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5日，北京医院，99岁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病危，若干中央领导前来探望。原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了，逗留良久，询问甚细：“告诉王郁昭了吗？马上通知！”
近一小时后，89岁的王郁昭坐轮椅赶到病房，此时，万里刚刚去世。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王郁昭从轮椅上站起来，向万里三鞠躬，然后坐到轮椅上，绕病床一周默哀。
回到家里，王郁昭马上给赵树凯电话，声音低沉而悲沧：“万里同志去世了，我刚从医院回来”。沉默顷刻，又说：“看上去比前些天明显瘦了”。
1994年8月，万里（左二）会见《万里文选》编辑组成员，听取汇报后共进午餐。王郁昭（左一）、吴象（左三）、张广友（左四）、赵福亭（右三）、姚力文（右二）、赵树凯（右一，本文作者）
一
屈指算来，从1977年夏第一次在安徽省委见面，到2015年夏在北京医院最后告别，王郁昭认识万里，整整38年。他已经不记得见过多少次万里了。晚年，在老同事、老领导中，王郁昭最惦记的人是万里。
王郁昭晚年回忆从政道路，认为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杨晓椿，一个是万里。文革中间，1970年夏天，担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是杨效椿偶然想起他，并把他派到县里，决定了他从大学教师到地方官员的转折。此前的1964年，他曾经跟随杨效椿在一个县的社教工作队工作。王郁昭晚年曾专门写文章纪念杨晓椿。应该说，杨的影响很关键，但也很简单。
王郁昭谈及万里，每每语含深情。万里影响了他从政生涯的路线轨迹，影响了他改革中的作为，也影响了他的思想。他与万里的交往过程，也许能展示变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某些特质。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王郁昭是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或市长）。此前，王郁昭与万里素不相识。1978年2月，也就是万里到安徽之后大约半年，王郁昭被任命滁县地委书记。显然，这可以理解为万里对王郁昭的提拔重用。此番任命之前，王郁昭从来没有单独与万里谈过话，见面也只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王郁昭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万里，是1977年6月，在省会合肥，这是万里上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见面会，所有的地区和省直厅局负责人都参加会议。第二次见到万里，是同年8月，也是在大会上，万里出席省委省政府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同时也是为文革中的“支左”部队送行。
会后，一位省委副书记找王郁昭，说滁县地委落实农村政策的几个文件，万里看过了，认为很好，让王郁昭回头将这几份文件集中编印成册，送到省委。后来，万里批示：“这些政策措施很好，是良好的开端。转发其他地区参考。”这时，王郁昭虽然没有机会与万里单独见面，但知道万里对于滁县的工作是肯定的。九月，在滁县，安徽省委召开了全省农村工作经验交流会。十一月，出台了标志安徽农村改革启动的省委“六条”文件，在全省范围内放宽农村政策。这个省委六条，是标志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的里程碑式文件。
作为地委书记，王郁昭第一次与万里单独见面交谈，是一个偶然机会。1978年4月，滁县地委一名副书记奉调北京工作，王郁昭到省会合肥为这位副书记送行。晚上，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让他去万里住处。直到现在，王郁昭也不知道万里何以得知他当时在省会，因为他去合肥没有报告省委办公厅。晚饭后，王郁昭去了稻香楼宾馆。万里在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一直住在稻香楼宾馆。
那天晚上，他们谈了三个小时。谈话主要内容是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王郁昭汇报了滁县地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加强生产责任制的政策措施，在地区内部称为“三个秘密武器”。万里让王郁昭把这些做法写成材料给他。后来，万里到滁县视察。当时，皖东大旱，持续数月。秋天，滁县一些地方对农户搞“借地种麦”，其实就是家庭承包的最初形式。“大包干”可以说由此而来。1979年3月，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曾给万里打电话，批评安徽的家庭承包，当时万里就在滁县考察。北京来电话的时间，是一个晚上，王郁昭正在陪万里看京剧。万里接完电话后告诉了王郁昭并交待了应对原则。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又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看了两个县，一起来到了小岗村。此前的秋天，在王郁昭的强烈要求下，在万里的积极支持下，安徽省委正式批准“大包干”。在小岗村，万里走访了一些农户，看到大包干带来的惊人变化，说了很多支持和鼓励的话。在送行的路上，万里谈到他即将到北京，也谈到邓小平对他信任有加。万里走时，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在会上表示，继续执行和推进万里推动的改革政策，并用了一句农村俗语来表明心迹——“前边的乌龟爬条路，后边的乌龟跟着爬”。
但是，令王郁昭和其他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万里走后仅仅个把月的时间，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态度陡变，转为反对包产到户。很快，一些地县纷纷纠正原来的“错误”，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时候，王郁昭不断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指责批评，滁县地区很孤立。这段日子王郁昭很难过、很苦闷，甚至想到过撤职。我曾经问：“万里一走，省委态度大变，这个情况万里是否知道？”王郁昭说：“当然知道。我曾经打过电话，向他的秘书谈过，但是没有机会与他本人讲话，更没有机会见过面。万里曾派专人来安徽调查过，派来的人写了调查报告，肯定了家庭承包。万里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这篇调查报告，但是被省委第一书记拒绝了。”王郁昭又说：“北京和安徽的变化是相通的。那段时间，万里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说到为什么新任省委书记对家庭承包态度骤变，王郁昭分析，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正在发生意见分歧，政策，意见的纷争很激烈。1980年秋，以中发75号文件为标志，大包干在中央层面获得政策认可。此后，一直到1983年春天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之前，王郁昭与万里没有见过面。
1985年秋，时任安徽省长王郁昭（左一）陪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左二）在安徽考察
二
1982年4月，王郁昭成为安徽省委常委。事先，他本人毫无所知，是在看到中央任命文件后才知道。谈到这次提拔，王郁昭并不认为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对他肯定和赏识。因为到1982年初，改革大局已经确立，大包干已经得到全面肯定。在这样情况下，省委调整领导班子，有三名地委书记进入常委，王郁昭名列其中实属必然，甚至是不得不为。在这次从地委书记到省委常委的提拔过程中，万里是否直接为他说过话，王郁昭并不知道。进省委常委后，王郁昭继续担任地委书记，依然在滁县工作。将近半年之后，他到省里上班，但是省委没有给他分工，没有具体职责。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做一些改革宣传方面的事情，直到次年春天担任省长。
1983年3月初，中央通知安徽省委常委全体到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待中央领导集体谈话。王郁昭后来回忆说，刚到北京时，以为三两天之内就会公布班子并谈话。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京西宾馆住了二十来天。期间别无它事，仅仅是等待。王郁昭在宾馆看看书，有时候出去看看朋友，或者逛逛书店。
3月26日，全体省委常委被接到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的集体谈话。出席谈话的中央领导有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宋任穷等，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中宋任穷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万里主持了这次谈话。首先，宋任穷宣布新的安徽省班子。原来已经在省内宣布的省领导班子方案发生颠覆性改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新的人选。省委书记是黄璜，原方案中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省长是王郁昭，在原方案中是常务副省长；其他职位也有很多变动。新班子与原方案变化如此之大，大大出乎意外。
确定安徽省委班子的过程一波三折，万里、胡耀邦的意见与时任省委领导、中组部人事考察组发生分歧。万里认为，省委书记的最合适人选是王郁昭，最后推翻了原定班子结构。考虑到意见分歧，没有让王郁昭担任书记，而是安排为省长，同时，安排资历最浅、原来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担任书记，可谓煞费苦心。但在谈话中，万里强调了王郁昭在省委班子中的主导地位。这为王郁昭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积累了内部矛盾。
新班子宣布后，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分别讲话。万里首先讲话，也讲得最长。他说：“安徽的班子酝酿了很久，解决得最晚，为什么晚？慎重。”但是，万里并没有展开解释班子方案变化的过程，而是评点了新老班子里的部分成员，并特别对王郁昭的任用做了说明：“王郁昭同志，他文化水平高一些，研究了多次。因为也有人不大同意，理由是批邓当中有点问题。当时在那个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当时各省都发了通电，那是毛主席说要批邓的。中央认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不影响对他的信任和使用”。
万里又说：“王郁昭同志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在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到户，现在全国都搞开了，这一条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不要骄傲，要闯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还要继续探索。搞社会主义，我们还在探索，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美国人韩丁最近到凤阳去看，回来写了一篇，说凤阳现在确实富了，但是一二年后可能就没有劲了，他还不大通。王郁昭同志有创见、有干劲，但不要满足。”
接下来，习仲勋讲话：“首先声明，我对安徽的问题没有发言权。去年同万里同志一起研究安徽的班子，才了解一些。”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安徽带头搞农村改革，随后，也解释了批邓问题：“最近，邓小平同志在反映某一位同志问题的来信上做了批语：当时批邓，谁都得批。他的这个批语很重要。”习仲勋又说：“这个班子定了，但还会有各种议论，你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还会接到许多来信，你们不要受外界干扰，首先你们班子要顶住。今后有这方面的材料，再来信，我们即一看了之，甚至看都不看。”
王郁昭在若干年后谈到，他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央领导人专门解释“批邓”的事情，非常感动，以至于当场流泪。后来，万里还对王郁昭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让他负起责任，奋力开拓安徽的工作。
为什么原定班子出现颠覆性改变？不少人在议论，提出推翻原方案的是万里和胡耀邦，并经邓小平的批准，内情隐秘复杂。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