的收入就翻了一番，还向国家交了16万斤的公粮被称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小岗村”。1980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从“口粮田”到“大包干”——对内蒙古农村一种生产责任制形成的调查》，这篇文章对周惠在内蒙古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所展示的光明前景作了报道，其中还特别举出托克托县中滩公社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事例。二十年过去了，周惠当年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性格依然没变。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当年栽在庐山上的周惠又仗义执言：“在过去‘文化大革命’中得了伤寒，中了风，现在刚吃点药，发了点汗，就又刮西北风了，再憋回去就不得了了。”他的讲话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中央发了个文件，其中提到有些老少边穷的贫困山区的“三靠队”可以允许搞点包产。周惠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遍又一遍地领会其精神实质，他借题发挥，内蒙古普遍都穷，就可以全部实行包产到户。1981年春天，乌兰察布盟遭遇大旱，有些地方干部放不开手脚，已经到了五月下旬，可是许多生产队农民缺口粮，牲畜少饲料，种地没种籽。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但是，集体地里的夏粮已经种下去了，怎么进行包产到户呢？周惠看到这种情况后说不能再等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面对地里的青苗，他斩钉截铁地决断：连青苗一块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于是包产到户，分了青苗。可真是一包就灵，春天出现的困难被农民自己克服了。到了秋天，农民都获得了丰收，得到了实惠。卓资县有个穷得出了名的小山村叫羊圈湾，农民年均收入不到50元钱，小孩儿上不了学，妇女没有裤子穿，一个工分才一两毛钱，赶上年景不好，辛辛苦苦干上一年，还倒欠了生产队的钱。因此，大部分人没饭吃就扒火车，外出乞讨，大片土地撂荒。周惠便三下羊圈湾访贫问苦，发放救济补助，落实包产到户。当年就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1986年，周惠离开内蒙古前又去了他牵肠挂肚的羊圈湾。当他一进村，已熟悉他的农民纷纷握着周惠的手，含着眼泪说：“感谢周书记，感谢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好啊！”尽管1979年春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中出现了“倒春寒”，有的地方把农民包产到户的土地又收回来了，而大多数地方则把承包悄然转入了地下，对外称之为“承包到组”，但实际上没变。周惠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本地区农村的那种表面上不叫包产到户的包产到户，顶着压力，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在实际意义和作用上就是支持。到了秋天，凡是包产到户的地方，粮食都获得了增产，农民都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周惠主政内蒙古时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刀阔斧搞改革，不仅以中滩公社为代表，杀出了农村经济改革的一条血路，同时，他结合内蒙古的特点，在畜牧业的经济改革中，也因地制宜，大胆进行了承包责任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同志曾多次谈到草畜双承包是把所有权和使用权结合起来，把牧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被称为社会主义草原建设的一个创造。这在当时对全国的畜牧业经济改革也起到了示范作用。顶住压力，敢闯禁区。到了1982年，内蒙古的包产到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改革大潮席卷了整个内蒙古的农村、牧区。为今天广大农牧民实现奔小康的新世纪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6年，68岁的周惠离开了内蒙古。进入晚年的周惠依然征鞍未解，以他不变的信念，密切关注着民族振兴的伟大变革。周惠对自己历经磨难的过去，只淡淡地用了一句“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古诗谈笑而过。他意味深长地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曲折的历程，这也是必然的。要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04年2月20日，公号转载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