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0年3月离开安徽日报社，调到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开明同志秘书的，一干就是四年。
1982年10月下旬的一天，胡开明同志来到办公室，神采飞扬，高兴地说:“育瑄，耀邦同志给我平反了!党中央给我平反了!”他高兴得像个孩子，非常兴奋。可以说，这一天是我当秘书以来看到他最高兴的一天。听办公厅的同志说，近日胡耀邦同志在安徽视察。当时他在稻香楼宾馆的西苑居住，他还记得这位当年在河北张家口主张搞“包产到组”而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胡开明。
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汇报完工作后，话题转到农村改革工作时深情地说:“你们安徽最早开始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时候，我当时还不理解，不支持，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经过实践检验是对的，因此现在我是支持的。”他转过脸对着胡开明、袁振等同志说:"1960年以后，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醒悟早，可以说他们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较早地主张要改革1956年后农业长期推行的办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同志也好，曾希圣也好。还有今天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他当年在河北省就主张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当然，还有陶铸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啊!”
胡耀邦同志的公正评价，不仅给胡开明同志彻底平反，而且彻底掀掉了压在胡开明及其家属身上20多年的大石头。1982年10月29日，这是胡开明和夫人李克林以及全家人最幸福的一天。我这个当秘书的，也打心眼里为开明同志高兴!
一·二九运动时，胡开明是北京东北大学学生领袖，是纠察队长。他作为东北大学游行队伍的组织者，进行了情绪激昂、鼓动性很强的“战前演说”。由于他的革命活动和演说水平出众，激怒了反动当局，对他恨之入骨，曾先后两次将他逮捕，后一次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关进死囚大牢。但他正气凛然，立场坚定，顽强斗争，最终获释。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部分农村因“天灾人祸”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饥荒，许多省出现了饥饿、寒冷而造成的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状况。由胡开明同志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张家口因地处高寒、北睡，加上狂风、干旱和病虫害，多灾并发，饿俘现象更加惨不忍睹。胡开明下到多处农村调查，发现死亡人数日渐增多，有的村庄，甚至活着的人被饿得没有力气，难以把死人从屋里抬出来埋掉。
在这种情况下，他冒着丢官和被批判的风险，力主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和家禽，试行牲畜“分户喂养”，允许荒山林地承包给个人，主张进行生产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他的这些救人救命的措施使当地一些农村恢复了生产，重现了生机。特别是他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采纳。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胡开明经深入调查研究，又大胆推出了一种新的“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方式，在一些地方产生了良好效果。1962年8月8日，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胡开明不顾个人政治安危，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全国推行“三包”到组。本来，在这之前，毛泽东曾批示，肯定了胡开明的郭磊庄生产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试点经验。令人想不到的是，情况后来发生了巨变，毛泽东突然在北戴河大谈阶级斗争，并在8月9日的会议上，即胡开明上书的第二天，公开批判了“包产到户”和胡开明。毛泽东说:“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是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家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
毛泽东的讲话给胡开明及其一家人带来了将近20年的灾难和痛苦，其间不知遭受了多少次批斗。亏得胡开明性格开朗、坚强，终于活了下来，活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安徽农村绝大部分地方受极“左”路线影响，尚未摆脱“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广大农民还处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困境。农村的状况，使万里为首的省委一班人十分焦虑。
万里这时想到了那位曾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历史证明批判错了，至今被贬在河北省一个小县级市当最后一位(第八位)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开明。1978年7月，万里亲自点将，要求安排胡开明到安徽工作。
1978年7月12日，胡开明携夫人李克林来到安徽。胡开明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同时还兼任了省农委第二书记。可能因为胡开明解放前曾搞过学运，当过学生领袖，分工时还分给他共青团、学联等群团工作。虽然他的分工很多，而实际上万里是把他推到农村改革的第一线!
万里是背负着小平同志的嘱托和激励来到安徽的。为了在安徽“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他也大胆地在全国点将，陆陆续续，顾卓新来了，赵守一来了，袁振来了，胡开明从河北沧州来了，他把一些敢于探索、敢于改革、知老百姓冷暖的、敢于为民请命的好干部配进了省委班子。
1978年，安徽大旱。9月1日，省委常委会在稻香楼西苑召开，专题研究如何战胜旱灾，度过灾荒的问题。万里为全省的灾情和民众的生计深深忧虑。胡开明是农委第二书记，又熟悉农村工作和农民的心思。正在会议沉闷之时，胡开明站起来大胆发表意见:“大面积的秋种看起来已难实施，土地干得冒烟，种子种不下去。这样下去，土地将大面积抛荒，明年农民吃啥?一家人生活指望啥?农民穷得叮当响，别说没有那么多救济粮，就是有，哪里有钱去买?土地是集体的，也是农民的，与其荒在那里，撂在那里，何不借给他们去种?”万里和其他常委立刻眼睛一亮，好!一个“借”字，打开了一班人的思路。这个“借”，实际上就是“包”，让农民先“包”几亩干干看。
省委常委会根据胡开明的提议，立即形成决议，制定了六条。其中核心内容是:为保命，“借”给每个农民3分地种，开荒、垫洼、边边角角的零散土地，则允许谁种谁收。
那一段时间，胡开明一有时间就往肥西的山南跑，往凤阳的小岗村和一些萌芽搞包产的地方跑。他去的最多的山南，有个黄花大队借助“省委六条”，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支持下，大胆实行包产定土地:决定每个劳动力承包一亩麦田，半亩油菜地;定产量:小麦每亩200斤，油菜籽每亩100斤;定奖罚:超产时，每100斤麦子可提成60斤，若减产则100%赔偿。这叫“三定一包”。不到两天，全队1700多亩地被承包了1400亩。紧接着“三定一包”推广到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6万亩地全部承包到人。庄稼全部点播完毕，比往年多播种8万多亩。
在当时，对包产到户分歧还很大，许多干部在观望，在犹豫。胡开明来到山南，为农民撑腰打气。他安慰大家:“不要担心。要看实际效果，要看收成，别光把眼盯在‘红头文件’上。到秋后看看亩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就没错!”王光宇、袁振等一批领导也都明确表态支持山南的试验。山南顶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包产到户”，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典型。
胡开明另一个爱去的地方就是凤阳。他到的第一个点是梨园公社，映入眼帘的是衣服破烂的农民，低矮破烂的茅棚，几乎家家没有一床不打补丁的被子，几口人换穿一条破棉裤，多数人外出讨饭。胡开明眼睛泪花在闪。他没想到，解放快30年了，广大农村仍处在这样赤贫状态之下。
在他经常去的小岗村，他每去一次都鼓励农民探索点办法，如何把生产搞上去。其实在他走后不久，几十户农民就开始酝酿着一个大的举动:全村20户人家中，除了2户外出不在本地外，其余18户都聚集在农民严立华家里合计一条生路，他们按下手印以表盟誓。
1979年初，胡开明再一次来到凤阳时，县委书记陈庭元了解胡开明的“心思”，于是就把小岗村的“机密”透给了胡开明。胡开明心领神会，会心地笑了。胡开明过了一会儿才说:“大呼隆”那一套，农民早就厌倦了，不灵了。大家“大呼隆”捆在一起，美其名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是地里不长苗，庄稼不打粮食，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工厂里的机器，一人开一台，那能叫资本主义?农民一人负责种一块地就叫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打下的粮食按任务上交，土地所有权在国家，不允许买卖，农民只有使用权、承包权，那就不是资本主义!
当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全面开花后，在肥西萌芽人们这样评价:责任制开花结果，后来走出安徽在凤阳完善、在全国万紫千红!
寒流侵袭，胡开明迎着凄风苦雨，坚定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
正当肥西、凤阳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进行成功地试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时候，1980年1月万里调离安徽。干部的变动，带来了情况的变化。1980年2月，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第2期、第3期连续发表文章否定安徽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有一篇发自安徽宣城地区署名“印存栋”的文章，攻击安徽全省刮起了“单干风”。
在京的万里震怒，要求安徽省委派人调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到底效果如何，用事实回答对责任制的责难。省委决定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由袁振负责，调查组人员由卢家丰和一位姓金的干事组成;另一个调查组由胡开明负责，调查组人员由胡瑞镜和我组成。当时我从《安徽日报》记者岗位刚刚调到省委任胡开明同志秘书，就参加了这次重要的调查任务。
两个调查组分头行动。调查的区域是相同的，一个是繁昌县，一个是芜湖县。调查的方式由两个组根据实际决定，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和干扰。
由胡瑞镜和我组成的调查组，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了解，经过梳理，我们写成了关于繁昌、芜湖两县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两个互不见面的调查组完成调查任务后，先后向省委办公厅交出了调查报告。令人惊奇的是，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两个调查报告所反映的事实完全一致，观点也完全一致，两个报告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江南两县的责任制叫好，为农民创造的责任制撑腰，也为农村出现的蓬勃的新形势击节赞美。两个报告都很快通过省委上报万里。后来，卢家丰那个调查组的报告还登上了新华社内参。
如果说，《农村工作通讯》的发难是第一股“寒流”，不久，另一股更大的“寒流”也涌过来了。
万里离皖赴京后，有些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同志，开始对责任制进行责难和质疑。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对责任制的责难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不但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搞包产到户是怂恿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一些地方领导甚至闻风是雨，提出“紧急刹车”。在与安徽交界的邻省，则出现了“顶住安徽的单干风”、“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标语。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胡开明等同志没有动摇，没有低头，而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民的试验，支持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当时，胡开明同志在担任省委常委的同时，还兼任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日理万机、格外繁忙的情况下，他挤出时间，多次深入到肥西、凤阳的基层社队，深入到生产队和农民家中，调研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经过近两个多月的调研，在开明同志主持下，由我执笔，写出了《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的调查报告。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回答了一些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怀疑和责难。
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对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出批示，加以赞扬和肯定。批示中提到，“安徽的肥西、凤阳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责任制，方向是正确的，是应当给予支持的”。
这里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在筹备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班子之际，省委讨论班子人选时，万里提出优秀妇女干部李克林可担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克林是延安时代的女干部，领导水平高，思维敏捷，精明能干，群众关系好，万里对她印象非常好。万里刚刚提出人选，胡开明立即表示不同意。胡开明的表态，是在座的常委们始料未及的，会上没有作结论，责成省委秘书长在会后再做胡开明的思想工作。但胡开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常委们的提议只好作罢。待1985年李克林离开安徽时，仍是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
1995年，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病入膏育。时任胡开明同志的秘书贾文平写出记叙胡老一生的生平传略，送给杨沫审读，并邀请她为胡开明写一篇文章。那年杨沫已年逾81岁高龄，肝部阵痛，膝关节严重病变，行动都要靠轮椅。即使在这种重病缠身、视力极差的情况下，杨沫还是坚持把十几万字的胡开明生平传略看了一遍。
杨沫在读完这本书稿后，非常激动地向身边亲人说:胡开明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几十年里，他表里如一，始终把解决人民疾苦放在首位，上对毛主席，下对普通农民，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干部才是我们党最宝贵的人才，他是一位“闪光的、高大的、无私无畏的人”，“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永存的人!”
[作者系山东济南人，高级记者，历任《安徽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安徽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