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作为精神选择的“非虚构”如何被唤醒——韩少功对我创作的影响

文摘 2024-08-02 10:01 广西

《南方文坛》

2024年第 4 期

作为精神选择的“非虚构”如何被唤醒

——韩少功对我创作的影响

文 · 黄灯

2021年9月25日，“韩少功与新世纪以来汨罗江作家群”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理工学院举行。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蒋人瑞、吴尚平、逆舟作为“汨罗六蛟龙”整体亮相，我也被列入“汨罗江作家群”中。多年来，我一直觉得韩少功2000年重返知青地汨罗后，当地的文学生态获得了根本改变，但第一次，我突然发现，身边这些本土写作者，几乎都是在韩少功的帮助、提携和感召下，迅速成长起来的，我有幸也是其中的一位。

在《人生忽然》中，韩少功写道：“我代你们记住了，记住了一些碎片，就像一个义务守夜人，未经当事者们委托，也不知有无必要，为你们守护遍地月光。”^[1]这段话，非常形象地道出了韩少功与他的文学原乡——汨罗所结下的精神关系。在这片并非他故乡的土地，韩少功就像一位守夜人，以自己的存在，影响着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随着时光的流转，悄然之中改变汨罗的文学生态，并召唤一批批注意到守夜人存在的本土写作者，在月落星沉之际，随他缓缓走来。我经常设想，汨罗如果没有韩少功，会出现当下被命名的“汨罗江作家群”吗？如果没有韩少功，我会不会走上写作之路？会不会从事非虚构写作呢？事实上，我知道，当亮出这个问题时，我已清晰看到韩少功和我非虚构写作之间明确的因果关系。

韩少功：《人生忽然》，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

下面，我将回溯韩少功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印记、“马桥事件”让我聚焦对韩少功作品的关注、硕士期间对韩少功精神世界的研究、博士期间受到《马桥词典》启发写作《细节》等具体事件，凸显韩少功对我非虚构写作实践的具体影响，并揭示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韩少功对我奠基性的文学影响，他不但塑造了我的文学观，也激发了我“非虚构”写作的可能。对我而言，从文学批评转向非虚构写作，并非一种简单的文体取舍，而更多是一种精神抉择。

我出生在湖南汨罗三江乡，和韩少功定居的八景仅仅相隔几公里。前几年，八景乡和三江乡合并，他定居的八景村就在我出生的花桥村隔壁。从广义的范围而言，我和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几人一样，共享“马桥方言区”，是韩少功《马桥词典》中方言作为母语的使用者，也是《山南水北》中世代居于此的原住民。我1995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岳阳一家国营企业工作，直到1999年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之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乡方圆一百公里。

在很长一段时间，韩少功对我而言，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名字，没有太多契机和他获得更深关联。想起来，在和韩少功获得真正沟通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主要停留在两个方面：

▲韩少功：《马桥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韩少功：《山南水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

其一，是故乡隐约流传的关于韩少功下放期间的一些轶事，诸如他还是知青时，就显露了突出的写作才华，作文写得特别好，高考作文曾经获得满分，并发表在当年的《湖南日报》上。对于这些事，我在2003年创作的《细节》（未刊稿）中有过叙述：

我没想到韩少功这么快就进入了黄沙滩人的视野中，没想到黄沙滩人对韩少功关注的程度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媒体少。更没想到韩少功九十年代的一个很偶然的举动，会对黄沙滩人生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很明显，家乡人对韩少功的评价还不错。小杨爸爸说他到韩少功家里去玩过，韩少功不在家，好像是到长沙去开一个什么会去了，家里只有一个自称是他姐姐的阿婆子。黄沙滩人一讲起韩少功仿佛个个成了文学评论家。他们讲他在天井茶场劳动时，“真是日怪，作文写得几多好，一天到晚就待在大队部。到底还是被上面人看中了。”他们讲他“确实是个怪器人，一笔字又写得好，这样的人不出名，谁出名呢？”我初中一个念过大学学地理的同学，谈起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确实写得好，但有些不太正经的词，怎么可以写进《马桥词典》呢？”学校的超叔只要我一回家，就缠着我讲韩少功早期的作品，讲他七八年参加高考的作文是《心中的话儿向党说》，当时得了九十二分，为湖南考生的最高，还发表在《湖南日报》上面，看到我的情绪调整得差不多了，他就会露出绝招开始背诵“风啊，请你慢点吹——”。我很怀疑韩少功自己是否还记得他的高考作文。我想他肯定没有想到，黄沙滩居然有人到现在还能够背诵他的高考作文。超叔讲得摇头晃脑唾沫横飞，从韩少功的《月兰》讲到他的《风吹唢呐声》，从他的《西望茅草地》讲到他的《远方的树》，其文学知识的丰富达到了令我汗颜的程度，他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时时使我后悔去年写硕士毕业论文时，没有找他聊聊。最后，超叔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下次再去韩少功家，一定要找他要一本他早期作品的选集，我想要迪迪（他儿子）读读什么是真正的好文章，将作文的基础打好点。”小杨爸爸更是惋惜：“韩老倌那个位子真是绝了，几好的山，几好的水，真是个会享福的人，他要是有空，我看他完全能够养点蜜峰。”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在我的高中时代，整整三年，我每个月都会坐乡村巴士去县城一中念书。在三江—长乐—天井—汨罗城关这条既定的路线中，天井是必经之路，车子驶过长乐不久，就会进入天井境内，一片广阔的茶场扑入眼帘。我很早就从村民嘴中知道，韩少功下放的地方，就在这一片茶场。他知青年代住过的土坯房子，甚至一直都在。可以说，“天井茶场”四个字，是我年少时代对韩少功具象化理解的重要场域，也是我对韩少功最初的、少有的感性印象片段。

其二是文学史中，关于韩少功早期作品的叙述。韩少功年少成名，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就以极高的起点创作了《月兰》《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等重要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获得了类似今天明星、网红般的关注。但这种认知，对我而言，仅仅停留在对一个身边名人的猎奇层面，我并未找来韩少功的作品好好研读、深入了解。直到1996年“马桥事件”爆发，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说“马桥话”的原住民，面对风波，最好的办法，是回到韩少功的作品，好好阅读，并以一个在场者的身份，进入他笔下的“马桥”，用常识去勘探这场风波和真正批评之间的边界。幸运的是，1999年我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后，终于可以通过更多的学术训练，获得从学理上去理解一个作家的方法，由此也获得一个理直气壮走近韩少功的理由。从一入校，我就确定了以韩少功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并开始系统、深入地阅读他的作品。可以说，我的学术探讨始自韩少功，文学评论也始自韩少功，韩少功成为我进入学术园地的基座和参照。

我记得第一次拜访韩少功，是2000年10月4日。研二国庆放假，我独自一人来到八景学校，见到了从小耳熟能详的韩少功。就如潘绍东、魏建华、舒文治一样，这次拜访也开启了我和韩少功长达20多年的交往。在《细节》（未刊稿）中，我曾这样描述去韩少功家中的心情和情景，“我一次次走进那条山路。我一次次步行在那条石头暴突崎岖不平的小道，为的就是能够在一个最干净的地方，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清理，我必须从世俗烟尘对我侵蚀的现实处境中，尽可能地接近那颗高傲的心灵”。我后来发现，和汨罗其他写作者一样，我们都视韩少功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只不过，对我们而言，这个“偶像”，就在身边，亲切如邻。也正是通过这种便捷的交往，我加深了对他作品的理解，也获得了对一个作家的认知和了解。此前活在传言中、文学史中甚至谣言中的大作家，这次切切实实来到了自己的故土，和身边乡亲说同一种方言，过着同样简朴而简单的生活，这确实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窃喜。

韩少功定居汨罗的规律是，每年开春天气转暖，三四月份，就会从海南来到湖南，等到秋日渐深，天气转冷，十月份以后，他则如候鸟般，南下海南。在重要的五一、暑假和国庆期间，他恰好都在汨罗。这样，只要回家，我都会去八景，不但和韩老师聊天，也和梁预立老师聊天。这种便捷而直接的交流，让我直观感知到韩少功日常生活和作品的微妙关系，也悄然丰富和校正了我对文学的理解。多年来，对于“文学”，我一直将其置于一个“文字”的虚拟世界，很少从身边的生活、常见的日常层面来打量两者之间的深刻关联。正是在对韩少功近距离的观察和交往中，我深刻意识到，哪怕做学问，也应该有着切近的对身边世界的观察和判断，而不应将“学问”悬置起来，同时要对“失血”的学院环境保持警惕。

多年跟踪研究韩少功的作品，多年近距离和韩少功的交往，让我获得了别样而深刻的阅读经验。我清晰记得，反复细读以“汨罗世界”为观照对象的《马桥词典》时，一种特殊的文学经验悄然内置于我头脑和精神中。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原来文学可以和身边的日常生活达成紧密的关联，自己熟悉而又土得掉渣的方言土语，身边那些拙朴执拗、土头土脑的乡民，竟然可以通过最为本真的文学叙述，进入文学的殿堂，并通过韩少功的表达彻底被照亮。一种陌生而鲜活、让人惊奇而迷惑的文学感觉，让我粗糙的内心变得混沌起来，在一片混沌的精神领空中，我分明感受到一束异样的光芒在闪烁。我的文学观念，我对世界的理解，我对身边人、事的审视，在这种奇妙的文学阅读中，被强烈地激活、唤醒并刷新，故乡的土地，穿越历史的尘埃，在文字的皱褶中既释放出原始的活力，也凸显了时代的变迁，韩少功立足汨罗的叙述和发问，成为我对他研究、理解的可靠起点，而这也直接唤醒了我作为非虚构写作者的主体认知：我以前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终于来到笔下，并在多年以后念博士时，越过论文的边界，不管不顾写作《细节》的实践，更成为我此后坚守“日常既田野”的写作观念，源源不断写作非虚构的秘密。

回顾研究韩少功的动因，在硕士论文《韩少功的精神世界》“引言”中，我曾有过交代：

选择韩少功作为毕业论文的对象由来已久，但最后确定从他的精神世界进入却缘于与他的第一次交谈。

二○○○年十月四日，我利用国庆放假拜见韩少功（他定居的汨罗市八景乡隔我老家仅几公里）。这次交谈很自然扯到寻根文学，没想到他淡淡地说：“这中间有误会。关于寻根，我谈得太多太多，如果照很多评论者的推断，那岂不是还有寻叶派？寻花派？”这句话很使我震惊，这种震惊不是来源于对“寻根”本身的思考，而是源于一种直觉：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没意义的事，我雄心勃勃地想以韩少功为题以完成毕业论文的想法突然使我沮丧。那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再加上各式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方法的写法使我从内心深处不满。我忽然觉得韩少功面临种种变故后在平和宽容的外表下一定掩藏了某种失望，而这种失望并不仅仅与自身的被误解有关。我忽然觉得如果真要做好这篇论文，一定得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也才能真正把握他那迷人的精神世界。

我的不满还来于一点：那就是当代人可以殚精竭虑地去理解古人和现代作家，为什么对同一时空下的当代作家却缺少必要的耐心和审慎？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可谓研究作家精神世界的典范，但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却很难进入这一层面。这也许就是八九十年代^[2]一些重要讨论最后不是“一直弄得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的结果，就是流于无所谓的甚至嬉笑怒骂的荒唐结局的深层原因——一九九五年展开的人文精神讨论即为明显例子。此后，关于张承志、王朔、卫慧、棉棉及葛红兵驳斥鲁迅等一系列热闹事件都与此有关。在一些叫嚷着当代文学没有经典的快感宣泄中，在一系列以假想标准来衡量当代文学成就的偏颇中，我隐隐觉得，沉下心来，仔仔细细地认真读一些作品，真正以一种平和而客观的心境来理解当代作家，并触摸不同处境不同层次作家的内心脉搏，学会从自己丰富的时代去寻求我们需要的可贵的精神资源，这点显得那么重要。

——事实上，在这个研究方法太多的时代，方法本身反而显得并不重要。研究的要求反而已指向一个最基本的层面：研究者的姿态。

——如果我们还有信心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有真正意义的作家，那么我们便应该有更多的耐心去进入这些探索人类精神隐秘的心灵世界。

这些话表明了我在论文中的写作姿态。

《韩少功的精神世界》是我进入当代作家内心世界的尝试。同样，我认为研究这样一位复杂的作家，也不需要太多时髦的方法，而只需从他内在的生命体验出发，便可直抵他的内心，从而进入他独特丰富迷人并且极具硬度的精神世界。^[3]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完成毕业论文后，一直到现在，韩少功始终是我追踪时间最长的作家。在这个漫长的阅读和研究过程中，我始终保持对各类方法的警惕，注重从常识和现实层面进入，注重对文本细致、踏实地考察，习惯从作品、作家和现实世界的多重维度，获得对他的理解。对我而言，因为韩少功创作与时代的同构性，对他的关注和跟踪，事实上也成为我对转型期中国勘探的一个标尺。在我看来，他不同时代的作品，也是对现实境遇不同的回应、表达和思考。韩少功极强的思想性和对我而言极强的在场性，让我获得了理解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也由此慢慢理解了身边的现实和更广阔的世界，并在他的启发下，萌生了创作的兴趣。

韩少功：《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003年暑假，我进入中山大学念博士的第一年，在《马桥词典》《暗示》的启发下，我决定用词条的形式，以《细节》为名，写下自己对过往生活的理解和总结。这部未刊稿分为《春·大屋场》《夏·言说父亲》《秋·学生时代》《冬·往事与当下》四个部分，整个写作历时20多天，基本在一种情绪失控的无意识状态下完成。我知道这种冲动式写作所蕴含的不足，尽管写得痛快，但并不成熟，也并没有达到我想要表达的程度，不过一种典型的“青春总结式”的出场，因此并未寻求出版的机会。但我知道，正是这种尝试，为我后来转向非虚构写作埋下了伏笔，在《细节人生（代前言）》中，我曾自言自语，“在对自己创作的判断上，唯有一点，我可以断定，我采用的是有点老土的严格的现实主义，如果以后还从事创作的话，请相信我，这是我所写的最真实的一部作品”^[4]。现在看来，这种“老土的严格的现实主义”非常接近当下所说的“非虚构”概念。

但这种写作的契机从何而来？在《细节》后记《诗意的坚守》中，我曾交代过它和韩少功的关系，“我要感谢韩少功，他在《马桥词典》和《暗示》中显示的对艺术探索的勇气，给了我直接的动力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几年以前，我就企图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个总结，但那种普通的小说体裁对我构成了种种窒息，那种因果式的庞大结构，时时使我面对自己没有情节的经历感到汗颜。我处在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中，始终不能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马桥词典》和《暗示》的出现，真正释放了我对生活的感触，从而使我在一种相当愉悦的情况下，就能轻而易举地进行我一直想干的事情。我不知我在多大的程度上汲取了这种智慧的营养。我始终坚信：一个优秀的有创造力的作家，总是给后代提供真正的精神粮食，而不是提供一个可供模仿的范本，更何况，相对于具体的个体而言，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从来就不可能被拙劣地复制”^[5]。显然，尽管《细节》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版，关于它的文体边界作为当事人的我都很难厘清，但我知道，如果没有对韩少功的研究，没有对《马桥词典》《暗示》这些弥散文体探索意识极强作品的认同和感知，没有对韩少功底层意识、人民立场的感同身受，这部作品可能早已胎死腹中，了无踪迹，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像某种一闪而过的意念，无法被文字赋形。而《细节》的偶然出场，对我此后的写作实践极为重要，它词条式的、完全写实的写作方式，让我形成了依循生命经验的诚实、对现实和文学的赤诚以及放血式的自我解剖的精神面貌，从内心深处更坚定地锚住“非虚构”的精神，也让自己在文学的实践中，慢慢清晰个体的精神选择，不再沉溺于内心的困顿和无力中，并通过非虚构写作获得真实的力量支撑。我知道，隐藏在“创作”行为背后，自己之所以能走出内心的煎熬和纠结，并负载在“非虚构”之上，找寻到明确的精神表达方式，正来自多年对韩少功的持续学习、研究，以及在此过程中，韩少功对我的精神滋养和重塑。从这个角度看，韩少功返乡以后，客观上促使我对他的持续研究，这种研究又反过来滋养了我对文学的理解，并促成我通过从文学批评向非虚构写作的转型，找寻到新的理解和表达世界的方式。

当然，这只是我能说得清、看得见具有明显因果关系的事情，或者说，算得上韩少功对我渗透式辐射的直接影响，事实上，从精神角度而言，韩少功的返乡对我精神方向的确立影响深远。杨胜刚在《黄灯论》一文中，曾提到两者的关系：“2000年4月，韩少功重回知青地汨罗，而汨罗是黄灯的出生地，韩少功的居处和她故乡只相隔几公里，对黄灯而言，韩少功的重返，意味着她在知识和现实的观照中，获得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入口，韩少功作为一名知识者落地乡村的举动，帮助她确立了精神方向，同时也锚定了内心的某种确定性。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种古老的知识者传统，因为韩少功的到来，让黄灯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可能。在她精神成长的过程中，韩少功对她的滋养不容忽视。落实到书写上，重新审视个体经验，审视个人在时代转型中的遭遇，成为黄灯精神重建的开始。自此以后，社会实践成为她主要的工作内容和生存方式，而这也为她后来的非虚构写作确立了观察入口和田野基础。”^[6]

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译林出版社，2024

如果说，《细节》显露了我非虚构写作的端倪，那么，此后《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我的二本学生》，则可以看作我在韩少功知行合一理念的感召下，在创作上的进一步尝试。说到底，“非虚构”并不单纯是一种文体上的简单选择，更是一种直面现实、介入现实，重新审视写作主体和现实关系后的精神选择。韩少功返乡的举动，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同样凸显了他精神的抉择和对当下知识生产危机的应对方式。我此前对知识界的不信任^[7]，因为韩少功的落地，让我确信了某种东西，也进一步锚定了内心深处的精神标的。“心坏了”^[8]和“脑坏了”^[9]的现实，预示着知识界必须在价值尺度的调整和知识生产的危机中寻找新的突围。这些深重的现实问题，自然无法凭一己之力去解决和改变，但在体制内的专业研究以外，能够通过自由地书写去表达真实的观察和思考，本身就是我写作转型落在行动的表现，也算得上我对韩少功实践观的落地尝试。说到底，韩少功对我的渗透式辐射，和舒文治一样，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写作观念的启发和精神世界的熏染上。换言之，在“汨罗作家群”中，我和舒文治作为韩少功的研究者，在研究中感受到的智慧启示和精神感召，本身就凸显了韩少功“乡贤”式返乡，在现实中散发的强大力量。更何况，在共处的时空中，因为互相的理解和看见，以及能够整合多方力量的便捷^[10]，这种有机的结构所产生的合力，本身就实现了对现实氛围和文艺生态环境的改变，当然，最直接的效果，是促成了“汨罗作家群”以更为清晰和成熟的面目出场。

细细说来，和潘绍东、魏建华一样，我的写作，同样获得了韩少功帮扶式的辐射，我对自己的写作认知，很多就来自韩少功精准而真诚的点评。多年来，每次完成新作，我都习惯性地发给韩少功看一下，总能获得他的鼓励和指点，韩少功一直如一个编外导师，对汨罗基层写作者的求助几乎是来者不拒，事实上承担了这个群体业余创作的辅导工作，每一个汨罗作家背后，都站着一个韩少功，是我最直观的感受。

2003年8月，我完成了首部长篇散文《细节》后，在兴奋中，想都没想就发给了韩少功，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一天之内就读完了，不但肯定了习作的价值和意义，也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修改意见，“大体上读完了。读时有痛快，有感动，也需要思考。这是一次井喷式的自由写作，一次精神的放血。父亲、家乡、亲友、少年时光、社会现状，一古脑地砸过来，有强大的冲击力和穿透性。我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勇敢，真是阴阳怕懵懂呵。当然也有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一、作品没有焦点，即使是散点透视，但散中也恐怕还需要有聚，有内在的（哪怕是稀薄的）结构。以文料为纽带，或以文意为纽带，都可以，但恐怕不能完全放弃节制、取舍、提炼以及打造。否则它可以是一个不错的作品集，但不是‘一个’作品。所谓一个作品，一个长篇作品，一定是独立地完成一个情感或思想的主题，准确地说，是一个体系性主题。这不完全是迁就读者的接受习惯，而是加强作品的强度和深度所需。好比做菜，或咸或辣，是需要设计的，五味俱全无所不有，虽然自由但并不一定就好吃。从技术上说，以你现在的身份，出版社可能也接受不了这么懵懂的作品。二、我喜欢这种和盘托出毫无保留的真诚，但也有点担心这种放血难以为继，太伤身体。如果你决心今后从事文学写作，就不光是赛短跑，还得有马拉松的准备。冲刺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很多时候还得注意积蓄体力。有些材料和感受在这里可能不便写透，没有写透，匆匆砸出去有些可惜。倒不如节省下来，在下一轮冲刺中充分展开。三、语言总的来说不错，但过分长的句子与‘老土’的色调不协调，可以作些技术处理。一般不用长句，要紧之时长句的情绪调动功能才会更见效。这里有辩证法”^[11]。仔细想来，韩少功这封邮件，对我影响极深，一方面，他的热情鼓励让我获得了写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让我清醒意识到了其中的不足，意识到那种情绪支配下的莽撞行为和真正的艺术创作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在我创作之初，韩少功就提醒我万万不可为了短期的目标，去过多透支和蹂躏生命中的宝贵经验。尽管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我的主要精力放在论文写作上，但这次练笔却让我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出口。韩少功从我的《细节》中挑出《暗夜深处》一节，推荐给了《天涯》，2003年第6期，《天涯》以《今夜我回到工厂》为题头条推出。从此，我成为《天涯》的作者，在随后的十几年内，《天涯》成为我业余随笔写作发表的重要刊物。我和《天涯》的缘分，因韩少功的提携而达成。

2016年1月，我写作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传播开后，出版社找我约稿，2017年2月，《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出版。想起来，从创作《细节》开始，到第一次出版书籍，这中间整整相隔了13年，我也从懵懂的青年时代迈入了中年。《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推出后，韩少功同样给予我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他写的推荐语：“三村苦乐百家味，一城贵贱两重天。这本书写得诚恳和慈悲，虽只是剖示一个家族样本，却不失为跟踪中国社会千年变局的一种微观史记，一份逼问过去与未来的深重忧思。”^[12]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当初对我的教诲和理解。尤其让我感动的是，2017年4月12日，韩少功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忙里偷闲，参加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的新书交流活动，与我做了一期以“在现实和写作之间”为主题的对谈。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2019年，在完成酝酿多年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初稿后，我像往常一样，再次发给韩少功征询意见。他尽管因为在外开会，没有完全读完，但在回复的邮件中提到了这个作品触及了一个大的问题，同时提醒我留意国外的同类作品，“不久前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乡下人的悲歌》，揭美国的问题，大卖之书，也是纪实的。你如未读过，或可当当一本。那也是写下层人的绝境，受害者们如何内化了施害的制度和文化”^[13]。尽管在写作之初，我凭借直觉，就意识到年轻人的问题特别重要，意识到中国教育市场化所面临的挑战，但因为常年浸淫高校，很多东西缺乏陌生感，反而在熟悉的日常中，意识不到它背后蕴含的巨大能量。韩少功的判断，提醒我应该更为郑重地对待这次写作。

2019年8月8日，暑假期间，我第二次登门向韩少功请教，他再次当面向我强调：“你要知道，你这本书在触及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在我印象中，韩少功很少用这种语气去强调一个事情。他从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被彻底市场化后所导致的精英教育后果分析，提醒我注意到“教育不平等，最后变成了人的不自由”的事实。也是在这次讨论中，强化了我来自直觉的一个判断，讲台下学生的命运变迁，他们出路日渐变窄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极为宏大的全球性的教育危机的背景。我笔下所描述的微观图景，其实正是全球化危机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局部症候。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韩少功提到了当下中国的教育，实践的重要性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他的基本理由是：“进入现代社会，一个拐点出现，中国的识字率到了96%，在这个时候，实践变得特别重要，实践就如当年的读书，变成了一个大神器。而我们对教育的相关的考虑，完全还在延续中世纪以来对教育的崇拜，读书就是殿堂、知识就是力量，开卷有益，完全不知道现实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如果从深层来考虑，从知识生产的历史来看，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由此，他清晰描绘出了教育的怪圈图景，“我在反对应试教育的时候，我又在巩固应试教育，我在反对文凭歧视的时候，我也在巩固文凭歧视。我在反对连锁垄断的时候，我又在巩固连锁垄断”。随后，韩少功还从具体的写法上，给我提了一些建议，诸如“除了亲力亲为的，取材范围扩大一点。不一定有很多议论，但是你的叙事，本身会激发人的震惊感”。“要保留原稿的真切感，大体的结构不变，但材料要整合，不要拘泥这个班的材料，用其他手法，将其他材料拽进来。”“写法上，不但要有思想锋芒，还要很好看。现在有点拘束，拘泥亲力，但是有些东西，不是亲力，但是亲闻的，同事朋友，二手资料，这本书，都可以用，如果有必要，目标是为了将教育问题谈深一点。”他甚至提到了书的出路，如果有些讨论过于尖锐，可以“暂时别考虑能否出版，先写出来再说”，在他眼中，对教育的审视和批判很有必要，“我觉得现在很多批判，缺乏深度，什么经济制度啊，企业啊，其实很多人在教育这一块，很少有人去谈论这个问题，他们不知道教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体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始终记得那个下午，在韩少功八景梓园的朴素客厅里，我长久以来积累的直觉，在碰触到他高屋建瓴的分析后，那种思想交流所带来的洞见闪电，给予我的激动和震撼。我感觉自己一片混沌的直觉，在他清晰、深刻的梳理和提醒后，忽然变得五官端正、棱角分明。事实证明，韩少功的判断，完全吻合了书籍出版以后所面临的境况，不但关注的人多，读者的不满也来自他提到的各类可能。遗憾的是，因为个人能力的局限和自己对“非虚构”的偏执理解，在作品后续的修改过程中，我并没有完全落实韩少功的建议，但他对教育的理解和对现实关注的热忱，让我深深感受到身边有这样一位毫无保留的智者，是多么的幸运。在我眼中，韩少功所做的一切，要远远超过很多具有师者身份的人。韩少功对我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我在教学过程中，带学生的方式。我模仿他给学生推荐稿子，模仿他看到学生的任何优点，模仿他有耐心地对待学生的求助。尽管韩少功不是我的老师，但他和我的导师一样，同样给予我极深的影响。2020年8月，《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韩少功再次欣然给我写推荐语，“一种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迸放出细节、情感、理想的火热力量，直指人类历史千古难题——等级制及其支持系统不断再生的风险。破题不等于解题，但破题已是觉醒，已是曙光初照，是文以载道传统的及时入场和前沿抗争”[^14]，在我看来，这短短的几句话，包孕了韩少功对我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提携，这种力量，一直成为我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底气。

回想起来，在我有限的非虚构写作过程中，韩少功不但始终以他敏锐的思辨和广阔的视野，给予我最为贴切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他还愿意从一些特别具体的层面，诸如帮助投稿、写推荐语、参加新书发布活动，来一点一点促成我写作的成熟和完善。韩少功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强化了我对“非虚构”的理解，他让我明白并坚信，非虚构写作应该把个人对现实的观照、理解和对现实的困扰上升为公共议题，“非虚构”作品不应仅仅停留于对零散的个人处境的呈现，而应直抵零散背后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并尽可能将这些“中国经验、议题和困惑”置于世界性的背景中加以观照并解释。隐隐约约中，每次动笔写作新的作品，我都感觉作为写作主体，自己身上肩负着通过非虚构写作实践，在厘清时代问题、看见普通个体艰难处境层面上，负有更艰巨的使命。

和别的写作者相比，我的幸运在于，因为韩少功重返汨罗，他的思想性对我而言，变换为可知可感的在场性。在我的思想和世界观尚未形成、文学经验并不丰富的青年时代，我由此获得了一个从学理层面深度理解他的机会，由此通过切近的观察和交往，更强烈地感知到何为真正的大作家，何为真正的经典作品。正是在跨越多年时空，努力走近韩少功的过程里，他的文学成就、宽厚人格和深刻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并从精神上引领我目光向下、关注身边的世界，唤醒我作出越来越清晰的精神选择。当他的作品和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坚守逐渐沉淀为我的精神资源时，从身边的现实链接更广阔的世界，也就成为我非虚构写作过程中的自觉选择。

——算起来，韩少功自2000年定居汨罗后，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返乡，让多少人的生命变得充实而丰盈，而我不过是“汨罗作家群”中幸运的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清晰地看到，韩少功作为汨罗文学的守夜人，之于我和我的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意义，之于汨罗文学生态乃至汨罗文化的重要意义。就像杜甫之于成都，韩少功之于汨罗，具有同样重要的辐射价值。正是因为他，汨罗才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独特的精神高地，也正是因为他，“汨罗作家群”才得以形成，而我才得以拥有机会，从这个群体缓缓走出。◎

2022年6月10日初稿

2023年10月4日修改

✦ 黄灯，湖南理工学院韩少功研究所

【注释】

[1]韩少功：《人生忽然》，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第259页。

[2]本文所指的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均在20世纪范围，后文不再说明。

[3]黄灯：《韩少功的精神世界》，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2。

[4]黄灯：《细节人生（代前言）》，载《细节》（未刊稿）。

[5]黄灯：《诗意的坚守（代后记）》，载《细节》（未刊稿）。

[6]杨胜刚：《黄灯论》，《作品》2021年第6期。

[7]我曾在《天涯》（2012年第2期）发表文章《知识界的底线何在》，表达了自己对知识界的思考和批判，显露出对知识界的不信任。

[8][9]郝庆军：《九问韩少功——关于文学写作与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传记文学》2012年第1期。

[10]在舒文治、黄灯等人的努力下，国内很多文学活动得以在湖南汨罗进行：2017年8月15—17日，“爱故乡”团队在汨罗做了“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工作坊”，同时将湖南汨罗长乐镇确立为全国首个“爱故乡·乡土书写实践交流基地”，并授牌；2018年5月7日，《花城》团队在汨罗八景峒和韩少功多次对谈；还有汨罗政府和作协组织的影响深远的诗歌奖项及屈子文化园的各类文化活动。在这诸多活动中，舒文治的多重身份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作为作家的韩少功得以通过汨罗辐射到更为广泛的地方，当然，最为直接的辐射是汨罗，是汨罗作家群体。

[11]韩少功2003年11月回复黄灯邮件。

[12]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封底。

[13]韩少功2020年7月26日给黄灯回信。

[14]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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