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嵩｜让人生充满愈发丰盈、辽阔的可能

文摘 2024-09-13 10:01 广西

《南方文坛》

2024年第 5 期

让人生充满愈发丰盈、辽阔的可能

文 · 宋嵩

我的朋友兼同事“涛哥”陈涛是个神人。他写过小说，写过散文，写过评论，而且是中国作家协会职工里少有的在作协三个主要办公区域（东土城的机关、芍药居的鲁迅文学院、长虹桥的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都工作过的人。他的散文我读过，就是那本前几年曾经在圈里风靡一时的《山中岁月》（修订后的新版换了个书名叫《在群山之间》）。他的评论我读过，虽然数量不多，但每篇读过之后都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小说我没读过，大概属于“悔其少作”的那种，想必他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我们拜读或批判；不过《山中岁月》里有那么一小截文字，以“我”的视角写一个名叫“宁”的女孩子，文字空灵，从“宁”的身上甚至能看出《聊斋志异》里婴宁的影子，很有些小说的味道。只可惜出版社在出修订版的时候认为此篇与全书主题不搭界，硬生生给拿掉了。对于这种焚琴煮鹤的做法，我非常不以为然。最近涛哥又告诉我，他正在酝酿一篇研究柳青佚作《在旷野里》的学术论文。这部小说发表在他担任副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上，是《人民文学》2024年开年的两记“重炮”之一（另一记是《人民文学》登上“与辉同行”，是董宇辉第一次在直播间里为文学期刊“带货”），所以当我问他此举算不算“职务行为”时，他笑而不语。

陈涛：《山中岁月》，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

涛哥最著名的事迹是曾以“第一书记”的身份在甘肃临潭驻村两年，并且荣获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山中岁月》就是他这两年间驻村见闻和思考的记录。翻开这本书，第一句话便是“2015年7月27日，我离开北京奔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开始为期两年的‘第一书记’生活”。初读这句话，我先是有些惊讶，继而百感交集：我毕业后到第一个工作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报到是2014年7月8日，从此在文学馆地下室的集体宿舍一住就是五年，当时涛哥还是鲁迅文学院的一名老师；文学馆和鲁院同在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曾经在那个大院子里共事整整一年，但在这一年里我们几乎没打过交道。我至今还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的我每天下班后无聊地在院子里转圈，经常能看到一群人在篮球场上鏖战，里面应该就有涛哥，只是当时我们还互不认识；而真正熟络起来，还要等到几年后他从甘肃驻村归来在作协机关工会组织青年职工活动，甚至要等到我们先后调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之后。十年时光一晃即逝，不知现如今的大忙人涛哥已经远离篮球场多久了。套用读书时某部无厘头网剧里的著名台词，大概可以感叹：我想起那天夕阳下涛哥的奔跑，那是涛哥逝去的青春。

正是因为有过住地下室、靠在院子里转圈打发孤独无聊时光的经历，我才能对涛哥《山中岁月》里的那些细节感同身受。说实话，刚看到这个书名时，我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小时候读过的那本曾经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同名童话（作者有个拗口的姓“克莱格海德”Craighead）；其次想到的是“山中宰相”的典故，还跟同事开玩笑说，涛哥不会在书里自比隐居茅山的陶弘景吧？直至读罢掩卷，复杂的情感在心中纠结，一种如嚼青橄榄似的苦涩久久不能散去，我才第一次对“第一书记”这个特殊的任务、对“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涛哥驻村的时间，也是《山中岁月》最后一章的标题）有了感悟。而当我拿到已经更名为《在群山之间》的修订版时，我会心一笑，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智利诗人在《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中大声吟唱“从群山中我将为你捎来幸福的花束/风铃草，黑榛树的果实/以及一篮篮的吻”（巴勃罗·聂鲁达《你每天都同宇宙之光嬉戏》），而涛哥在群山之间写下的这本书，就是他为我们捎来的世间最美丽的花束。

陈涛：《在群山之间》，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

中国作协历来不缺少挂职干部，但是以“第一书记”身份到最基层的贫困村驻村、亲身参与脱贫攻坚这一历史伟业的，涛哥是第一个。我们都对他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群山之间》的书前、一般用来安排作者“献词”的位置，摘录了此书《后记》开头的那句话：“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有无数个决定，但总会有那么几个决定，将你引向难以预知却又充满独特魅力的旅途。”这句话总能让人想起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开头所引的柳青的那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2015年，涛哥36岁，应该还算得上年轻。就在这一年，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迈出了人生中最紧要的一步，走上了赴甘肃扶贫的旅途。从此，他将与窗外的那棵核桃树日夜相伴。他曾经在多篇文章里提到那棵树，它似乎成了涛哥驻村两年时间里的精神寄托。它高大，孤独，每当风吹过，鲜亮的叶子轻摆，簌簌作响，“闭眼倾听，只觉天地间最美妙的声音也不过如此”。树亦人，人亦树，一时间竟分不清谁是树，谁是人。

许多人是因为涛哥去驻村才第一次听说了临潭冶力关这个地方。在这一点上，我也许比大家知道得都早。大约从2011年开始，甘肃省每年都会在7、8月间举办“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从第一届起，冶力关就是被重点推介的旅游目的地。2013年暑假，我曾经打算在动笔写博士论文前去阔别20年的西北穷游一番，冶力关也被纳入了计划之内，可惜旅程刚刚开启就因为各种原因而草草收兵。所以，几年后当我听说涛哥要去临潭冶力关驻村，第一反应并不是感动或者钦佩，而是腹诽——怎么会有人跑到景区去扶贫？让我去我还巴不得呢！印刷精美的《山中岁月》和《在群山之间》里也有许多冶力关的“美照”，据说有一些还是出自涛哥之手，看那蓝天、白云、碧水、森林、麦田、经幡、晚霞，简直就是都市人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可是读罢全书我才知道，尽管池沟村也位于冶力关景区内（或者可以说，整个冶力关镇就是一个巨大的景区），但这个被游客们视为“避暑天堂”的地方，一年之中也只有夏天的两三个月可以开门纳客，其余时间则要与冰雪、寒风或冻雨斗争，因为这里“只有两个季节：冬季或者大约在冬季”。这里的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自黑”是：这里啥都不产啊，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当一个人只能通过去饭馆里吃包子里星星点点的菜叶才能一解对青菜的渴望，我想，再美丽的风光都留不住远方的来客。

书中写道，驻村任务结束后，涛哥曾经多次回到冶力关，回到池沟村，但曾经的同事小尤每一次都会在半醉半醒之间断定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这里，“我当然是否认，但是他总是坚持，一边饮酒一边说我将会忘记这个地方”。他身边众多的80后干部们，身负重担又升迁无望，每天需要面对的是填不完的表格和不时冒出的突击检查，还要应付《山上来客》里戴土黄色头巾的女人和《芒拉乡死亡事件》里羊得才夫妇那样令人讶异的乡民，只能靠喝酒来排遣自我愁绪，“有的人喝着喝着就醉了，有的人喝着喝着就哭了，是饮酒帮他们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内心的平衡与调和”。按理说，一本“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品里出现《山上来客》《芒拉乡死亡事件》《困境的气息》《小镇青年、酒及酒事》这样色调灰暗的章节，多多少少有“违和”之嫌；他甚至把这些青年基层干部们常用的一个比喻“瓶子里的苍蝇”——前途一片光明，却不知出路——写进了书里。他毫无顾忌，只是如实地记录下他们的心态和所作所为，酒喝干，再斟满，一场宿醉醒来之后仍然要面对像小镇天气一样冷酷的现实。无论如何，人生道路上的决定是自己做出的，“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正如他乘车在临潭的盘山路上颠簸时得出的感悟：“一个个的拐弯，有着相同的样貌，一个个的高坡，有着相似的坡度，看似很近的路，却需要向相反的方向行驶，再迂回前行，如同人生。”所以，他抄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里的话自勉：“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难，在极端贫困艰辛中，还能支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的美丽而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表现多数人在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数人浸润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

在池沟村的两年是无比艰苦的，当地流行的两种“高原病”——痛风和胆结石，以及外人无法想象的酒风，都给涛哥的身体带来了不小的伤害。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青岛，那是一个以啤酒著称的海滨城市。他曾经多次向我们回忆自己当年在青岛的生活：每天下班后在路边用塑料袋打上两斤鲜啤酒，回到宿舍以后喝啤酒吃蛤蜊，简直就是神仙日子！然而，从高原回来的涛哥再也不能喝啤酒了。与身体的痛楚相比，心灵的折磨或许更为难熬，所以我才会在前文提到“因为有过住地下室、靠在院子里转圈打发孤独无聊时光的经历，我才能对涛哥《山中岁月》里的那些细节感同身受”。“孤独”大概是这本书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在小镇的日子里，我始终在学习如何独处”，“在这段岁月中，我获得了与孤独和谐共处的能力”……刚到池沟村的涛哥，在斗室里“时常手插口袋低着头来回踱步”，计算着从入门处的书柜到窗台的距离，“正常六步走完，走得慢些则需八步”——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但这个细节像极了《二六七号牢房》那一章“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的著名开头。也许拿驻村与坐牢相类比太不合适，但是远离北京、远离单位甚至远离文学，被抛到早已习惯的日常生活轨道之外，看人来人往，听众声喧哗，穿行于其中却又与己无关，倘若没有一点修为，是很难挨过这人生中的24个月的。书中有一篇题为《修道》，写的是涛哥在村里修路的事情，但我总觉得他是一语双关，修的不仅是现实中的“道路”，也是在修心中之“道”。时下流行“松弛感”，但是在飞速运转的都市生活中，“松弛”往往是千金难买的奢侈；只有从固化的生活轨道中抽离，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精确、秩序、规则等一一退场，才能体验到那种自由和不在乎时间观念的“散漫”中难于人言的妙趣。在《“浪山”》中记录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涛哥和一个专门做羊肉的乡间厨师“老穆萨”闲聊，在聊到一种叫“林自草”的、似乎只应该存在于《山海经》《搜神记》里的植物时，老穆萨的手机响了，有人找他回去。他一边说着“就来了，就来了”的口头禅，一边挂断了电话，跟涛哥继续闲聊。直到对方等不及了，再次把电话打来，老穆萨才再一次说着“就来了”，怏怏离去。涛哥写道：“我回到房间后看了一下表，在两个‘就来了’之间，整整隔了一个小时，但是我却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小时’带给我的一份莫名的复杂。”现如今，大概也只有在冶力关、在池沟村这样远离尘嚣的地方，才会有像老穆萨这样“衔觞赋诗，以乐其志”的“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存在吧。所以，涛哥才会将这种核桃树下的“日渐松弛”视为生活的一种恩赐。我想，他真是把“道”修到家了。

2019年6月，和李一鸣、梁鸿鹰在甘南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

以平常心看待驻村生活的艰辛，看待工作中种种不合理之处，以“理解之同情”去对待村里、镇上的乡亲和同事们，在“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这八个字的微光引领下为村小建图书室为村里修路、安装路灯，不让自己的激情被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与无奈消磨干净，这是涛哥驻村两年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他做的事情绝非轰轰烈烈，却件件都是实打实，这也印证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这块奖牌质地的纯正。

我想，这既是源于他血脉里流淌着的山东人的质朴血液，也与他曾经深入研究过山东籍文学评论家李长之的学术和心路历程有很大的关系。李长之是山东东营利津人，是我的纯老乡；他幼年时随父母迁居济南，住在南护城河畔的司里街和南关一带，也离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咫尺之遥。我一直认为这位25岁时就写出了《鲁迅批判》的老乡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因此，当我偶然得知涛哥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李长之的评传艺术——以历史人物传记为核心》时，我跟他开玩笑说，我要代表220万东营人民感谢他。王富仁先生曾经评价说，李长之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深入了鲁迅的心灵，“像两颗心灵接通了电路一样”“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有着不隔不离的特征”；而他研究李白，研究司马迁，研究韩愈，都是采用“评传”这种独特的文体，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旗帜鲜明地践行他所主张的“感情的批评主义”——以“跳入作者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去“深入于诗人世界中的吟味”。所以，他写《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李白是有一个活泼泼的清楚的影子在那里的。把这一个活泼泼的影子写下来，就是这本书”。他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初写时，最不满意的是关于李陵案的一章，谁知在重校时，我却为这一章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因为在他看来，批评者要用作者的爱的情感来体验爱，用作者的恨的情感来体验恨，写到司马迁身陷李陵案，就像自己也被拘于囹圄一样。“知人论世”“推己及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要将文学批评立场推广扩展为人生态度，则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涛哥做到了。他在《困境的气息》里说：“我真切地觉得文章里的乡村与农民既不仅仅是缅怀的载体，也不仅仅是批判的靶子，我们的文字应该是扎根乡村这片土地生出来的灿烂之花，是怀着痛与爱、怀着敬畏的生发。”来小镇之前，他知道他将会有很多的迷惘，也注定要带着这些迷惘离开这里，但现在看来，他的大部分“迷惘”都已经因为“理解之同情”而烟消云散，就像等太阳出来，大地上、山腰上的白雪都会悄然融化，仿佛从未落过雪，只有墙角阴冷处的小块积雪提醒自己它真的来过。

陈谦：《望断南飞雁》，新星出版社，2010

涛哥的文学评论文章并不多，我能想起的大多是他关于“城市文学”的看法。他曾经专文论述过的作者，例如张楚、乔叶、次仁罗布等，似乎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有趣的是，尽管驻村生活让他“远离文学”，但他仍然在《困境的气息》里提到了海外华人作家陈谦的中篇小说《望断南飞雁》，并且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得出结论：“在展示人生的困境方面，城市文学似乎比乡土文学更全面而深入。”不知道那刻骨铭心的“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是否会动摇他的观念？他自己的困境、他身边的干部和乡民们的困境未必就会比城市人少多少，因此他在一篇关于“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书写”的文章里简短地复述了《芒拉乡死亡事件》里的故事：“我曾亲身经历过一些类似的事件，有的农民因为扶贫点的建设占用了一点自己的耕地，在补偿金的索要中狮子大开口，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面前，宁愿损害大多数村民利益，也要得到不合理的补偿，并且在欲望得不到满足后持续上访，强调自己的受侵害；有的村民因为生活条件明显好转后，享受的低保标准被降低，他就会在寒夜中将自己的父母扔至乡镇政府院内，不管不顾，扬长而去。母亲过世后，又去大吵大闹，索要赔偿。”我想，倘若不是亲自来到最基层的乡村，接触到最鲜活的乡村生活，涛哥断然不会见识到人生中会有如此的困境。正如那篇文章的题目——《写什么与怎么写——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书写的两个问题》——所纠结的，中国文学界已经为此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势必还将继续争论下去。但是在我看来，当我们连“写什么”都不能完全确定，以为自己在城市中、在办公室里看到的就是生活的全部，就无从谈起“怎么写”。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在结尾之处还要插播一个小花絮：2020年底，我刚接手《长篇小说选刊》不久，策划将来年第二期定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专号，邀请涛哥为天津作家王松的脱贫攻坚题材作品《暖夏》写一篇评论。彼时涛哥尚未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而当刊物已经付梓，却传来了他将去人民大会堂受中央领导接见并领奖的消息。我当即决定将这一喜讯通过刊物微信公众号向读者传播，并得寸进尺地要求涛哥除交稿之外，还要手写一段扶贫工作感言，作为给读者的“寄语”。于是，这则题为《喜报|我刊2021年第2期作者陈涛喜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推文便在网上广为流传。涛哥看到后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起这样的题目不太合适吧？”我反问他：“你是不是叫‘陈涛’？”答曰：“是。”我又问：“你是不是‘我刊2021年第2期作者’？”答曰：“是。”我再问：“你是不是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答曰：“是。”于是，我哈哈大笑：“你懂得！”涛哥也无话可说。

花絮归花絮，玩笑归玩笑，但涛哥的那段感言，写得真是情真意切。我要再次占用《南方文坛》宝贵的篇幅将其抄下，与大家共勉——

以个体微薄之力投身时代发展，亲身经历并见证这段奇迹与历史，是一件幸运的事。在这段岁月中，我从未如此融入人群，也从未如此贴近自己的内心。很庆幸在自己的生命中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淬炼青春，磨砺品格，让人生充满愈发丰盈、辽阔的可能。◎

✦ 宋嵩，《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