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
2024年第 5 期
重读文学经典 写好乡村人物
——当下主题创作的人物问题
文 · 孟繁华
“新山乡巨变”写作计划，是中国作协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写作计划，它是脱贫攻坚写作潮流的延续和提升。客观地说，在这个写作计划指导下，确实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受到读者欢迎甚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新山乡巨变”主题写作的总体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还有很多需要提高和总结的方面。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当下主题创作的人物问题。
“人物”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认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这里，恩格斯是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来表述的，并形成了他对现实主义理解的核心内容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创造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些来自革命导师关于人物的论述，至今仍然具有真理性。在这方面，最早受到肯定的是赵树理。1947年夏天，专门召开了赵树理创作座谈会，陈荒煤做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讲话，盛赞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由此正式确立了“赵树理方向”。周扬后来也评价说：“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对赵树理的评价，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再次被提出来。这次批评的缘起主要是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发表。对赵树理评价的变化和反复，事实上是文学观念的改变。这个观念主要是塑造什么样“人物”的问题。
赵树理：《“锻炼锻炼”》，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
1956—1959年，周立波先后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编。《山乡巨变》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鲜活的农民形象，同时对山乡风俗风情淡远、清幽的描绘，也显示了周立波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审美趣味和属于个人的独特的文学修养。小说中的人物最见光彩的是盛佑亭，这个被称为“亭面糊”的出身贫苦的农民，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小生产者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中国农村最普遍、最具典型意义的形象。当时的评论说：作者用在“亭面糊”身上的笔墨，几乎处处都是“传神”之笔，把这个人物化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声态并作，跃然纸上，真显出艺术上锤炼刻画的工夫。“亭面糊”的性格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缺点，这正是这一类带点老油条的味儿而又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老农民的特征。作者对他的缺点是有所批判的，可是在批判中又不无爱抚之情，满腔热情地来鼓励他每一点微小的进步，保护他每一点微小的积极性。只有对农民充满着真挚和亲切的感情的作者，才能这样着笔。
这样的人物后来被概括为“中间人物”。其核心内容是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提出的，他认为创作要题材多样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也应该多样化，即在描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应重视对中间人物的描写：“强调描写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但两头小，中间大；中间人物是大多数，而反映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品比较少。”这个看法得到了茅盾、周扬等人的支持。根据邵荃麟对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作家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是指人群中处于“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大多数“中间状态”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普通民众，这是生活中的常态。因此，这个文学概念是从生活和文学作品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它和政治不能说没有关系，但肯定不是一个政治概念。
“中间人物”是中国当代文学提出的极其有限的带有原创性，有中国特色、中国经验的文学概念。对这个概念虽然经过了大规模的批判和后来大规模的正名，但是，对这个概念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后来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价值的研究，仍然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发现，无论当年的批判还是后来的平反正名，都没有超出政治的范畴。一方面，这说明“中间人物”确实是有其政治性，这是那个时期的历史语境决定的，离开了政治我们几乎就无以言说；另一方面，无论批判者还是平反者，都没有超出当年的思路和理论视野。时至今日，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我们可能会看出一些当年没有看到的问题。
最典型的“中间人物”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和《艳阳天》中的“弯弯绕”以及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作家笔下的“吃不饱”、“小腿疼”、赖大嫂等。“亭面糊”和“弯弯绕”具有喜剧色彩，但他们表面幽默，本质上是悲剧性的。他们天然地喜欢热闹，先天地具有滑稽的一面。但是如果将他们纳入时代的场域，他们是争取的对象，是不被信任的阶层。这一身份决定了他们夹缝中的生存状态。而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是一个地道的庄稼人，他对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犹豫不决，是人物性格或者说是农民性决定的。他和其他的“中间人物”并不在一个范畴和类型里。这说明“中间人物”是一个混杂的概念，它准确的内涵并不确定。
毫不夸张地说，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是当代中国书写农村题材的顶流，在农村题材的范畴内，至今仍然没有超越他们的作品出现。不然，就不能理解中国作协组织的重大活动称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可以说，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创造的人物的生动性、生活化等，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村题材中最优秀的。究其原因，他们除创造了王金生、邓秀梅、梁生宝等表达社会主义道路和价值观的人物之外，更在于他们塑造了诸如马多寿、“吃不饱”、“小腿疼”、“亭面糊”、梁三老汉等具有鲜明中国乡土性的文学人物。这些人物使小说内容变得丰富、复杂，人物更加多样，气氛更加活跃，更有生活气息和氛围。这样的文学人物在当下的乡土文学中已不多见。我可能只在关仁山的《白洋淀上》的“腰里硬”、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的麻青蒿身上看到了“中间人物”的传人。更生动的可能是乡村喜剧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中的人物。《乡村爱情》中，最主要的戏份都来自年轻人，包括谢永强、王小蒙还有香秀和刘英等，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刘能、谢广坤、赵四这样的“配角”。这样的人物是典型的“中间人物”谱系中的人物。这个现象告知我们，这种类型的人物在今天不是销声匿迹而是仍然存在，他们存在于熟悉当下乡村生活作家的笔下。小说中没有再出现这类人物，恰恰说明我们的作家对当下乡村生活的生疏和隔膜。
∆ 关仁山：《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2022
∇ 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2023
任何面对历史问题的检讨，除重新省察历史纠正通说之外，现实的考虑是这一行为的最紧要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被关注的历史都与现实有关。我之所以重新思考“中间人物”的问题，更着眼的是当下“新山乡巨变”的主题创作，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创作的延续和发展。透过历史的余光我们发现，这个领域开始变得更加纯粹，更加“主题化”。作家更加自觉地追随了王金生、邓秀梅、梁生宝、萧长春等人的步履，多年来络绎不绝。这一方面表达了过去创作的这些文学典型仍然有巨大的魅力；另一方面“政治正确”的考量是这一选择的重要原因。作家们不仅纷纷站在了梁生宝一边，争先恐后地塑造梁生宝式的人物（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像梁生宝那样有影响的文学人物），不仅不再对梁三老汉、“亭面糊”、“弯弯绕”这样的人物有兴趣，而是彻底放弃了他们。这是我们的乡土文学文学性不断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主题写作人物越来越单一的重要原因。
当下的“主题创作”是时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们紧跟时代步伐，书写一个时代的伟大变化，其精神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不能不说，由于这些小说将笔墨过于集中在这些“新时代的梁生宝”身上，而没有顾及更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文学性上终究还是“势单力薄”而缺少文学的丰富性。只有“主题”而缺少创造，从而流于仅仅是配合了时代对文学的呼唤。我们应该从这种创作倾向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应该从我们的“文学遗产”中汲取营养和精华，从而提升我们时代文学的质量，创作出超越社会主义初期同类题材的作品。◎
✦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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