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利｜“中外”名目下的传统文化观之争——再谈鲁迅与“青年必读书”事件

《南方文坛》

2024年第 5 期

“中外”名目下的传统文化观之争

——再谈鲁迅与“青年必读书”事件

文 · 沈庆利

1925年春围绕《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引发的讨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持续发酵，已演化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件著名公案。正如杨义先生所说，鲁迅先生当年提出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张^[1]，宛如在中国思想界扔出一块“坚硬而尖锐的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当你只看到石头时，你会觉得鲁迅过分偏激；当你理解了内蕴其中的思想时，你会惊异于鲁迅的深刻”^[2]。历经百年时光的冲刷，这块“会思想的石头”仍散发着令人难以“直视”的犀利光芒。如何破解这块“会思想的石头”，也成为一代代研究者深感兴趣又颇具挑战性的论题之一。

杨义：《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事件的起因可追溯至鲁迅的好友孙伏园接手《京报副刊》后，为了让报刊办得煞有起色，在1925年1月4日向知识界发起“爱读书”“必读书”两个系列的征求意见（征文）活动，分别征求青年学生和著名学者发表意见。活动很快得到知识界的反响，作为“社会名流”的胡适率先开出了一份长长的“青年必读书单”，充分彰显其“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自我优越意识和以“青年导师”自居的精英知识分子心态。不过胡适此举也招致不少人的批评，甚至连“老前辈”梁启超都发表了不同意见。当然，梁启超和胡适尽管对何种著作列入“青年必读书单”的意见产生分歧，但对征求活动本身却抱持颇为一致的正面态度。相反鲁迅在那篇区区200字的《青年必读书》中，却拒绝按要求开列书单，而是发出上述类似“砸场子”式的惊人言论。尽管鲁迅的观点并非孤例，此前吴稚晖的“不读中国书主义”已引起不少争议，俞平伯同样对“青年必读书”说法提出质疑，在他们之后“出场”的鲁迅先生的主张，堪称是吴、俞两人观点的综合与升华。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些批驳鲁迅甚至对鲁迅采取谩骂态度的人大都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即鲁迅说出的只是他个人的阅读经验和主张。对此王富仁先生说得再明确不过：一个人（包括鲁迅在内）的个人经验即使不完全符合“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是否有公开表达的权利？在王先生看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的中国知识界，“绝对否定一个作者有权发表‘个人的意见’，陈述‘自己的经验’的人已经很少了”，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自己有权用一种代表当时多数人意见的更大、更抽象的标准”，对别人发表的“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并且以此“断定别人的是非曲直乃至善恶美丑”^[3]，那些认定鲁迅因为说出自己的个人读书经验就犯下了“大罪”，甚至叫嚷鲁迅应该“搬出中国去”的人们，就是太习惯于从“代表多数人意见的更大、更抽象的标准”出发，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简单化的“是非善恶”判断。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鲁迅抛下的这块“会思想的石头”，兴趣可谓有增无减，不仅先后有王富仁、杨义、王世家等老一辈学者从“还原历史现场”的视角重新检讨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有李怡、邱焕星、张弛等中青年学者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的理性观照。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义先生将“青年必读书”事件的历史现场追溯至1923年春，胡适应清华学生之邀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这一“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胡适洋洋洒洒一口气列出长达187种图书名录，有意思的是他还特意说明这个书目“并不为国学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年轻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4]，难怪杨义先生尖锐讽刺道：“书单固然显示了胡适丰富的书目学问，突破了传统的‘四库全书’知识系统”，然而，若要通读完书单中的全部著作，不仅是那些“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和“很想在短时期内得着国故学的常识”的人无法做到，“就是专门研究国学的人，也需花半生的时间，才能比较认真地读完；即便胡适先生，若能深入地读完这些书，恐怕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不至于只写了半部”^[5]。如今来看，这份“最低限度的书目”的确暴露出胡适等精英知识分子的夸大虚浮。鲁迅提出“少看或不看中国书”，极有可能是对胡适这类“青年导师”的反向回应。

胡适：《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那么鲁迅是否真的一概主张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呢？杨义等学者提出的“反例”，就是“青年必读书”事件过去五年之后的1930年，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约为其刚进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儿子许世瑛开列的推荐阅读书单。鲁迅在这份书单中一共列举了包括《世说新语》在内的12种书目，在杨义看来，只要读了这份鲁迅开列的书单材料，“人们当会佩服鲁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眼光独到”，这份书单和鲁迅点到为止的“开列理由”，充分显示出鲁迅独特的治学方法和对文学研究“入手窍门”的把握^[6]。值得注意的是从王富仁到杨义等鲁迅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站到了为鲁迅设身处地考量，为鲁迅辩护、辩诬乃至“并肩战斗”的立场。

相对而言，李怡教授更愿意将“青年必读书”事件视为孙伏园等传媒人士蓄意设计的“炒作事件”，鲁迅对此类媒体炒作行为保持一种警惕和批判的理性态度，才“反其道而行之”地提出了“少看或不看中国书”的观点。李怡认为“青年必读书”事件堪称现代文坛上“传媒与文学联姻”的典型案例，鲁迅超前的媒介批判意识使他对好友孙伏园策划的这一“舆论炒作”事件“既支持又警惕”^[7]。这一观点为我们全面透视“青年必读书”事件打开了一扇不应忽略的“现代传媒”之窗。然而需进一步思考：鲁迅貌似“不配合”的回答却成功激起更多人对此事乃至《京报副刊》的关注，那么鲁迅究竟是因其“媒介批判”不够彻底，才使得他对孙伏园的媒体炒作保持警惕的同时又“身不由己”地加入支持行列，还是与孙伏园等早就达成某种默契或“共谋”？个中衷曲值得细细思索品味。

倘要“还原历史现场”，需要澄清一个前提性问题：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表达的观点，是出于对好友孙伏园的“搪塞”而采取的“正话反说”之话术，还是发自内心直言不讳的诚挚告诫？是一时心血来潮脱口而出的即兴之语，还是长期深思熟虑的经验之谈？鲁迅的确是一位反讽艺术的大师，但这篇类似“启事”的短文并没有使用反语或反讽之类的修辞策略。对于孙伏园提出的“青年必读书”问题，他只是老老实实地申明自己“从来没有留心过”，因而完全情有可原地“现在说不出”。由此牵扯出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鲁迅曾不遗余力提携过众多青年作家，但为何对攸关年轻人成长的“青年必读书”问题却“从未留心过”呢？莫非他认为这一问题本就不该提出？联想到鲁迅对孙伏园征询意见的一再“拖延”，应该说这恰恰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实际上，“规定了人们的读书，也规定了人们的思想，起到的是束缚和禁锢人们的思想的作用”^[8]，鲁迅对任何以“必读书”之名行思想专制和行为禁锢的做法，均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特有的敏感。在他看来，现代教育的实施者们应最大限度尊重年轻一代阅读和学习的自主权、选择权。鲁迅始终秉持一种以学习者为主体的现代教育观，并以此否定和批判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教育观。不应存在一个适合于所有年轻人的所谓“必读书目”，正代表了鲁迅等五四文化先驱的一种共识。

中国古代教育家虽很早就认识到“因材施教”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实践和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在“师道尊严”观念下把学习者视为完全被动的“受教对象”，学习者除接受“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外常常别无选择。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教育就是在此种“本末倒置”的“教”“学”之中，充斥了强势者（教师爷）对弱小者（小学童）、位尊者对“位卑者”不无霸道的专横控制。青少年时期的鲁迅深受此种被“强迫读书”的摧残，成年之后的他痛定思痛，借文学创作表达了对此种专横教育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鲁迅：《朝花夕拾》，北新书局，1932‍‍‍‍

稍稍翻阅《朝花夕拾》里的那些回忆性文章，不难发现童年时期的鲁迅曾受过何等“被迫读书”的悲哀，有的甚至已沉淀为他终生难忘的心灵创伤。在那篇广为传颂的经典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对年少时被动诵读艰涩难懂之古文的情景进行了戏谑式的回忆，行文间充满辛辣的嘲讽。虽然当年周家为少年鲁迅等聘请的私塾先生被认为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宿儒，但这位“方正”之人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局限，而不依照传统方式对学童们进行强迫教学。鲁迅描写道，随着先生的一声令下，年幼的弟子们遂放开喉咙装模作样大声朗读，但他们根本无法理解那些生僻古文的含义。鲁迅对“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之类文字的戏仿，透露出对此种教育方式的深不以为然。而教书先生读书时的入神姿态恰与孩子们的趁机游戏，构成强烈反差。少年鲁迅趁机做的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是画画和描绣像，结果便是“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而“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分别积累成一大本^[9]。如今来看，应当感谢那位寿镜吾先生貌似严厉、实则宽容的襟抱与风度，正是他对孩子们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呵护了少年鲁迅的自由天性，从而未让这位伟大作家的艺术天赋夭折于幼年时代。

在《五猖会》一文中，鲁迅几乎饱含泪水地“控诉”了父亲趁着自己正满怀期待、兴高采烈去看社戏的激动时刻，却强迫自己背诵《鉴略》古书的粗暴教育方式。当年的“迎神赛会”对于儿时的鲁迅算得上难得一遇的玩乐“盛事”。然而正当他与小伙伴们即将出发，乘船赶往“六十多里水路”以外的东关去看迎神赛会的时候，父亲却突然出现在他背后，喝令其背诵所谓《鉴略》。正欲“玩性大发”的鲁迅被这一当头棒喝，如同被人“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似的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尽管“我”顺利通过考验并被父亲放行，但经此“变故”后的“我”却再也提不起放飞自我的兴致。时隔多年以后，鲁迅依然记忆犹新：“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对于当时父亲要他强读强记的文字以及当晚所看社戏的情景，鲁迅自称均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10]。尽管父亲的这一做法具有向儿子宣示“切勿太过贪玩”“时刻不忘学习”之类教诲的良苦用心，然而恐怕令老父亲始料不及的是，自己强横专制的做法却给少年鲁迅那颗敏感的心灵造成了刻骨铭心的伤害，以至人过中年依然不能释怀。

只有充分感知鲁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遭受的痛苦体验，才能理解鲁迅何以对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地以“青年导师”自居的精英文人们如此反感。他对任何以“青年必读书”名义兜售自己“私货”的言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鲁迅反复告诫年轻人不要对那些“青年导师”太过迷信。相对于年轻人应该去读何种“必读书”，鲁迅更关切他们不必、不应去读哪些书。鲁迅的观点相当前卫且睿智：不是所有的名家经典都适合于年轻人一一细读，不是所有的“开卷”都能带来益处，更何况“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和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由此也可理解在“必读书事件”不久后写成的《导师》一文中，鲁迅忍不住大声疾呼：“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11]在鲁迅看来，寻找志同道合、一路同行的朋友，远比接受所谓“青年导师”冠冕堂皇的教诲更为必要。鲁迅对“中国书”与社会人生脱节的判断，与他对国人“僵尸的乐观”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一致的。如果考虑到鲁迅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僵化、故步自封有着何等痛切的体验和认知，我们或许能理解他对“僵尸的乐观”之类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何以能如此一针见血、刀刀见骨了。那些陷入“舍我其谁”心态难以自拔的“青年导师”们，其言行不正是“僵尸的乐观”的具体表现？

有学者注意到，鲁迅的观点之所以在当时招致批评，与其说缘于他的“不看中国书”主张，不如说因他强调“多看外国书”所致。当年对鲁迅的批评声音中有一个频频出现的“核心意思”，那就是“卖国”^[12]。这一发现极具启发性，死后被盖棺论定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生前竟多次被谩骂为“卖国贼”和“洋奴”，其中隐含的悖反意蕴实在值得深思。在笔者看来，那些谩骂和指责鲁迅的人，并没有准确理解鲁迅所谓“中国书”“外国书”究竟指什么。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使用的“中国书”概念，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古书”。通俗一点说，是指诞生于古代中国社会，以古文字写就的那些古代文化典籍。他趁机分享给年轻人的阅读经验：“读中国书时”很容易让人“沉静”下去，从而与现实人生脱节；读“外国书”则“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13]。从字面意思看意图很明显：读书求知是为了更好地“做事”，“做事”比读书更重要，也比“作文”更重要。后来的学者也大多借此发挥鲁迅的观点，强调青年人应该“多与人生接触”，抓紧时间多多“做事”^[14]。再联想到当今一些青年人行动力的匮乏，有的甚至以“躺平”方式消极反抗社会，不能不惊叹于鲁迅当年看似偏激犀利的观点，实则包含某种历史先见和普遍性的跨时代意义。但鲁迅在此表达的深层意蕴，是反对不以现代眼光，不采取批判性、反思性视角阅读古代典籍，而只是囫囵吞枣、生搬硬套死记硬背的读书方式。毋庸讳言，即使《红楼梦》那样的古典名著也夹杂一些“诲淫诲盗”的文字，古人尚且明白“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何况今天的教育者和广大青年？对此杨义先生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鲁迅的真正用意：要“以思想激活老书，不让老书窒息思想”^[15]。早在1919年初，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函中就曾坦言“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因为是私人信件，鲁迅的表述更为激烈：“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16]可见鲁迅对古书窒息青少年自由奔放思想的认知，是一以贯之的；他口中的“外国书”则主要指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西方经典书籍。两者比较而言，鲁迅更倾向于当时的中国青年要多放眼世界，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和观念体系，这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鲁迅对于“中国书”“外国书”之类概念的使用存在明显的模糊和不准确处，因而听起来颇为极端偏执，当时遭受争议在所难免。

鲁迅：《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笔者认为所谓“中国书”与“外国书”的硬性区分，在“青年必读书”论争中原本就是个伪命题。那些从西方输入的现代科学知识和被翻译成汉文的外国文化、文学典籍连同背后的现代理念，经过近现代文化启蒙已然深入国人的内心深处，化为现代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血肉组成部分，又如何将它们完全排斥于“中国书”之外呢？事实上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从文化到经济现象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若硬要一清二楚、干净彻底地区分出完全属于“本国”还是“外国”，正如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切实际。有学者指“青年必读书”论争因为延续了晚清以来“国”与“学”的敏感话题，“正由于这个涉及中西文化以及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方向，所以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影响”^[17]，此说甚有道理，但将鲁迅的文化立场界定为“世界主义”却失之偏颇。众所周知鲁迅自青少年时便是深沉热烈的中华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的《自题小像》等剖露心志的诗作便是最好的注脚。鲁迅的确具有放眼世界的宏阔视野，但所作所为不过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而已。

关于“青年必读书”论争所涉及的“国”与“学”之间的问题纠葛，若借用王富仁先生在21世纪初提出的“新国学”理念，几乎可以迎刃而解。在王先生看来，“国学”这一名词顾名思义就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同时还具有一种潜在的情感色彩和价值评价，具有“它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学术”“是与我们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等微妙含义。从这一概念界定出发，现当代社会中那些与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学术”，除流传下来的古代文化典籍之外，至少还应包括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和具有现代逻辑系统的哲学、美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以及中国现当代历史等“中国现当代诸学科”，其中包含了大量从西方传入中国并被译为汉文的西方知识体系，例如已成为当今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它们对形塑现代中国的影响绝不可低估。而所有这些思想文化理论体系都应统统纳入“新国学”框架之内^[18]。显而易见，这一“新国学”理念与鲁迅的心意深刻贯通。

鲁迅“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主张所关涉的，与其说是表面意义的“中外之别”，不如说是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重大命题。对国民劣根性有着深切洞察的鲁迅等五四文化先驱，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压力下一度认为愈是与旧中国社会、旧有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便愈能“轻装上阵”、轻松快捷地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裂变。这一观念与郭沫若在五四时期通过《凤凰涅槃》等诗歌反复表达的“旧中国不亡”“新中国不兴”之激进变革理念颇为一致。此类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和向往，与迅速变革社会现实的急切心不能不说直接相关。正因如此，鲁迅才提出了“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19]之观点。而在当时社会危机四伏、战争乌云密布的整体背景下，类似主张绝非孤例，连“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也强调“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他还反复表示不会担心中华民族因为迈向现代化而失去旧有的文化遗产，毕竟“一个民族的遗产并非博物馆内收藏着的碎片”，相对于旧文化，“机枪和手榴弹，才会拯救我们的民族”^[20]。

林语堂：《中国人》（全译本），郝志东、沈益洪 译，学林出版社，2007

在攸关民族危亡的特殊年代，此类观点的提出完全可以理解。然而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已充分认识到扎根本土的传统文化认同之于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依照这一理论，“文化自觉”是维系民族自觉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身处民族危亡的应激状态，率先产生民族自我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觉”意识的鲁迅等五四文化先驱，显然尚未来得及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和理性探究。在《随感录三十六》一文中鲁迅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他同时认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中国人的“人种”还在，就会有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21]。但细细思索可发现，鲁迅举出的“埃及犹太人”之“例证”恰恰不能支持其观点：“埃及犹太人”之所以始终是“犹太人”，不正是因为他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坚定维护吗？要不然他们与其他“埃及人”早就没有了区别；而今天的一些埃及人尽管还保留“埃及人”的名目，却由于与自身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古代埃及人已然“形似神异”“形同陌路”。相反我们华夏民族之所以从古到今生生不息地发展，与华夏文化传统内在的连续性不无关系。诚然，正如鲁迅、林语堂等深刻认识到的，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但中国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绝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关系。

鲁迅主张年轻人“少看或不看中国书”，是与他对古文字和现代民众生活相脱节的认知息息相关的：“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22]如此也可进一步解释鲁迅为何在《二十四孝图》一文的开篇，竟然貌似“文不对题”地发出简直太过“恶毒”的诅咒：“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23]鲁迅终其一生都与开历史倒车的“复古文言文”运动做斗争，这种与旧势力绝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极其可贵，但当他出于急切变革社会的需要而认同“废除方块字”等激进主张时，观点的过激和偏执就非常明显了，他甚至一度支持汉字拉丁化改革，将方块汉字视为“旧文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而且颇为自信地断言“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这么久”^[24]，我们今天的确已得到“实证”，只不过这“实证”与鲁迅当年的设想正相反。尽管如此，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探索，依然为中华民族求索现代化历程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需要指出，本文是在最宽泛意义上使用“海外”一词的。这些具有“海外”背景的文人学者，因为特殊的人生经验而对东西方文化精髓及其传统特性均颇有省察。立足于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特殊立场，他们不仅更容易萌生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也更敏锐捕捉到了自身文化传统的独特风貌和价值。一个颇为典型的鲜明例证，是熟谙中英双语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反复宣称汉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中文的美是唯一的”，与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主要为拼音文字相比，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本身更具形象意蕴，“譬如你写个雨字，中间四点就好像有那个感觉；你看到笑字，好像有一个人的笑脸；哭好像有一个哭的脸”^[25]，从而使得以汉语写就的中国文学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学，往往更天然般地带有某种生动形象的艺术韵味。

出于对汉语文字特性的深邃洞察，以及语言文字之于民族文化传统极端重要性的认知，余光中才强调“没有了中文，中国文化就很难保存下来，很难流传开去”^[26]，他形象地把中华文化比喻为一个很大很大的“圆”，而中文就是这个“圆”的半径，“中文走得越远，圆就越大”；相反“中文一旦沦为粗糙、混乱，中国文化必然式微”。立足于中西互鉴的文化视野，他甚至把汉语文字视为捍卫中国文化的“长城”^[27]。将传统中国的重要文化符码——长城，与人们日常使用的汉语文字“串联”在一起，既是清醒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宏阔文化视野的展现，也是一种诗性智慧的折射，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令人庆幸的是，这一清醒睿智的观点如今已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华人所重视，甚至深刻影响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观念、文化政策^[28]。这一观点与鲁迅等五四文化先驱曾经提出的“废除方块汉字”激进主张，可谓构成了颇有意味的鲜明对照。而关于一些海外背景的华人学者、文人作家率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的批判反思，国内学界已有诸多论争，笔者在此并非简单的“旧话重提”，只是比较好奇当年那些貌似偏颇或“保守”的文化观点，若置于当今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视域之下，何以反倒更像是超越特定时代背景的历史先见之论？历史绝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简单摇摆或重复，只是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却常常夹杂某种深刻的吊诡并深具讽刺意味。

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20世纪70年代，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曾批评并剖析部分五四文学作品“社会意识强烈有余，而艺术成就不高”的现象^[29]；而差不多同时代的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则借着为於梨华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作序的机会，讥讽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时通过诗歌创作宣称不再“悲秋”和“伤春”的做法大大不妥：“好像一个作家对季节的变化无动于衷，才能写出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作品来。”夏志清对於梨华的褒扬，恰是因为其“打碎了功利主义文学的信条，恢复了‘风花雪月’的尊严”^[30]。他提到的胡适那首“不再悲秋”的诗歌作品，应该是指胡适先生创作于1916年的《沁园春·誓诗》，当时年轻的胡适正陶醉于“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踌躇满志中，如今来看，他对“风花雪月”之类旧文学传统的旺盛生命力显然太过低估，对“旧文学”与“新文学”复杂辩证的关系也缺乏必要的认知。

事情的复杂性远不止此，在理智层面最激进的“反传统”与文化心理积淀中非理性的“最传统”之间，往往也隐含某种隐秘的吊诡，这在鲁迅身上体现得尤为典型。正如海外学者张钊贻谈到鲁迅与尼采的思想关联时指出：“‘重估一切价值’可以说是他们思想批判的起点，也很能体现他们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的接近。”^[31]在张钊贻看来，鲁迅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否定之否定”思路非常相似，两位伟大作家都以激烈“反传统”的方式捍卫着最本真、最原初的文化传统。鲁迅对传统儒家的批判看似言辞激烈，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鲁迅认为当时的儒家已经颇杂，而且早已被那些自称要保卫传统的人糟蹋得一塌糊涂。”鲁迅所抨击并主张废除的是被封建礼教所异化和败坏的类似于伪传统的那部分内容，“这些东西有些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和糟蹋”^[32]。正因如此，鲁迅的“反传统”其实近似一种“否定的否定”：以激烈反传统的方式接续真正意义的传统，回归并发掘传统自身的原初活力。由此可见，鲁迅的“反传统”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恒久的思想魅力，不仅因为他对中国社会封建传统黑暗面的批判极其深邃有力，更在于他对捍卫本真传统精神、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坚定信念。

综上所述，当我们立足于21世纪的今天，重新回望百年前那场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论争时，不能不感慨历经百年沧桑巨变，当年的争论不仅“余波未止”，相关议题依然“历久弥新”，而且近百年来针对该事件进行的诸多“还原”和讨论，也为我们把握现代文人心态及其传统文化观的演进，提供了宝贵的参照性材料。一方面我们应秉持“历史的同情”态度尽力还原历史现场，另一方面应准确把握、深入开掘鲁迅“片面”观点蕴含的深邃意义。笔者深信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继承鲁迅精神的同时，不断超越鲁迅的文化主张和思维认知，既符合鲁迅秉持的社会进步观和“历史中间物”意识，同时也是鲁迅本人最乐于见到的。◎

✦ 沈庆利，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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