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叙事｜张学昕李昕泽：我们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乡土”？

文摘 2024-10-11 10:01 广西

《南方文坛》

2024年第 5 期

我们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乡土”？

文 · 张学昕李昕泽

近几年来，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中的“地方性叙事”的研讨逐渐升温、热闹非凡。“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等“新区域书写”，包括“新乡土叙事”等提法和论述先后登场，不一而足。相关的理论、概念界说、作家和文本分类，成为研讨会、论坛和杂志版面的焦点，持续不断。我曾在《辩证看待地方性写作风潮的价值》一文中发问，“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之“新”究竟落在哪里？它们的写作及其文本形态、品质当中，有无迥异于以往的叙事理念、审美思维和叙事气象？在这里，作家作为写作主体，到底应该在其文本中生发、树立起怎样的文学精神？缘何会引发出文学评论界不大不小的阵阵“喧嚣”？抑或这里所命名的“新”，就是指的文学“新人”之新吗？究其根本所讨论和命意的范畴，主要集中在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吗？“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新乡土叙事”，会否是某种叙事的重启？它们能否成为一种对当下写作的超越性实践？在这里，一些有关“新乡土叙事”的理念倡导或“说法”，似乎有意地将其区别于前者。在界定有价值、有意义的“新”概念，进一步讨论、认识和确立新的范式的前提，一定基于对当代作家的写作现状、写作发生学、文本阐释意义，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和时代关系在内的诸多方面考量，进而从理论层面对新的叙事形态或特征进行深入梳理和界定，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这种概念的提出尚需要谨慎，而且要看它是否确有既成的、相对可观的创作实际，在审视其文本实践对过往写作的继承性的同时，尤其还要考量这些“新写作”的创新性。

韩少功：《爸爸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在我看来，“新乡土叙事”与“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新北京写作”的区别，在于“新乡土叙事”的“乡土”相比较“东北”“南方”“浙江”“北京”等“区位”而言，具有溢出“地方知识”、区域归属的意味。“乡土”本身蕴藉着更为丰饶的内涵。“乡土”具有无与伦比的阔大的叙事空间，蕴蓄其间的人文性力量不可估量，也不可复制。正如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这无疑是要凸显地方性、地域性环境、语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烙印，它对于作家的个性形成和塑造至关重要。对于每一位写作者而言，地域性经验可能会构成叙事的源头般的力量。任何一个人从他出生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结，无不带有其出生地和成长地的印记，作家的人生“出发地”，往往就是他写作的“回返地”。对作家而言，地域性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独特的地理风貌、世情习俗、历史、现实和文化积淀，都已经成为他的写作资源。无论是直观的、隐蔽的，还是缄默的、细微的经历，尤其那些“旧”经验，充分地显现出作家叙事的身份自觉，并且随时都会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虚构冲动的产生。特有的、有记忆的空间感，或者说，那种对曾经拥有的空间的唤醒、顿悟，就是对世界、存在的再度确证、体认，这些无不具有富于个性化的、深层的温度和气息。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叙事的“自传性”品质不可或缺。所有的叙事框架或结构，都不可避免地镶嵌着作家精神原乡的灵魂、情感的丝带。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地域性、地方性也可能会给文学叙事带来某种“类型”和局部的“经验泛化”。因为空间作为地域性的显现方式，在宿命般地馈赠给作家写作资源的同时，也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作家的个性优势和审美独特性。因为地域的内容，还有更多是社会性的，而且，它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且具有某种普遍特质。

“地域性”或“地方性”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予作家自信，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叙事的自由，这也确是一个两难的悖论性问题。在我看来，“诗人是地域的孩子，也是地域的作品”这种说法，其实也是给作家的某种警示。那么，无论“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还是“新东北文学”，这些“地方”既可能是属于“这一个”作家的叙事起点，也可能成为惯性叙述的瓶颈，会使作家沉溺于曾经的、身体的、记忆的或精神的“乡土”，也可能会让作家难以进入想象的“自由王国”。越过浮游的高度地方化的藩篱，生成“看不见”具体地方的乡土长焦远景，才可能避免成为叙事的“类标本”。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对不同作家的具体创作和文本阐释中获得文学价值的确认。也就是说，贾平凹有贾平凹的乡土，莫言有莫言的乡土，迟子建有迟子建的乡土。甚至，我们还可以追溯到鲁迅、叶圣陶、沈从文和萧红，他们的写作，无不是始终缠绕、盘踞在属于他们自己的乡土之上。20世纪初迄今，几代中国作家念兹在兹、萦绕于怀的“乡土”情结、乡土情感和情怀，就是这样，繁衍不止，生生不息，呈现出不同时代个性化的、别样的乡土。

我们在阅读沈从文的《边城》、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时的感受是深刻的，对里面的人物也记忆犹新，它们都是现代文学乡土叙事的经典之作。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乡土、乡村、乡愁，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一种情感、情怀、情境，也是一个生态化的精神空间，文化、心理空间。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身处的时代，作家面对我们所处的生活，面对这个时代的各种变局，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在一个什么空间位置上进行思考和叙事，依据什么样的叙事视角、叙事伦理来书写今天的乡土。所以，就像“新东北文学”概念的提出一样，今天的“新乡土叙事”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叙事诉求？它的“新”在哪里？是“新时期”之新，还是较之萧红乡土叙事的时代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它这里面有个逻辑关系，也有一个概念定位的问题。因而，我们现在要探讨“新乡土叙事”，还必须清楚它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叙事里营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语境。

从新文学史的层面看，“乡土叙事”的内涵始终在不断地拓展，赋能作家的创作实践。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形成了以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为代表的乡土叙事。我们还可以回顾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韩少功的《爸爸爸》等文本，我觉得它们曾经也是乡土叙事的一个独特的叙事面向。“文化寻根小说”最初动机是让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做出一个反驳，这时的乡土叙事也被认为是文学叙事的根本选择之一。所以，当时韩少功、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他们都是能把叙述需要和愿望指向乡村、指向乡土的作家。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突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倡导作家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书写新时代的乡土故事、乡村经验。吴义勤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上，特别强调“不要机械、狭隘地理解‘山乡巨变’。不要仅从字面意义理解‘山乡’，要从象征层面、寓言层面、哲学层面去认识‘山乡巨变’。某种意义上，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的史诗性实践都有着‘山乡巨变’的意义和内涵”，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视野和新时代伟大变革的大视角，深刻认识‘山乡’，深刻感悟‘巨变’”^①。纵观乡土叙事的历史源流，我们现在提出“新乡土叙事”，既是对既有创作的一次梳理总结，又是对未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期待。这是一条视野开阔的阐释路径，“新乡土叙事”提出的初衷不仅是对以往乡土叙事的梳理，也是一种开放的期待和“乡土叙事”的重新出发。生活和时代之变，必然敦促乡土叙事之变。什么是新？什么又是旧？我们现在的“新乡土叙事”，究竟是否或有何新的元素？我们正在写作的乡土书写范式，是否延展了自“现代文学”以来近百年的乡土中国语境和情境？说到底，我们现在的写作，是否提供了时代生活的新内涵？现在所谓的新，是否比肩原来的“旧”？这也是对乡土叙事伦理的一种读解。

这里面或许还包括了人物塑造的问题，即“新乡土叙事”是否给这个时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新的形象。在此，我们不妨以贾平凹的乡土叙事作为探讨的视点，谈论贾平凹《带灯》的时候，有人曾提出带灯这个人物是否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她对于“新时代”文学乡土叙事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的确认识到贾平凹着力塑造这个人物的价值所在。那么现在，我们的新乡土叙事里面找到或者塑造出新人物了吗？我们都期盼乡土叙事里面有新的人物出现，这样的人物应该是我们前所未见的，或者说，他能体现出乡土叙事新的元素，将其聚焦在以人为核心的人的命运之中。贾平凹的书写从《浮躁》开始一直到《秦腔》《古炉》《极花》《山本》，都极写乡土世界的精神裂变。《极花》，其实就是将中国乡村作为窗口或视角，完成了百年中国乡土叙事的这样一个漫长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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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写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乡土叙事的“本色”“底色”或乡土叙事的话语自觉。其文本的叙事语言形态和美学风貌，素朴、淳厚且有斑驳的杂色。贾平凹最擅长白描、写实的手法，令叙事精微、文字绵密，尤其是氛围和情境的营构独具意蕴。那时的贾平凹就已然清晰地意识到“乡土文学”的理念和精神，应该如何在叙事中内在地体现。沈从文文体风格和精神气质的潜在影响，也在贾平凹文本的字里行间被悄然激活。他早期的小说《满月儿》《好了歌》《晚唱》《商州》《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都是其自觉地触及古老乡村现实的兴衰和矛盾，切身地体验并发现乡村的心理、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律动的范本，应该说，他就是深切地“怀着真挚的、热烈的情感”来书写出乡村社会的本色“生态”^②。贾平凹此后数年内写作的《秦腔》《古炉》《带灯》《极花》和《山本》更加凸显出其对乡土世界的深深眷恋。特别是长篇小说《带灯》，他在其间注入了乡土书写的诸多新元素，对我们今天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启发。在讨论这部小说时，我曾强调，“贾平凹喜欢将小说的结构，深深地植入当代中国的乡村结构之中，在艺术地呈现当代乡村生活中的伦理和文化的基础上，审视人的自然天性和存在形态，进而写出现实或历史的沉重，文化的复杂性和迷惘状态”。“对于自己太熟悉又写了这么多年的乡村，他这一次选择了最贴近现实的追踪。我们看到，在芜杂的现实生活中，贾平凹打捞起无数琐碎的遗落在乡土中能发声的和缄默的人与事，面对有血色、有震荡、有焦灼的燃烧着的当下现实，贾平凹的目光和笔触，几乎完全卸掉了以往士大夫沉重的包袱，不再沉醉、悠然于遥远的古风气象，发掘民间固有的、隐藏的原始欲望，而是以现代的精神和理念凝视和描摹世相。”^③在这里，贾平凹已将地球视为一个村落，将“樱镇”这个“地方”视为当代中国乡村生活、乡村社会的缩影，并且，将村镇聚焦为苍穹下的乡村、乡土影像。在其巨大的体内，既有世俗文化的怪影，也有现实中纠结的人性之间的相互冲撞，还有人们的焦虑不安的存在的暗影。直面原生态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有担当的作家的叙事伦理和叙事选择。它们体现出贾平凹在书写当代乡村现实时，竭力发现、发掘这一题材“新视角”的自信。

我们不妨再来看王跃文的《家山》，我认为这是他个人写作史上迄今最好的作品。十余年来，王跃文悄然地探索乡村世界中人与社会、人的生态的暧昧而浑然的处境，他对家乡文化、礼俗的深切关怀，以想象和唤醒的姿态，让乡土的过往重新回到个人记忆的母体，叙事沉郁而凝重，通过对故乡历史的描摹，再次昭示那些远逝的时间之流中人性的真实状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座矗立的生命、宿命的“家山”，极其沉重的“家山”，也看到了一个有传统、有秩序、有撞击力并且在沉默和压抑中抗拒衰朽的苏醒的“家山”。《家山》这部长篇小说，并没有像有些“乡土叙事”那样，执意地要为历史和往事作证，而是为大历史记忆中“旷野的微光”作出遥远的缅想和述怀。《家山》的叙事语境和情境，不仅气势沉稳，重构乡土世界的格局也极其阔大。作家在涓涓流淌的生活细流中竭力去理解生命、命运及其存在价值，重现历史、时代的沧桑。可见，王跃文将我们带入貌似绵长、略显荒寒的时间向度，也让我们细腻地咀嚼乡村、乡土、乡情里的生命况味。这些，都深入地体现着王跃文的文学叙事伦理。“无论是大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微澜，还是乡土世界的奇诡或人性盲点，都嵌入到《家山》细腻的文字里，同时，让我们感悟到这个村镇，以及一个个家族的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一种‘再生性’的记忆与书写，让‘家事’重新回到历史的纵深。”^④

王跃文：《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艾青的那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这同样是指向乡土、乡愁的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之殇。但是，在“新时代”我们如何再来书写乡土，能有什么样新的视角，能写出怎样的新人物，这些都确是令我们非常期待的愿景。当代作家如何才能摆脱焦虑，重述乡土世界的新状态，也成为当下“新乡土叙事”的重要方面。他们在书写乡土的时候，其实有一种伦理在里面，说它是一种理念也好，信仰也好，文学观念也好，它决定着作家的叙事方式、叙事选择。所以，叙事伦理是一个决定作家及其作品价值、作品成败的关键因素。进一步说，乡土叙事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安放灵魂的问题。

一个作家命定的乡土可能只有一小块，但深耕好它，你会获得文学的广阔天地。无论你走到哪儿，这一小块乡土，就像你名字的徽章，不会被岁月抹去印痕。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熟悉的乡土，在新世纪像面积逐年缩减的北极冰盖一样，悄然发生着改变。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农民工大军，一批又一批的人离开故土，到城市谋生，他们摆脱了泥土的泥泞，却也陷入另一种泥泞。乡土社会的人口结构和感情结构的经纬，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认知。农具渐次退场，茂盛的庄稼地里找不到劳作的人，小城镇建设让炊烟成了凋零的花朵，与人和谐劳作的牛马也逐次退场了。供销社不复存在，电商让商品插上了翅膀，直抵家门。这一切的进步，让旧式田园牧歌的生活成为昨日长风。^⑤

如何才能真切地表达当代的乡土、乡情、乡愁形态，给当代作家提出了更高的审美、叙事要求。我们看到，数十年来，迟子建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于自己的“故乡”“乡土”的回眸与深情呈现，虽然她的书写不时地会有关于世界冰冷的悲诉和人性、俗世的喟叹，但总有无尽的温暖情丝，埋藏于字里行间，款款流溢而出，播散出希望的种子和无限的温情。尽管用来描述“北中国”的词语大多是“冷硬”“荒寒”“苍茫”“萧瑟”等，但是，在迟子建的叙述里面，我们总能够体悟到具有充沛人性美的“骨力”“骨气”“底蕴”的智慧与力量。亦可谓“洞烛世情之幽微”且诗化地再现仁爱、宽厚、温暖的情感和玄思。迟子建的叙事，直面人生，直面自己坚守的那片“乡土”，她在解析人性，展现人物性格，探求命运的机变时，令其叙事的“乡愁”从沉重的乡土里获得另一种审美存在的形式。迟子建的乡土小说叙事中，大量文本的叙事背景、审美观照视野或视角，往往都不乏大历史的宏阔和开放性。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迟子建都无法摆脱向大历史深度开掘的叙事冲动。长篇《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中短篇《候鸟的勇敢》《炖马靴》《喝汤的声音》等，一方面体现出关切大历史的襟怀，其主题框架潜在地发散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在看似不经意间将叙事含蓄地拉升至大历史的维度；另一方面，这些小说又包含对遥远的历史或当代现实和生活中小人物的日常书写。迟子建对大历史的包容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其小说对各种人物日常生活及其情感最个性化、私人化的呈现。因此，我们不妨说迟子建的叙事，大都是以情感为“轴心”或坐标的。对于迟子建小说的精神结构、叙事形态、美学气质，我更愿意将其文本视为“乡土”叙事对历史、当代中国现实和情感的描摹和超越，竭力表达超越时代性经验的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迟子建并不会赋予生活、现实更沉郁的理想化、浪漫化的诗意想象，她只是为乡土、乡情、乡愁这些最神圣的叙事激情和动力驱使，去呈现自己心中的“神圣空间”原貌。从迟子建的小说文本，我们也能感受到她与乡土、乡情、乡愁之间存有丝丝缕缕的“乡愿”和“乡怨”，后者或许就是所谓的“震颤中的裂缝”。但是，无论怎样直面“北中国”大地上精神、情感的“裂缝”，迟子建的文字从未流露出焦虑，也不曾陷入无奈和惘然，她更愿意不断重返历史，重回故乡，在乡土、乡情、乡愁中咀嚼那刚毅而悲凉的骨气。我感到，这些，才是迟子建最大的乡土、乡情和乡愁。

痖弦：《痖弦诗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我们的时代究竟需要书写怎样的乡土？我们在为其赋名、命名的同时，也应当适度重温并回到“旧时”“旧作”，重返至曾构建起中国乡土书写坚实骨骼的经典之作当中，汲取养分，打开个人与世界的视野，打开我们的想象，进一步提升说故事的能力，为那些“准备经典”之作采撷英华。即从乡土叙事的“新”元素中，探寻、呈现个人与时代、现实与历史的真实联系，将写作主体的个人情感植入社会、时代的脉络中咏叹，铭记社会生命的涌动和变化。因此，那经由生命体悟点染过的地方知识方有温度，一如诗句中有言：“你们永不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凡尔哈仑也不懂得。”^⑥然而，我们应当懂得，乡土叙事中潜藏着民族史诗，也怀抱着时代之新中人们情感史的絮语，让我们的叙事，涵摄抒情、史诗的双重特征，让历史和现实的叙事、书写成为纯然的当代中国的乡土写真。◎

✦ 张学昕、李昕泽，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ZD273

【注释】

①黄尚恩：《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向纵深发展——“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综述》，《文艺报》2023年7月19日。

②张学昕：《贾平凹论》，《钟山》2020年第4期。

③张学昕：《带灯的光芒》，《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④张学昕：《家山之重，或重于泰山——王跃文长篇小说〈家山〉读札》，《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⑤迟子建：《是谁在遥望乡土时还会满含热泪》，《小说评论》2023年第2期。

⑥痖弦：《红玉米》，载《痖弦诗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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