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纪登奎的疑惑 （上）
文摘
2024-12-16 10:33
山东
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务副总理后，纪登奎彻底赋闲，闭门读书反思。此时，纪登奎57岁。他享有的阅读文件待遇，降为部长级。生活待遇也明显降低，但还高于部长级。住房调到了比原来小的四合院，保留了“生活特供”，家里继续配备厨师，这是通常部长级待遇所没有的。两年后，1982年冬，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做农村政策研究。又两年，1984年秋，专职秘书调回了中央警卫局，给他送文件成为我的工作之一。![]()
1987年春在贵州调研，纪登奎（右一）、乔学珩（左一，贵州省委常委兼农工部长）、王俊（左二，贵州省委副秘书长）、赵树凯（右三，本文作者）
一次，在书房里，纪登奎闲谈，说在位时有很多疑惑，下台后想明白了，但还有一些问题，下台后仍然疑惑。他讲到了陈永贵的事情，当年没想明白，现在还没想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让陈永贵这样的农民进政治局、当副总理？”听到这里，我很惊奇。我想，这是普通人的疑惑，不应该是他的疑惑，因为他是直接参与提拔陈永贵的人。自1971年夏康生称病之后，纪登奎在党务方面权力明显增大，分管中央组织部，被戏称为中央组织部的“天”。通常，毛泽东、周恩来并不直接给中组部下指令，而由纪登奎直接指挥。他下达给中组部的重要指示，有时是周恩来告诉他，有时是他和周恩来一起见毛泽东，也有时候他自己面见毛泽东。凡是正部长及以上人员的处置安排，都要经过毛泽东审批。他负责了1973年8月中共十大和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两个会的人事筹备。在这两次会议之间，中央高层成员中增加了工人、农民。 1973年8月，56岁的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陈永贵一起进入中央领导层的，还有普通工人。37岁的陕西西北国棉一厂挡车女工吴桂贤，进了政治局，担任副总理；39岁的天津内燃机厂铸造工孙健，当了副总理，分管过工业；42岁的沈阳副食品商店售货员李素文，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些人的考察任命程序，都是纪登奎领导的。陈永贵在进入中央高层之前，已经是重要地方政治人物，而不仅是普通劳动模范。1967年4月，他在文革造反中成为昔阳县领导人，然后又成为山西省负责人之一。这个时候，已经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一跃成为省级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1969年4月，陈永贵参加中共九大并成为中央委员。跻身中委，对一个农民来讲难以想象，但对于一个省负责人来讲，则属正常。也是在这个会上，46岁的纪登奎进入中央政治局。两个月之后，根据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谈话，纪登奎从河南省调入中央，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相当于副总理），分管国务院办公厅、农业和财贸系统。1971年3月，纪登奎在中央的分工转入党务和军队系统，华国锋从湖南调入中央，接替纪登奎在国务院的分工。但是，在农业方面重要活动和决策，纪登奎仍然参与，权位在华国锋之上。关于陈永贵被中央重用，对有些人来说，特别对一些山西人来说，特别感到疑惑不解，因为陈永贵有“政治历史问题”。抗战时期，陈永贵曾经为日军担任“情报员”。当时山西省主要负责人谢振华，经过调查，获得了确凿证据，并亲自报告了周恩来。但是，这并没有没有影响陈永贵晋升，若干知情者对此大惑不解。文革期间，极端重视政治历史问题，因为历史不清白曾经打倒了若干人，以陈永贵这样的问题，完全应该直接关押，但是，没想到还会提拔重用。不过，纪登奎对此并不疑惑。在他看来，当时虽然极端重视历史问题，但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则取决于高层需要。当需要整肃某人时，这是强硬的理由；当不想整肃某人时，这就不是问题。因为高层对陈永贵有更大政治考量，“汉奸”问题当然可以忽略不计。 对纪登奎来说，真正感到疑惑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安排一些普通工人、农民进入中央领导层？不仅当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本身不算领导岗位，这些人进入尚能理解，但是，担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则是货真价实的国家级领导人，工作责任大为不同。纪登奎谈到，毛泽东是受到了列宁晚年政治遗嘱的启发影响。列宁临终之前，重病之际，曾经连续口授书信文章，主要是给当时苏共12大的建议信，通常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其中一篇是《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在这封信中，列宁提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改组计划，“建议苏共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认为，这样可以“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9页）。纪登奎说，毛泽东晚年对列宁晚年文章相当重视，特别看重的，是列宁说这些工农分子进入中央后，能够防止党中央的分裂。 但是，这成为纪登奎无法解决的疑惑。在毛泽东做出这个指示时，纪登奎虽然不理解，但积极贯彻执行；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党内发生“四人帮”问题，纪登奎继续在高位，继续费力思考理解；纪登奎从高层跌落之后，被迫赋闲，闭门读书，更用力地思考理解。但是，在差不多十来年间，在多种迥然不同的政治情景下，纪登奎时断时续的思考，没有进展。纪登奎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列宁说增加工农出身的中央委员，就能防止党中央的发生分裂，或者，为了防止党中央发生分裂，要增加工农出身的中央委员。多少年过去了，纪登奎经历了高层政坛大起大落，萦绕脑间的问题依然是：让普通工人农民进了中央领导层，就能防止中央分裂，就会防止政党变质，防止变成“修正主义”？纪登奎看法是，列宁说的这个道理，实在难以理解，无法信服，或者说，列宁的这话看不出有什么道理。1987年春在贵州调研，纪登奎（中）主持座谈会，乔学珩（右一，贵州省委常委兼农工部长）、赵树凯（左一，本文作者）我第一次见到纪登奎，是作为秘书处值班秘书，接待他来九号院上班，那年我二十三岁。开始两年，虽然常见面，但没有什么交谈。后来，因为纪登奎不再配备专职秘书，我被安排给他送文件、陪同出差调研，有了闲聊机会。在正式场合，纪登奎讲话惜字如金，特别是对重要政策问题，通常不发表明确意见。但是，在私下场合，纪登奎则极其健谈，口若悬河，堪称“话唠”。常常一两个小时，他滔滔不绝，不需我插话，只需洗耳恭听并偶尔应承。纪登奎的谈话习惯，为什么会这样，我至今都不能解释。我曾和他的长子坡民谈到这个特点，坡民说，他在家里更健谈。 有机会听纪登奎闲谈，我已经二十七八岁。对他说的很多事情，虽然饶有兴趣，但似懂非懂。也许看到我时有神色呆萌，纪登奎多次奚落我说：“在你的年龄，我已经是地委书记了，管十七个县。”说完，大笑。免去高层职务之后，纪登奎和陈永贵几乎是同时“分配工作”。陈永贵去了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则来到我们单位做“研究员”。闲聊时，他从陈永贵开始，讲到了列宁遗嘱。那段时间，我因为厌倦了秘书处工作，正偷偷复习考研。因为专业课考试有一门“马列原著选读”，列宁政治遗嘱当时也有所涉猎，但没有思考。读研期间，原著课上讲这些文章，只觉得高深，只有膜拜，从来没有联系纪登奎提出的问题。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我应该有所长进。联想到纪登奎谈论的陈永贵，联想到几十年来国内外时局演变，结合史料的新发现，我对纪登奎终生未解的这个疑惑，似乎有了自己的粗浅理解。（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