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雨｜还原“活的”历史人物及“非虚构”圆整再现——评陈歆耕的历史题材非虚构写作

《南方文坛》

2024年第 4 期

还原“活的”历史人物及“非虚构”圆整再现

——评陈歆耕的历史题材非虚构写作

文 · 郝 雨

在文学体裁的大家族中，虚构、想象、“神与物游”和“高于生活”的创作，当然是文学的本体状态。但也一直同时存在多种不属于虚构及纯粹想象的品类，大概可以列出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历史散文、情景散文等，都是经典规范的文学品种，基本上对于非虚构类创作无所不包。而近年来，“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学”的名词突然走红。而且，显然这样的新名词又并不是为了把前面那些概念加以归类的简称。虽然其亦具有这种归类的作用和功能，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与那些合法概念并列的一个新的专用术语。那么，非虚构文学体裁既然已经有那么多兄弟姐妹，为什么还有再生一胎，它和以前的那些品类又具有怎样的根本区别？这是必须加以明确和认定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拙文所指向的陈歆耕非虚构创作的特殊价值展现出来。

其实这一概念的源头应该在西方，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由美国自由作家雪莉·艾利斯编著的《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一书，非虚构文学写作在我国登堂入室。尤其是经《人民文学》的提倡，非虚构写作逐渐迎来爆发期。韩石山《既贱且辱此一生》、郑小琼《女工记》、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代表性非虚构优秀作品先后面世，被称为21世纪当代文坛一股重要潮流。关于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已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定义，既然生出一个与前并列的概念，无疑就会有各种不同于前的解释。这里无须多论。而在笔者看来，非虚构写作在创作实践的落地，应该是更适合在史传领域实施和展开。而至今这方面最有成就的，便应该特别提到陈歆耕的历史题材非虚构写作成果。

军报记者出身的陈歆耕练就了一副用事实说话的笔墨。在现实题材的非虚构写作中早已成果斐然，轻车熟路。前些年就已出版《青春驿站》《海水下的冰山》和长篇报告文学《点击未来战争》《废墟上的觉醒》《赤色悲剧》《小偷回忆录》等。然而，最近这几年却一头扎进了遥远而又朦胧繁杂的历史，专注于性格独特和人品复杂的历史人物，从龚自珍到蔡京，先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剑魂箫韵：龚自珍传》《蔡京沉浮》，包括历史文化随笔《何谈风雅》，其中所涉历史人物和事件众多：柳永、范仲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历史人物纷纷登场，史实与史识兼容，反思与吟咏并举，人物与事件叠现。完全采用“非虚构”笔法塑造人物，书写历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非虚构历史人物创作风格。而以笔者拙见，刚刚出版的《蔡京沉浮》，应该是把陈歆耕的非虚构历史书写推上了一个高峰，无论是在传记类历史纪实写作，还是纯文学的历史人物创作体裁方面，《蔡京沉浮》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当代作家的非虚构写作，尤其是历史题材的非虚构写作，陈歆耕已自成一家，并已成为当代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历史是遥远的过去。历史常常给后人留下许多未解之谜，历史在许多问题上经常会呈现出扑朔迷离。正是由于历史本身的多义性和多解性，历代文人墨客也就不断以自己的视角和方式对某些历史朝代、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书写。而历史的复杂首先就在于，已经过往并被书写过的历史，总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事件和各种各样的人物构成。而这大大小小的事件，即使是在其发生的原本过程中，也经常会真假难辨。尤其是其中的细节和人物关系及具体心态，即便是在事件发生的当初也经常会以假乱真，事实的记录和传播往往离真相很远。但是，既然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总会有还原真相的路径和渠道，甚至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而事实真相的浮现，又经常会在拉开了一定的时空距离之后，才显露出来或者被展示出来。这也就为后人的重新书写留下了依据和空间。

陈歆耕：《蔡京沉浮》，作家出版社，2022

一般来说，文学创作的根本性质是虚构，是通过文学家和创作者的想象，塑造人物，结构故事。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一切都在想象之中。而坚持“非虚构”创作的陈歆耕，其基本动力和动机就是要追寻历史真相，就是力图澄清历史的迷雾，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当代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对于蔡京的写作，由于蔡京一直以来都是历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之一。而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任何简单化的或者以偏概全的评价和认识，都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蔡京。而正如陈歆耕在书中所全面展示的，蔡京的历史评价一直偏负面，其中很多原因是受到当时政治斗争环境的制约。而历史上政治斗争的成败，往往会“成者为王败者寇”，直接影响到某些历史真相的遮蔽。至于“蔡京最遭人诟病的罪状，当然是对政敌元祐党人的重拳出击，让他们不复有翻转的机会”。从本著中可以看到，北宋晚期朋党相斗手段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卑鄙，双方皆有逃脱不了的干系。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文人因利益之争相互比“恨”、比“狠”、比“诈”、比“毒”、比“黑”，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其丑陋的一面。蔡京正是在这种相互恶斗的环境中，煎熬成了被世人厌恶、被千古唾骂的罪人、奸人。因此，陈歆耕认为：“我们有必要在塞满迷雾的纷纭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来精细考察历史人物的形迹，庶几才能稍稍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笔者用一本书，为这样一个奇特而复杂的历史人物做一次精神图谱的透析，为其浇灌一尊铁铸的塑像，是不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1]

关于“深描”的概念，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通常的解释是，与传统民族志方法的“浅描”相对应，所谓“浅描”也有学者将其称为“细描”。因为这种方法是如同照相机般地将人类学者观察到的细节一一拍摄下来，力求客观与细致。但是，格尔兹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中，他显然将两种方法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深描”的方法能够区分出各个瞬间细节的不同内涵，判别出其中蕴含的不同意义，而“细描”只会将细节看作不带有意义的同样的动作。实际上“深描”是建立在“细描”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细描”的细致观察，无法发展出“深描”的解释方法。所以，“深描”可以理解为描述性解释，即对解释之解释。格尔兹虽然没有给“深描”以明确的定义，但是他认为“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阐释，此外还有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阐释”。阐释的基础在于理解，理解的目的是给出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深描”是对符号形成的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那么怎样对文本进行解读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如格尔兹提出如何能够进行第一层解释也即书写文本。人类学者需要对文本进行理解并进行解释，这引出两个问题：首先是研究者如何能够理解当时当地人对符号的理解，其次是研究者在二层或三层阐释时是否存在标准^[2]。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 译，译林出版社，2014

总而言之，就人类学研究方法体系来说，“深描”“浅描”的概念功能的争议也许过于深奥玄妙，但是，这种强调在“细描”基础上，即力求客观细致的前提下，通过“深描”的方法区分各个瞬间细节的不同内涵，判别出其中蕴含的不同意义的研究方法，还是我们的“非虚构”历史写作值得借鉴的理论和经验。

显然，“深描”的方法归根结底是追求一个“深”字，而“深描”的实现，则是从“区分出各个瞬间细节的不同内涵，判别出其中蕴含的不同意义”，从而达到对于历史对象的整体性的深入阐释。就以陈歆耕的《蔡京沉浮》来看，基本上就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一段时间以来，陈歆耕把自己的视角集中到我国文化的历史深层。尤其是对于宋代的历史，他搜集了大量史料。就在阅览宋史史料时，将断断续续迸发出的感受，整理成短篇文字，汇集在《何谈风雅》随笔集中。接下来，在反复斟酌后，决定选择在北宋末期有过轰轰烈烈表演史、名噪一时的人物蔡京，确定把这位被很多宋史写作者忽略的特殊人物作为聚焦的对象。

陈歆耕：《何谈风雅：陈歆耕历史文化随笔》，作家出版社，2020

关于蔡京，稍通历史者几乎无人不知，他不但是史上的一个“巨奸”，还是当时的“六贼”之首，有《宋史》所录为证：“是时梁师成、李彦，以聚敛幸，朱勔以花石幸，王黼、童贯以开边幸，而京为之首，天下号为‘六贼’。终致靖康之祸。”尽管在后人研究“靖康之难”的文字中，已有一些较客观的分析，认为将蔡京视作“靖康之难”祸首有欠公正、客观，但要彻底洗刷掉蔡京“奸”和“贼”的污迹，毫无疑问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陈歆耕在搜罗有关蔡京的史料时，越是读到那些“细描”的文献资料越是感到其中不少文章为我们客观认识蔡京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依据。其中有文称：“他功大于过，应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对此很难做定论，其人的“功”与“过”应作三七开、五五开，还是四六开？这就很难说清楚了，即使应用今日之计算机，也难做精准的统计，这也许就是“浅描”所不足之处。因此，就更加激发了作者“深描”蔡京的动力。而且，陈歆耕说他感兴趣的是蔡京人格的复杂性。尤其是此人人格形象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官场人格”，这样的人格，也只有在一种特殊的土壤和场域中才能滋生和形成，将这样一种特殊人格当作典型的标本来解剖，是一件具有挑战意义的事情，是驱动笔者为蔡京写一本书的最原始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源。也正是对于这种“官场人格”的发现的深挖，起码奠定了这部《蔡京沉浮》的重要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陈歆耕说，他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是人格复杂的人物研究，其根本的兴趣点正是在于研究人。而他要解剖“官场人格”，却并非意在彻底否定这样一种人格。而是完全以一种中性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种人格，既非轻易地褒扬，亦非轻易地鞭挞。他说，我认为在合格线以上的“官场人格”，起码应该根据层级不同，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和管理能力，否则不适合成为官场中人。那么，本书涉及的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千古一相，柳永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婉约派词人，假如让柳永也坐到宰相的位置上，诸位会觉得合适吗？很简单，柳永不具备宰辅的“专业”才干。所以，在陈歆耕看来，“官场人格”有多种类别、层级，并非人人皆能具备。蔡京是具有典型的“官场人格”的官员，所以他能四次入相，任相长达十八年又六个月。在官场长袖善舞，正是“官场人格”的重要标识。蔡京的人生轨迹、仕宦沉浮，仅仅是本著的一根藤蔓，用这根藤蔓可以牵出更多令人或惊诧或唏嘘或瞩目或仰望或垂泪的甜果、苦果、恶果、毒果、烂果……

于是，陈歆耕对于蔡京极为复杂性格和人生历程的“深描”，紧接着就从所谓“第一级阶梯”拉开了序幕。全书从一个最核心的评价问题切入，那就是，按照某些传统史学观点，“宋朝政局，譬如养大疽于头目之上，种其毒者为王安石，溃其毒者为王黼诸人，中间养成祸乱至于不可救者，则为蔡氏父子”^[3]。陈歆耕认为，如果北宋下半场历史的轨迹如此简单清晰，那么我的这支笔完全可以掷到一边去了。首先，南宋王朝及其摇尾文人把“靖康之难”主责归于“蔡氏父子”，乃至连同王安石一起绑架，就完全偏离了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当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南宋赵家后代是不会把罪责归咎到赵家兄弟和前辈身上去的。因此，蔡氏父子与力推新法的王安石，就成了舆论中的“替罪羊”。但我们也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蔡京、蔡卞兄弟进入北宋政坛的前期，确实与王安石脱不了干系，他们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关联，是需要我们细细考察的。史料记载，蔡京、蔡卞兄弟俩都是喜读书、智商极高之人，蔡京四岁时即熟读四书五经，且能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背如流。人们绝不会想到，这个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幼童，日后居然成为践行“先天下之乐而乐”的超级享乐主义者。

自此开始，蔡京的人生轨迹，以及整个历史背景的波澜壮阔和细针密线的“深描”，扑面而来。

最早提出“活历史”是李大钊1924年5月的《史学要论》。这是史学领域的重要思想，具有理论的深刻与实践的激情相结合的特点。其主要论点是：第一，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历史本身；前者“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后者才是“活的历史的本体”；第二，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所谓活的历史”，“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天天在那里翻新”^[4]。在西方，约翰·托兰在《约翰·托兰自传：我眼中动荡的20世纪》认为，好的历史著作就是“活的历史”。他的写作信条是：“不应当以自己的观点来讲述，而是像一出戏那样，让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重演，这才是所谓活的历史。”^[5]

▲李大钊：《史学要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约翰·托兰：《约翰·托兰自传：我眼中动荡的20世纪》，郭强、张顺生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

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想象与虚构，这是历史传记与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最大最根本的区别。但是，在历史的真实性上要把传记写好，把传主“写活”，又离不开文学性的表达手法。当然，传记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而作为文学，虽然不能对人物故事进行虚构，但在表现手法上却必须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在这一点上，陈歆耕的历史人物书写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细节真实和趣味性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而且在这两个方面得到很多作家及读者认可。评论家李建军曾经评论陈歆耕那部龚自珍的传记是一本有趣的书，被书中很多有趣的细节打动。如龚自珍评价自己的父亲“稍通气”，评价自己的叔父“一窃不通”，说完之后哈哈大笑。这些细节的描画也有赖于作者对龚自珍资料掌握的翔实^[6]。

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格和人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的。一个历史人物性格和情感世界有多么复杂，其所经历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局势以及历史环境就有多么复杂。尤其是那些在历史变革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其人生之路和人格走向，基本上都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潮起潮落、风云变幻的投射。《蔡京沉浮》的非虚构写作，就正是在还原“活的历史”的真实氛围和大环境下，追溯蔡京的圆整形象和原本人生的。

其实，本书一开始就对当时的大宋王朝进行了宏观评价和定调：

大宋王朝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实在是一个让人品味不尽的王朝；

是一个可以从无数不同向度审视的王朝；

是产生“溪上青山三百叠”般巨公名贤的王朝，也是滋生一大把遗臭万年的巨奸小丑的王朝；

士人精神极度张扬的大素与滴答着污水的抹布，不协和地缠绕在这个王朝的殿柱上；

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拥有星河般璀璨的诗文大家，也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让人感到特别地“窝心”“糟心”“痛心”；

…………^[7]

所以，这个王朝的特殊性在于，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巨大阐释空间，因而也诞生了蔡京这样的难于说尽的历史人物。

蔡京一生的起起落落，以及最终的遭遇和结局，仅以其《第四次任相和罢相》一章中的故事进行阐述，即可管中窥豹。其中有一节为《丧家之“犬”》，如此写道：

这就是一个原本的真实的蔡京，这就是蔡京的被整个政治环境和社会历史一步步推动以及被整个社会历史注定的命运。

限于篇幅，本文对于陈歆耕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化语言和艺术性表达的特色不做详细分析。在此我只强调一句，就是陈歆耕的每一部历史书写，都可以说是一道亮丽风景线。文笔精彩，佳句叠出，妙语连珠。读者可自去品味。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蔡京沉浮》的阅读，一定不要简单理解为是为传主翻案，那就太降低了这部大著的价值。文学史上的任何佳作，往往都会蕴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所以，关于本书的写作动力和意义，作者在自序中就有些交代：“其实，我为什么要写蔡京？看过书的人，能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无论我这里怎的喋喋不休，还是不明白。那就让它如小舟随风漂流，是漂入大江大河，还是漂入芦荡苇丛，都会让笔者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欣慰。”也许，这就应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经典名言；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部书也就有了反复咀嚼的魅力，同时也就有了值得更多关注和研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 郝雨，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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