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
2024年第 6 期
《寒夜》与1940年代后期中国的悲悼文学
文 · 邵宁宁
有关《寒夜》的意义，前人已有极多研究。这些研究，或从社会分析出发，着意突出其中的社会批判主题，阐发巴金对社会黑暗、旧制度、旧社会的控诉意义；或注目其中隐藏的家庭、两性伦理困境，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家庭、性别伦理变迁的曲折，可谓从不同角度加深了人们对这部名作的认识深度。同时，也早有人从“战后小说”的角度，就其与“胜利后数年与中国国运生死攸关的课题做出过一些很有意义的探索”[1]。不过，迄今为止，似乎还很少有人将之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一再出现的悲悼文学现象联系在一起[2]，进行社会心理及美学分析。
无论东西方，哀歌都堪称古老的文学传统之一。世界文学中的哀歌传统，常被追溯至《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哀歌》及古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等人的创作，而比之更早的，据说还有人们从巴比伦泥版中发现的编辑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苏美尔文书中“纪念他们那频繁被周围异族人入侵所破坏的城市”的“挽歌”[3]。中国文学的哀歌传统，按姚鼐的说法，至晚也可追溯到《诗经》中的某些“颂”及风诗中的《黄鸟》《二子乘舟》等[4]，以及今人认定的先秦时期的诔辞等[5]。不过，与在西方文化中，大约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起，这一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定为“一种纯形式”的“格律和诗体的名称”一样[6]，中国文学中的挽歌，也从很早的时期便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的抒情篇章，演变为一种礼仪性的文体[7]。现代中国以“哀歌”为名的创作，多是对西方文学中那些著名创作的学习。然而，这只是就其狭义而言。广义的哀歌，当仍指涉所有以哀挽、追思为主旨的那些创作。从对象看，不独可以涉及某些具体的人，而且可以指涉更广泛的文化或事物。只是由于“歌”字的文体暗示性，以及受西方传统影响，广义的哀歌所常含有的宗教性内涵的存在，并不适宜指称本文所要论及的那些以追念某些具体人物为主题的一般伤逝性抒情作品。故而，在这里我宁肯使用一个更一般性的词语来指代将论及的一切，这就是悲悼文学。它不仅指那些直接以哀念为主题的礼制化诗文，而且指一些在更宽泛意义上包含着同样的情绪和动机的创作。文体上也不光包含诗文，而且可以包括小说、传记及其他更多体裁的作品。
巴金：《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194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创作，堪称进入了一个哀歌时代。众多的悲悼文学创作，不但构成了认知这一时期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而且成为认识这一时期历史转折的不可忽视的内容。
关于《寒夜》的写作动机，巴金一生曾有多次表述。虽然话语表达的环境颇有不同，但这些表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他对一些亡故亲友的伤悼怀念。譬如写于1947年的《〈寒夜〉后记》，说到自己所写的东西，便有这样的界定：
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8]
写于1961年的《谈〈寒夜〉》，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意思：
“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汪文宣……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9]
还有写于1980年底的《关于〈寒夜〉》。前面说：“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后面又提到他的三哥李尧林和朋友缪崇群，并且再一次指出：“他也是一个汪文宣。”[10]
周立民、李秀芳、朱银宇 编《〈寒夜〉研究资料选编》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对这里提到的一些人物，巴金都写过不止一篇的悲悼文字，像《忆范兄》《纪念我的哥哥》《写给彦兄》《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怀陆圣泉》等。这些文字纯朴、真挚、热烈，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亲人朋友的无尽深情，表达着对社会黑暗的强烈控诉：
在这不眠的寒夜里，我重温着我们十四年的友情。在这动乱的、漫长的十四年中间，我目睹了够多的人世的兴衰……我回想着，回想着，我的心慢慢地温暖起来，黑夜也逐渐淡去，你那温和善良而带苍白色的面颜出现了，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带痰的咳声，关切的问询。这一切仿佛是永不会改变的东西。……不治的痼疾，甚至人世的辛苦，都不曾毁损了你的面容和心灵。……如今你终于没有得到朋友的帮助，静悄悄地死了。活着你没有麻烦朋友，临死你也没有麻烦朋友。……十四年的友情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风静了。我的四周是一片死寂。夜凉得像水一样。黑暗中闪起一股灰白光。我知道寒夜快到了尽头。我的回忆也快到了尽头。在这短短的两三小时里我经历了十四年中的聚散和悲欢。现在这一切都得跟着寒夜逝去了。[11]
在《关于〈寒夜〉》的后半部分，巴金还提到1960年他在成都修改这部小说时的情形：“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这个表哥“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死后也“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就这样，小说所寄托的哀悼之情又多出了一重。而由随之说到的对当时帮助安排他在成都修改小说的朋友李宗林在后来受害的追叙，以及此后写作的《〈寒夜〉挪威文译本序》《知识分子》《与〈寒夜〉剧组主创人员的谈话》等文，还可看出，同样的意义增殖，甚至延续到了对他在《随想录》中写到那些死于更后来的人们的呼应。可以说，几十年间，巴金对《寒夜》主题的自述，不断发生着微妙的重心转移：从对具体亲友的哀悼上升至社会制度批判，又从制度批判回到同情知识分子命运，但始终如一的，总有那一份挥之不去的悲悼之意。而这一切，又首先是和他对战时与战后一段时期的生活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寒夜》是感人至深的作品，内涵丰富的作品，但它最独特的意义，却并不在单纯的政治批判，更不在近人乐于谈论的某些可以引发女性主义联想的东西，而在它所表达对那些在战时战后备尝困苦、喑哑死去的人们一种至为沉痛的悲悼和记忆。
要准确地认识《寒夜》的意义，必须将之放回1940年代后期整体的时代氛围里。在不止一处，巴金都说他所哀悼的不只有友人，而且有他自己。《写给彦兄》说：“彦兄，我不是在为你哭，我是在哭自己。……你身上也活着我一部分活动，快乐的岁月……”《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说：“但是崇群兄，我不是在哀悼你，应该哀悼的倒是我自己。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12]《关于〈寒夜〉》说：“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13]这种物伤其类式的自挽，不但点明了他写作《寒夜》的心理背景，更为我们认识1940年代后期弥漫全社会的悲愤与绝望，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论及1940年代文学，就不能不论及它的哀歌氛围。1945年8月15日的抗战胜利，无疑是一个令人喜极而泣的日子。期盼已久的战争胜利，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全民性的欢喜，然而一想起死在这场战争中的人们，高奏的凯歌声中，便不免会渗入哀思的沉痛。“狂欢之夜”刚过，一个诗人便如此表达他对于胜利的感受：“欢乐么？我们胜利了，我们是该欢乐，然而我总是怀着一种无可或免的悲怆。”[14]这情形，很让人想起德国诗人海涅《颂歌》所描写的情景：“……我们得到了胜利，/可是周围倒着/我的战友的尸体。/在吹呼胜利的凯歌里/响着追悼会严肃的歌声。”[15]只是对于1940年代的中国，历史似乎还没有余暇，像1970年代末那样频频补开“追悼会”。但这一时期悲悼文学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属少见。
歌德、荷尔德林、海涅 等：《德语七人诗选》，冯至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
抗战给中国文坛带来的直接损失之一，就是大批作家的过早死亡。1939年8月26日王礼锡病故，1941年8月许地山病故，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故，1944年王鲁彦病故，1945年缪崇群病故，1945年8月8日谢六逸病故，1945年8月郁达夫被杀，1946年4月23日夏丏尊病故……这些人大多还只是人到中年，其中比较年轻的萧红、陆蠡才不过三十三四岁。虽然每个人的死具体原因并不相同，但大都和贫病、压抑、迫害有关。究竟1940年代后期的文学报刊上，刊登过多少这样的东西，至今未有详细统计。但仅从一些伸手可及的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切具有怎样的意义。
早在1945年6月，《文艺春秋》丛刊之三就设有《鲁彦之死》的专栏，登有鲁彦遗墨；2卷6期又“特载”王西彦纪念夏丏尊的《一个朋友的病和死》和傅彬然的《夏丏尊先生与〈爱的教育〉》，同时刊有夏丏尊的遗简。《文艺复兴》1卷4期《编后》刊有夏丏尊先生病逝的消息，下一期即刊有郑振铎的《悼夏丏尊先生》一文；1卷6期为“抗战八年死难作家纪念专号”，集中发表了巴金等人写的13篇追悼14位死于抗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的怀念文字，包括郑振铎《悼许地山先生》、巴金《纪念我的哥哥》、吴祖光《记贺孟斧》、怀玖《忆陆蠡》、靳以《忆崇群》、景宋《追忆萧红》、凤子《划破夜空的流星》、欧阳山尊《忆保罗》、赵景深《记鲁彦》、李健吾《记罗淑》、以群《忆蒋弼》、徐调孚《再忆谢六逸先生》、葛一虹《悼念王礼锡先生》。
此外，同一时期的其他一些杂志同样登载有很多这样的文字，像《文艺生活》光复版第6期有穆木天的诗《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希望》2集3期刊有胡风的《忆东平》；《文联》1卷2期登有夏衍的《哭杨潮》；《文章》1卷2期周贻白的《悼鲁彦》、王重华的《关于英茵的奋斗和死亡》，1卷3期有于在春的《夏丏尊先生的晚年》；《人物杂志》第3期有郭沫若的《论郁达夫》；《清明》第2号刊出的《贺孟斧周年祭》专栏（包括陈白尘、吕恩、张骏祥、黎澍、秦怡、杨云慧、李恩杰、小丁、吴祖光、赵慧深的10篇文章）；《萌芽》1卷2期的《追悼闻一多、李公朴先生特辑》；周钢鸣编辑的《文艺丛刊》第1辑刊出的黄宁婴的《悼周行兄》、洪遒的《悼严杰人》；《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7期有钟敬文的《忆达夫先生》；《文讯》6卷2期刊出蹇先艾《悼王鲁彦》，4期刊出向达《悼冯承钧先生》；7卷3期刊出《谢六逸先生逝世二周年悼念特辑》，发表茅盾《忆谢六逸兄》、叶绍钧《悼念六逸先生》及马宗融、余楠秋、郭沫若、郑振铎、章锡琛、顾仲彝等人的文章，并配有遗像、手迹及生平事略；7卷5期又有郭沫若《再谈郁达夫》。1946年11月21、21日，《大公报》连续两天刊出《纪念陆蠡特刊》，发表靳以、巴金、苏夫、单复等人的怀念文章；1947年，《少年读物》4卷1期又刊出《纪念陆蠡先生特辑》，发表唐弢、柯灵、金隄、海岑、吴郎西等的纪念文字。
自1936年鲁迅逝世，伤痛与怀念就一直留存在进步作家的心底，有关鲁迅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抗战胜利后的文学期刊，同样不时设立专栏或刊出单篇的纪念文章。如《文艺春秋》继其在1944年出版的丛刊1—4期连续刊出鲁迅纪念文章之后，1945年又在连续出版的第2卷不断刊出同类文字、图像。特别是1946年10月出版的3卷4期设立《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辑》，发表包括孔另境的《回忆鲁迅先生丧仪》、陈烟桥的《鲁迅与中国新木刻》在内的6篇文章，以及萧乾、刘西渭、臧克家、罗洪、施蛰存、茅盾、王西彦、沈子复、林焕平、田汉、熊佛西、安娥、魏金枝、周而复、任钧等15人的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的笔谈，同时刊有鲁迅遗像及多幅画像、照片。同月，《文艺复兴》2卷3期也有《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号》，发表郭沫若的《鲁迅与王国维》、许广平的《十周年祭》等12篇文章。这些文章，与战前已经出版的《作家》《文季月刊》《光明》等刊发表的《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均刊出于1936年11月），以及战时《文学月报》《抗战文艺》等刊发表的《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等一脉相承。短短四年里，如此密集地刊出这么多哀悼文字，再加上同期刊物中常刊登的一些著名外国作家如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高尔基等的纪念专栏、专文，以及诸如《寒夜》《萧红小传》一类充满伤悼意味的作品，不能不让人感觉整个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文学，始终笼罩着一种沉重的哀歌氛围。
1940年代文人之死不同于其他时期之处，不但在它的频发性和日常性，而且在它与更大的历史进程之间那种异乎寻常的紧密关系。1946年后的中国历史，同样是和一连串的文人之殇联系在一起的。1946年7月11、15日，李公朴、闻一多因参与民主运动遇刺；25日，教育家陶行知病故。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北遭遇暗杀；7月3日学者乔大壮在苏州的投水自杀；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病逝世……
比起夏丏尊等近乎寂寞的死，闻一多、朱自清的死，激起连他们自己也想象不到的社会波澜。闻一多遇刺后，社会各界纷纷哀悼。《文艺春秋》3卷2期开辟《哀悼与纪念》专栏，刊出赵景深和安娥分别悼念闻一多和陶行知的2篇文字。《文艺复兴》2卷1期，也刊出一组悼念闻一多的文章，包括朱自清的《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熊佛西的《悼闻一多先生》和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的《敬悼闻一多先生》；2卷4期，又有冯夷的文章《混着血丝的记忆——悼念闻一多先生》；3卷5期又有“闻一多逝世周年特辑”，发表包括朱湘遗著《闻一多与〈死水〉》、顾一樵《忆故友闻一多先生》、臧克家《海——一多先生回忆录》等诗文。1947年10月出版的《文学杂志》2卷5期，刊有朱自清的《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1947年3月2日，耿济之病逝，《文艺复兴》3卷3期又有《哀悼耿济之先生特辑》，集中发表了戈宝权、叶圣陶、徐调孚、周予同、赵景深、许杰等的纪念文章。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病逝世，《文学杂志》3卷《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用几乎全部的篇幅刊载了浦江清、朱光潜、冯友兰、俞平伯、川岛、余冠英、李广田、马文珍、杨振声、王瑶等人的追怀文字，就连刊物的装帧版式也明显地带上了哀祭的气息；9月《文讯》9卷3期也刊出《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辑》，发表郭绍虞、郑振铎、叶圣陶、冯至、魏金枝、许杰、青勃、杨晦、朱乔森、李长之、吴组缃、刘北汜、杨振声、王瑶、徐中玉、牧野、余冠英、渐离、穆木天、王统照、任钧、郑敬之的22篇文章。1948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诗》第四集也有一个纪念朱自清的特辑，发表方敬的《挽诗》、迪文《手》、雪峰的《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等文字。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北被暗杀；3月15日出版的《文艺春秋》6卷3期卷首卷尾刊出《悼念许寿裳先生》的报道、遗像和洛雨《记许寿裳先生（悼词）》的短文；5月出版的《中国作家》1卷3期又有《纪念许季茀先生》专辑，刊出台静农、李霁野、林辰等的纪念文章。1948年7月3日学者乔大壮在苏州投水自杀，11月《文学杂志》3卷6期刊出方回（向达）的文章《悼乔大壮先生》。
为什么1940年代后期的悲悼文学，主要集中在文人群体的自我伤悼上？这固然和文人所拥有的表达话语权有关，也与这一时期文人生活本身的特点有关。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战，曾经激发起无数人有关新生与解放的想象。战争唤起了人们的反抗意识，也唤醒了现代中国的国民自觉，无数人都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寄予新生的希望[16]。1938年，尚在病中的作家缪崇群写信给巴金，一边谈着自己的健康，一边谈着战争所可带来的“新世界”，希望居住在里边的“被压迫的人们”，能“获取了他的新生”[17]。然而，事实是，接下来的一切并不那样简单。抗战期间，不论颠沛流离还是困居一地，物质的贫困都是文人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战争在压缩了中国传统的生活空间的同时，也让大批的文人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根基[18]。巴金表现于《寒夜》中的伤痛，并不是孤立的现象。由于贫困，早在1941年就发生过著名剧作家洪深因经济拮据自杀的事件（女儿患有肺病，无力支付医疗费）。至于任教昆明时期闻一多的靠为人治印维持生活，更是广为人知[19]。1945年10月18日夏丏尊致信《文艺春秋》主编推荐一位作者（毛含戈）的稿子，说到他半月前患猩红热死去，“连棺木费都还欠着”[20]。与贫相伴的，还有病。有很多作品都写到了这时期一些文人健康状况的恶化。郑振铎的《悼夏丏尊先生》说：“他的身体是病态的肥胖，但到了后半年，显得瘦了，气色很灰暗。营养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哭佩弦》先说“在朋友们中，佩弦的身体算是很结实的。矮矮的个子，方而微圆的脸，不怎么肥胖，但也决不瘦”，后面接着说：“有人来说，佩弦瘦了，头上也有了白发。我没有想到佩弦瘦到什么样子。”“佩弦虽然在胜利三年后去世，其实他是为抗战而牺牲者之一。那末结结实实的身体，如果不经过抗战的这一个阶段的至窘极苦的生活，他怎么会瘦弱下去而死了呢？他致死的病是胃溃疡和肾脏炎。积年的吃了多沙粒与稗子的配给米，是主要的原因。……尽管有许多人发了国难财，胜利财，乃至汉奸们也发了财而逍遥法外，许多瘦子都变成了肥头大脸的胖子，但像佩弦那样的文人、学者与教授，却是天天的瘦下去，以至于病倒而死。就在胜利后，他们过的还是那么苦难的日子与可悲愤的生活。”
早在1943年，全国“文协”就曾通过一个救济贫困作家的提案[21]，但文人自救，如何抵御得了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更要命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得到改善，相反，却随着内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崩溃而加剧了。1946年以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也通过多方筹款，对包括蔡楚生、蒋天佐、凤子、白薇、张天翼、陈翔鹤、魏猛克、聂绀弩、廖冰兄、高士其等患病作家，以及闻一多、王鲁彦、郁达夫、谢六逸、夏丏尊、杨潮等亡故作家的家人，在医药费、抚恤费、丧葬费等方面提供过援助[22]。一向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家，就这样整体性沦落到自己需要救助的地步。这种状况所导致的心理后果，无疑是复杂而耐人寻味的。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无时不期待着胜利。胜利来了，却并没有马上带来人们所期盼的一切。《寒夜》结尾，因病痛而喑哑失声的汪文宣躺在病床上，听见街上响起欢呼胜利的鞭炮声，“想笑，又想哭。但很快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们：你完了，我也完了”。但即便如此，还是用发颤的手吃力地在纸上写：“这样我可以瞑目死去了。”普通人承担了战争带来的所有苦难，却没有从胜利中获得任何的补偿。在汪母想来“胜利了，就不应当再有人死了”，然而他还是在喑哑之中死去。
九月三日，胜利日，欢笑日，也没有给这个房间带来什么变化。在大街上人们带着笑脸欢迎胜利游行的行列。飞机在空中表演，并且散布庆祝的传单。然而在汪文宣的屋子里却只有痛苦和哭泣。
《寒夜》“尾声”里，回到重庆的曾树生觅夫不得，在街边听见有买不到“复员”的船票的人抱怨：“胜利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们的胜利啊。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一种深深的失望，渐渐成为胜利初期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挥之不去的阴霾。由贫病无告引发的这种悲愤，必然最终将人们引到对“胜利”意义及国/民关系的根本性怀疑。郭沫若悼念郁达夫，说：“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23]面对战后一个时期的生活，他感觉自己甚至“不愿再多说话”，甚至觉得“真是死了”也好，因为可以免除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而增加的“悲哀”[24]。《大公报》《纪念陆蠡专号》《预告》说：“作任何追悼‘战亡者’文章时，我们除了悲哀以外，还要不免引起一个问题：那些冤魂究竟为什么而死？为谁而死？陆蠡是忠厚人，他不在乎使胖子们更胖一些，但我们却为他含起冤来。”[25]仅隔两天后刊出的《编后记》又说：“陆蠡是个老实人，然而，我们却在这样的时代里无缘再和他见面……许多不该活着的人还苟且地存在着……”[26]这种“胖”与“瘦”、该活和不该活的对照中所表达的东西，是最具时代意义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寒夜”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
前引《寒夜》结尾有关汪文宣之死的描写，很让人想起骆宾基《萧红小传》所记述的传主生命最后的情形，想起1942年1月13日，因被误诊为喉瘤而开过刀的萧红躺在病床上，以同样喑哑的声音对端木蕻良、骆宾基说：“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了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这样死，我不甘心……”
《寒夜》的写作，开始于1944年初冬，1946年12月31日完稿。1946年8月至次年1月连载于《文艺复兴》第2卷1—6期。《萧红小传》完成于1946年11月19日，出版于1947年7月。没有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然而因此正可看出，究竟有一种怎样的记忆构成了人们对整个时代的印象与记忆。
在《寒夜》（正文）的最后，巴金如此描写汪文宣最后的面容：
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像还在向谁要求“公平”。
无独有偶，以下是《萧红小传》中的萧红遗容：
萧红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披散地垂在枕后，但牙齿还有光泽，嘴唇还红，后来逐渐转黄，脸色也逐渐灰黯，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27]
萧红去世，正是香港陷落之时，即便绝望，死前的她还是期盼着胜利。汪文宣死在胜利的时刻，但作品突出的却是，这个胜利已与他无关。读《寒夜》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东西之一，就是主人公所深深陷入的那种孤独、无助。巴金说他每次翻读《寒夜》最后一章写到的母亲陪伴儿子时的凄凉情景，都感觉像有“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他的心[28]。郭沫若悼念郁达夫，说：“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29]郑振铎《悼许地山先生》（1946）说：“人到中年便哀多而乐少。想起半生以来的许多友人们的遭遇与死亡，往往悲从中来，怅惘无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纸窗，卧听狂风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叶圣陶追悼耿济之：“说到死，确是一件寂寞的事情。在不相信宗教的人，那种寂寞之感是没法解除的，……在死者，脑子血管破裂了，生命就此完毕，整个躯体将化为泥土，那是无所谓寂寞不寂寞的。悲哀伤痛之类也全是活人的事情。”[30]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说得最多的词语也是“寂寞”。一种遍及整个社会的无助、绝望、不甘，构成这一时期的悲悼文学的基本氛围。
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李健吾说：“抗战到胜利，胜利到幻灭，为时不过两年。”[31]徐调孚《忆耿济之先生》开头说：“胜利到现在，还没有满两年，可是我写追悼亡友的文字，却已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悼谢六逸先生——他死在胜利前夕，第二次是悼夏丏尊先生，现在第三次就是耿济之先生了。”周予同《悼济之先生》说：“拿起笔来，泪珠儿就渗出来了，使你看不清笔下的稿纸，看不清稿纸上已经写了的字，因此只得放下笔来，让泪珠儿尽量地流。‘胜利’以来，万念俱灰，只是接三连四地哭师友之丧，天啊！这算是什么日子呢！”郑振铎《哭佩弦》说：“从抗战以来，接连的有好几位少年时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济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接二连三的友人的死，不但给了他们一种特有的身世之感，而且也给这些原本处在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一种深刻的怨愤。
如果说，战后初期那些文字，哀念悲悯友人，突出的主要是身处动荡时代，一个微小而有良知的人无力和无助，到后来，这样的怨愤中，越来越多渗入了对国民关系本质的怀疑。据说，夏丏尊逝世前半小时，曾对好友叶圣陶说：“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32]郭沫若听到郁达夫的死讯，同样感觉到的也有“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33]。战后一段时期内，国家是谁的国家，胜利是谁的胜利，不时成为许多人心头拂之不去的疑问。
叶圣陶：《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从此中所能产生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们会越来越发觉某些社会性的“他们”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接着夏丏尊的疑问，叶圣陶将指斥的对象指向了“自私自利的那批家伙”，认为是“他们攘夺了老百姓的胜利，以致应分得到胜利的老百姓得不到胜利”。写作《寒夜》的巴金似乎同样将问题的所在指出了“贪官污吏与无良商人的毒瘤”，认为正是他们“损害战时的重庆社会，在战后，也正是这帮人把同样的凶疾蔓延到整个中国沿岸地区”[34]。虽然对于“他们”的具体所指是谁，历史的认知也有一个推进过程，但从叶圣陶寄望到老友五年祭时能告诉他“老百姓已经得到了胜利的消息”看，其所表达的政治理想，已然与毛泽东那更为清晰的政治表达：“建立一个新中国”——“人民中国”的理想完全形成共鸣。就此而言，巴金后来将《寒夜》的主题重新概括为对旧制度的控诉，无疑也有着充分的事实根据。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十年后老舍在《茶馆》（1957）第三幕，常四爷那句“我爱咱们的国，可是谁爱我呢”的台词的思想依据。
从战后初期到后来，一直都有哀悼文章“中国文坛的大损失”之类的表达来定位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夏丏尊病逝，郑振铎称其“今日中国文坛的一个大损失！”[35]郁达夫死讯传来，郭沫若发恨：单就“像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的被杀，“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36]。朱自清追悼闻一多，同样以《中国学术的大损失》为题。《大公报》《纪念陆蠡专号》的《预告》，虽然承认“战争带来的当然是死亡，千万壮丁已为战争的魔手抓去（这程序且在更亲切贴己的方式下继续进行着！）我们绝不承认一个文坛上知名文人之死，是比荒墟下一无名兵士更值得纪念”。因而试图将对陆蠡的纪念，“更着重在他作品的检讨”，骆宾基纪念萧红，也深致憾意于她自己临终悔恨的“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但到后来，这种憾恨更多地被引到别的方面。特别是随着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相继死去，越来越多出现了将之作为一种“道路”、一种典型的解读和判断。1946年9月《文艺生活》光复版第8期刊出的王懿的文章，即以《闻一多的道路》为题。雪峰悼念朱自清，所说的“更重要的”，也是其在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道路”上的“引路人”意义[37]。许杰说他听到闻一多、陶行知、李公朴的死，不禁“击桌捶胸”，感觉到一种“无可发泄，无处补偿的缺憾”，听到耿济之的死同样如此[38]。正是这样的怨愤，催使郑振铎感觉“如今是，那末需要由叹息、悲愤里站起来干的人”，即如夏丏尊，“他如不死，可能会站起来干的……”向达悼念乔大壮的文章结语说：“在新旧交替之际，知识分子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鲁迅、闻一多的路。”试想当连像夏丏尊这样信奉“观音与弥陀”的忠厚长者，都让人感觉“如不死，可能会站起来干……”；像向达、乔大壮这样潜心古籍的学者，都要选择“鲁迅、闻一多的路”，历史的方向将朝着哪个方面发展，不是已然很清楚了吗？
1946年12月的《新民晚报》上，出现过一篇署名莫名奇的文章，因巴金作品中的“抑郁”而称其为“罪恶”，认为“作品的抑郁是作家的抑郁”的反映，担心这样的作品可能会“陷害青年”[39]。对巴金而言，这样的评论无疑存在着令人无法忍受的曲解。但从另一面看，批评者所持的社会立场其实最终是和他一致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所表达的社会态度，反映的其实是人们情绪的两个不同阶段。要全面理解1940年代后期的历史转折，不可不注意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抑郁。郑振铎在《悼夏丏尊先生》中说到他生病的原因，除了由于战时贫困所造成的“营养不良”，也特别提到他“心境的忧郁”及“一肚皮不合时宜”。《江苏民报》1946年8月15日刊出的以《夏丏尊先生死于胜利》为题的报道，说“夏丏尊先生是很有声望的前辈，……沦陷时间……还吃过东洋官司，受过万般困厄，然而却没有把他折磨死，相反地胜利实现，河山重光的当儿，他却无声无息地死了，死得是如斯凄惨，自古文人多病贫交逼而致死者，夏先生的死却除贫病之外，还有个第三因素在！”这就是“胜利后时局的阴霾”[40]。“夏先生不死于八年苦难，而死在胜利之后……唯一的原因，就是沦陷时期环境恶劣，可以期待胜利，有了希望就有活下去的勇气，然而一旦大失所望，叫他那有再活下去的勇气。”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文中所引夏丏尊自己这段最后的文字：
我于这几年来执观音佛号，胜利到来以后，觉得世间情形，越来越糟，生活越来越困难，太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禁大失所望，觉得斯世所已不足贪恋，于是改念弥勒，愿来世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之中，不再在此世界受苦恼。[41]
在报道者看来，其中的“所有三个越来越，就是夏先生致死之由”。“胜利，胜利，期待了八年的胜利，所给予人民的是什么？‘大失所望，觉斯世已不足贪恋’的，又何止夏先生一人？”[42]虽然《寒夜》的故事结束于抗战胜利之际，作为主人公的汪文宣还来不及感受这三个“越来越”，但作者巴金无疑是正处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的。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如学者所指出，同样的愤懑，几乎遍布于这一时期的小说（如《围城》）、散文乃至“当时最为流行及影响人心的电影”里。像陈鲤庭拍摄的《遥远的爱》（1947），汤晓丹的《天堂春梦》（1947），蔡楚生、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等电影里。和《寒夜》一样，不论“故事是描述战时的绝望情绪、战后的隐忧，抑或二者的关系，都是从挣扎、失常及瓦解中的家庭单位出发。在风格而言，大部分电影都温情催泪，充满传奇剧色彩。……都出现男女性别角色的颠倒：男的软弱无能，女的坚定多谋，恰似巴金笔下的汪文宣与树生”[43]。
1948年9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刊出莫洛题为《呈献了血和生命的作家们——记十年来（1937—1947）死难的文艺家》的“文艺史料”，按姓氏笔画为序，收录了从王礼锡、王鲁彦到蔡元培、胡朴安等65位死于这一时期的作家的小传。其《后记》称，这“是一张用血和泪缮就的账单”：
今天我们把这账单，咬着唇皮，怀着切齿的仇恨，也带着不能抑止的悲痛，在我们的人民面前递出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家在这十年中，所遭受到的就是贫穷，饥饿，疾病，逼害，流亡，囚禁，枪杀与死亡……[44]
1940年代后期中国的悲悼文学，始终贯穿着一条由悲而愤的内在心理轨迹。正如毕克伟所说：“《寒夜》问世时，巴金与一众仰慕他的读者的注意力，都集中于那场蔓延全国的内战，……城市居民都厌战，尤其是那些在日治时期吃过苦头的人，他们不禁自问，八年艰苦抗战之后，为什么中国人还要自伤残杀，弄致死伤无数？”“战时摧毁汪文宣个人与家庭的颓丧，在战后席卷全中国，酿成更广泛的绝望与愤懑。”[45]
有生必有死，正常年代，一个人的死，虽也会激起亲近之人的情感波澜，但并不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影响。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某些历史转折的节点上，即便只是意外的事件，也可能出乎意料地发挥推动社会改变生活走向的作用。1940年代后期的历史，是可以以许多文人的死亡画出其发展节律的。1940年代后期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涉及的大都只是一些普通的知识分子。然而，没有其他文字，像这些悲悼诗文一样传达出这样来自心理深层的希望改变的声音。
向达的文章还提到，有一次在台北台静农家里吃饭，乔大壮“喝了一杯寡酒，很得意的说，他最近得到一个古本《李义山集》，其中隋宫一首七绝，与通行本有十二字不同”，其中“地下若逢陈后主”一句，“陈后主”作“袁世凯”。所谓“古本”显然是戏谑的说法，李商隐的《隋宫》原为讽刺隋炀帝荒淫亡国而作，诗中的“陈后主”原本是可为隋帝殷鉴之人，乔大壮在这里将之改作“袁世凯”，真正要讽刺的是什么人，不是已然很清楚了吗？而更能看出这种激愤的，还有他的一副对联：
费国民血汗已？亿，
集天下混蛋于一堂
这里的“？”号，为原文所有。就语法而言，将一个标点符号嵌在对联中间，显然不合规范，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修辞，却正突出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巨大疑问和愤懑。
无论中外，哀歌都是一种古老的存在。在20世纪中国，至少有3个时期，充满了哀歌气息。一是辛亥革命之后，二是1940年代后期，三是1970年代末。有关前后两次，人们都已有一些重要的认识[46]，中间这一次，意义同样深远。“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悲悼文学是充满泪水的，多泪常常被看作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一个人的悲愤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在特殊的年代，当众多的文人之殇所蓄积的怨愤遍及整个知识阶层，其所形成的，就可能是一种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力量。毕克伟所说“国民党的合法性动摇，巴金的影响不容忽视”[47]，可谓意味深长。1970年代末，曾有一出著名的剧作将一个时代的期待命名为《于无声处》，剧名显然来自鲁迅的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1940年代后期的中国，同样有无数的知识分子“于无声处”期盼着时代巨变的惊雷。就像九叶诗人杭约赫诗里所说：
呵，多少人把生命
换一道电，每一个黎明都是在
震撼天宇的哭啼里降生[48]
以后发生的事，是尽人皆知的了。
1945年9月，诗人冯至在《纪念死者》中说：“等到我们用大炮、用汽笛、用人们所有的声音庆祝和平到来时，我们会忽视严肃起来，追念过去，瞻望未来……在欢悦的中间会想起这八年内无数的死者……”[49]这“死者”，不光包括如“闪电一般在战场上消逝”、如“陨石一般从空中陨落”的为国捐躯的英雄；也包括或如“秋叶似地在流亡的路上凋谢”，或“被敌人虐待而死”，或“被贪官污吏所摧残，死在不应该死的地方”的牺牲者、受难者。当然也包括像汪文宣一样喑哑失声至死的普通人。如果说战时战后的无名英雄纪念为即将迎来的共和国的国魂凝铸提供了情感基础的话，这些有关普通人的纪念中所表达的一切，同样为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心理根基。◎
✦ 邵宁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古典传统重释重构及其互动关系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ZD267
【注释】
[1][43]毕克伟：《巴金的〈寒夜〉与抗战时期及战后的愤懑文化》，载周立民、李秀芳、朱银宇编《〈寒夜〉研究资料选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539、540-542页。
[2]一个例外是陈则光写于1980年的《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读巴金的中篇小说〈寒夜〉》（刊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认为《寒夜》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它“真切地反映了旧中国战争年代下层知识分子及其家庭的哀愁”。
[3]萨缪尔·诺亚·克拉莫尔：《苏美尔神话》，叶舒宪、金立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第15-16页。
[4]“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矣。”见姚鼐：《古文辞类纂》，中华书局，2022，第23页。
[5]有关古代哀祭文形成演变的源流，参见王人恩：《古代祭文精华·前言》，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第1-30页。
[6]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84页。详见刘皓明译《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述评：文本、翻译、注释、评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的正文及注。
[7]“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吴子代齐，将战，齐将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孔颖达曰：‘虞殡者，谓启殡将虞之歌也，今人谓之挽歌’）。汉高帝时，齐王田横自杀，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随柩叙哀，而后代相承以为挽歌，盖因于古也。……挚虞云：‘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辞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见郑樵：《通志略·礼略·挽歌》，载《通志二十略》上卷，中华书局，1995，第776-777页。
[8][9][10][13]周立民、李秀芳、朱银宇编《〈寒夜〉研究资料选编》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2、11-12、14、18、17页。
[11][12]巴金：《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文艺复兴》1946年1月第1卷第1期。
[14]魏于潜：《黎明小唱》，《文艺春秋丛刊·庆祝抗战胜利号》1945年9月1日。
[15]歌德、荷尔德林、海涅等：《德语七人诗选》，冯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第212-213页。原注：原诗是散文诗，参考俄文译本，用了分行的形式。
[16]有关论述参见邵宁宁：《战时生活经验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凝成——以〈四世同堂〉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7]缪崇群：《碑下随笔·短简（二）》。
[18]参详邵宁宁：《抗战生活与知识分子精神气质——论〈寒夜〉并兼及〈围城〉》，《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9]1946年初，在一封家信中，闻一多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况：“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20]《文艺春秋》1946年6月15日第2卷第6期。
[21]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载汪文顶主编《论学武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四次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第235-264页。
[22]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64页。
[23][24[29][33][36]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年9月30日第3期。
[25]《大公报》1946年11月19日。
[26]《大公报》1946年11月22日。
[27]骆宾基：《萧红小传》，建文书店，1947，第155页。
[28]巴金：《关于〈寒夜〉》，载周立民、李秀芳、朱银宇编《〈寒夜〉研究资料选编》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21页。
[29]叶圣陶：《零星的说些》，《文艺复兴》第3卷第3期，1947年5月1日。
[31]见《文艺复兴》1947年9月1日第4卷第1期《编余》。
[32]叶圣陶：《夏丏尊先生逝世》，原载1946年5月《中学生》175期，署名中学生社内人，后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34][45][47]周立民、李秀芳、朱银宇编《〈寒夜〉研究资料选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539、539、542页。
[35]见《文艺复兴》1946年5月1日第1卷第4期《编后》。
[37]《文艺生活》1946年9月光复版第8期；《中国新诗》1948年9月第4期。
[38]许杰：《你闭上你的眼睛吧！》，《文艺复兴》1947年5月1日第3卷第3期。
[39]莫名奇：《该捉来吊死的作家（外一篇）》，载许道明、陈麦青编评《箭与靶：文坛名家笔战文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630-631页。
[40][42]电英：《夏丏尊先生死于胜利》，《江苏民报》1946年8月15日。
[41]夏丏尊：《由观音到弥陀》，转引自电英：《夏丏尊先生死于胜利》，《江苏民报》1946年8月15日。据该文，这是夏氏“最后一篇稿子”，当时保存在开明书店徐调孚之手。今《夏丏尊散文选》不载。
[44]《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9月10日。
[46]有关情形，参见刘纳在《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一书中的论述。
[48]杭约赫：《复活的土地》，森林出版社，1949。
[49]原载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9月，收入《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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