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
2024年第 4 期
文 · 李欧梵
近日重读夏氏兄弟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台北联经，2019，以下简称《书信集》），共5卷，时间从1947年到1965年，每卷500页左右。记得出版时我对编者季进教授说：这套书信集太宝贵了，特别是对于他们二位生前的学生而言。大部分的读者都想从中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和启发，而我却被内中的另一些内容吸引着了：信中谈好莱坞电影的何其多！我也是个大影迷，能够和夏氏兄弟作一个想象的对话，谈谈老电影，不亦乐乎。此文从一个“边缘”角度切入探讨，向他们请教几个问题，并作一个初步的阐释。
夏志清、夏济安：《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自己有一个对等的观影经验：夏氏兄弟当年看过的好莱坞影片，一半以上我在台湾也看过。1949年我还是一个10岁大的孩子，随着全家到台北附近的一个小城新竹定居，先念小学，后念中学，一住就是8年。此时济安师（1916—1965）30出头，志清师二八年华（1920—2013），兄弟二人初露头角，才华横溢。内战爆发后，济安师匆匆从北平到上海，后来又经过香港到台湾。志清师长途跋涉到美国东部的耶鲁读书，在给乃兄的第一封信中（1947年11月21日），就开始谈电影。他在赴美船上看了两部B级片：《丹吉尔》（Tangiers，1946）和《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945）。后者是根据王尔德小说改编的文艺片，主角是一个长生不老的艺术家，后来突然变老了，文艺片也变成了恐怖片。志清师在船上看电影理所当然，可以打发时间，更是一种暂时逃避现实的方式。抗战胜利不久，解放战争爆发，逃难潮中的难民买机票、船票、火车票，也是一票难求。夏济安花了1900元——他4个月的薪水——购买一张从北平到上海的机票，让我想起《北非谍影》（Casablanca，1945）中的那个中立的维奇（Vichy）政府公安队长手持两张机票，难民争抢的情况。夏氏兄弟的书信集里似乎没有提到这部名片，我看过无数遍，一时就会情不自禁哼起片中的主题曲“As Time Goes By”。夏志清在船上看的《丹吉尔》和《北非谍影》类型相似，但远较后者为差，不值一提，故事背景同样指涉纳粹德国即将进军北非，这个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为他们所处的大时代添加一份“历史的不安”。
夏氏兄弟的观影习惯似乎早就养成了。当年在上海看电影是年轻人——特别是公子哥儿——的共同嗜好，也可见当年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商业魔力（所谓“八大公司”，我至今尚未确定，应该包括MGM，Paramount，20th-century Fox，Warner Brothers，Columbia，Universal，Republic，RKO-Radio。Disney并不在内）。在那个时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已经是资本主义商品全球化的表征，夏氏兄弟看过的影片数量惊人，如果把书信集中的影片罗列出来统计一下，至少有一二百部吧。尤其是夏志清，不但保持影迷的身份，而且到了痴狂的程度，在一封信中（1949年1月7日）把1948年好莱坞的十大最卖座影片和十大明星都罗列出来。这十大卖座片，我发现我至少看了8部，内中我认为最有名的一部《红河》（Red River），偏偏是夏氏兄弟不喜欢的西部片。当然见仁见智，不足为奇，令我惊奇的反而是十大明星全是男明星，叫座的女明星不多，有Joan Leslie，Olivia de Havilland，Rita Hayworth和Dorothy Malone等，现在大多被遗忘了。我曾在拙作《我的观影自传》中列举不少自己喜欢的名片。幼时看得最多的女明星是伊漱·惠莲斯（Esther Williams），她专演游泳片，露出一双大腿，可与跳大腿舞的歌舞片明星Betty Grabble比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男性观众看女明星的身体，是一种偷窥的行为，我个人的经验并非如此。
1949年我随全家到台湾的时候年仅10岁，在小城新竹念小学和中学，狂热爱上好莱坞电影，走火入魔，竟然时而逃课。不错，伴着我长大的也是好莱坞电影，唯一不同的是新竹的大戏院比起上海的大光明戏院显得寒酸多了。后者是上海都市文化的坐标，专演米高梅和派拉蒙的巨片，前者也演大公司的首轮名片，在我中学时代是鼎盛期，在此看过《撒克逊劫后英雄传》（Ivanhoe，1952）、《圆桌武士》）（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1953）等名片。我的英国历史都是在电影院里学的。如今大戏院变成了电影资料馆，约10年前我进去参观，主持人特别为我剪接了20多分钟的《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1954），乃我当年的挚爱。片中有数首动人的插曲，由马里奥·兰沙（Mario Lanza）在幕后主唱，歌声缠绵动人，听得我泪眼汪汪。一般影评人对此片评价不高，我却情有独钟，片中有五六首歌曲，我百听不厌。
▲Ivanhoe，电影海报，1954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电影海报，1953
时当20世纪五十年代初，看电影也是我中学时代在新竹最喜欢做的事。我把那本《我的观影自传》献给我的中学同学，我们都是看电影长大的，有时候竟然大胆逃课骑单车去大戏院看电影。事后反思，这才是我这一代的“成长教育”（Bildungsroman）。从影片中去探世界，在戏院的银幕上看到的远比生活现实多彩多姿，电影看完了，我的幻想却越来越炙热，于是发奋到美国留学。年轻时代我对于美国的知识也是从电影得来的。作为一个小影迷，我远远比不上夏志清，他所看的参考数据是好莱坞的当家刊物Variety，我在新竹街头可以看到Photoplay和Screenplay之类的类似刊物，还有《时代杂志》的电影版，把影星的“八卦”稍加剪接，就成了一篇影评文章。志清师在上海报纸上撰文大谈好莱坞导演，我在新竹小城也写过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文章介绍数十位导演，投稿给《大华晚报》的电影版，结果被编者删成不到1000字的短文。为什么我在中学时代做的傻事竟然和夏氏兄弟如此相似？
在《我的观影自传》中，除了Esther Williams 的游泳片，我还回忆看过的Gene Kelly的歌舞片、艾洛弗林（Errol Flynn）的海盗片、罗拔·泰勒（Robert Taylor）的宫闱片和约翰·韦恩（John Wayne，港翻译尊荣）的西部片，他的搭档导演是约翰·福特（John Ford）。记得我初进新竹中学，校方就招待全体同学在大礼堂看一场西部片，原名是My Darling Clementine（1946），夏氏兄弟也看过，在信中写成My Dear Clementine，以为是文艺片，其实这部经典西部片描述的是美国西部历史上的一场有名的枪战决斗。大概夏氏兄弟对西部片没有太大的兴趣，还有一部《驿马车》（Stage Coach，1939）也未见提起。志清师仅仅在卖座名单上列出Alan Ladd，他后来主演的《原野奇侠》（Shane，1954），被公认是西部片的经典，我看了两三遍。夏氏兄弟对西部片和歌舞片并不热衷，而我在年轻时代，在父母亲容许甚至鼓励之下，看了不少米高梅公司的歌舞片。有一部《花都舞影》（An American in Paris，1951），是新竹中学教美术的老师带全班学生去看的，最后那一场舞蹈足足有20多分钟，把葛许温（George Gershwin）的舞剧全盘演出，我看得眼花缭乱，走火入魔，片中的色彩太鲜艳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位美术老师的教学方法也非常大胆。夏氏兄弟在上海看电影，是一种时髦，我在新竹小城看电影，却自认是一种另类的教育，印证了“成长教育”本来的意义。
李欧梵：《我的观影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然而夏氏兄弟在书信中提到的另一件当年影迷所做的事却是我前所未闻：世界各地的影迷可以直接写信去向好莱坞女明星讨玉照。志清师为友人作这种差事似乎不胜其烦，这毕竟不是他的品位。粉丝（fans）这个名词，可能也是当时兴起的，八大公司的宣传无所不用其极。
张爱玲在《不了情》中把上海的电影院比喻为皇宫，冠冕堂皇，是浪漫幻想的好地方。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也写过一本观影自传，把电影中的世界和戏院外的世界作强烈的对比，于我心有戚戚焉。在那个匮乏的时代，无论是在上海或是意大利，唯一可以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我的心灵空间——就是电影院。
1947年12月17日的信中，夏济安无意间写了一句令我费解的话：“北平的电影院僵局没有解决，好久没有看电影了，也有点上瘾。”（《书信集》卷一，第46页）僵局指的是什么？影院付给八大公司的影片租金不够？越是战乱不停，越是想看电影，甚至可以上瘾，和抽鸦片一样？这个心理现象，我不得其解，也许可以做一个“影迷”的定义。
志清师看的电影比济安师多，天时地利，他坐巴士到东部途中路经芝加哥，也不忘在信中提到影院演的是什么新片，济安师则回信报告上海的影院演的是什么新片和旧片。令我吃惊的是几乎同一时间他们也在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信中交换意见，而且不乏真知灼见，令我佩服之至。二人都不喜欢伊凡，但伊凡却成了我心目中俄国知识分子的偶像。多年后志清师在纽约曾与我和妻子畅谈俄国文学，原来他对俄国小说和“新批评”理论以及电影经典一样，一视同仁，都收归己有。
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臧仲伦 译，译林出版社，2021
志清师除看电影之外，同时也读最高调的文学杂志，A级文学批评和B级影片混在一起，成了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这类高调的小杂志如The Kenyan Review，The Southern Review，The Sewanee Review，所刊登的都是“新批评”理论大师如Cleaneth Brooks和Robert Penn Warren的文章。夏志清在耶鲁课堂上得到他们的教诲，所写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的论文都是九十几分。在这一方面，我只有仰慕的份儿。然而还是好奇：读严肃的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提升看通俗电影的品位？通俗的影片中是否依然可以感受到文学气息？有的导演专门改编文学名著，但不见得成功，有的导演貌似通俗，但文学品位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是一种机智，也可称之为世故（sophistication），刘别谦是一个代表人物，也是夏志清晚年最津津乐道的好莱坞导演。
在1949年3月25日致乃兄的信中，夏志清第一次提到刘别谦（Ernst Lubitsch，1892—1947）过世的消息。刘别谦是谁？他是夏公最崇拜的导演，也是上海影迷最崇拜的导演，否则不会为他起一个中文名字。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献给夏公，文中介绍三部刘别谦影片，内中有一部名叫To Be or Not To Be，显然是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主演的是喜剧明星Jack Benny。在片中他扮演二战时期的波兰间谍，把德国军官骗得团团转，夏公特别喜爱此片，至少看了三遍，并且论道：“刘别谦的名片，却要年龄大，阅历广后才能充分欣赏。”这位来自德国的导演的风格，夏公称之为机智（wit），不仅在对话，而且在于文字无法表达的视觉机智（visual wit）：“他的电影里，很多场面没有对白，但此时无声胜有声，导演手法之简洁细腻，近三十年来，无人可及。”所谓The Lubitsch Touch就是指此，或可翻译为“笔触”（法国新潮派影评家把摄影机视为笔）。
我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是从母亲口中，她说当年她最喜欢的一部影片是《璇宫艳史》（The Love Parade，1929），事隔数十年后，还记得唱该片的主题曲。夏公对刘别谦的赞语一如他的文学批评：论其聪明和机智（wit），刘别谦实在堪同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和17世纪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Jean-Baptist Moliere，1622—1673）比美，夏公提到的这两位剧作家都是文学史上被公认的大师，是否在暗示刘别谦在20世纪电影史上的地位，可以比拟蒲柏和莫里哀？如果夏公再世，真想向他请教。他激赏刘别谦的机智，片中不但对话妙语如珠（wit），而且另具一种文字无法表达的他所谓的“visual Wit”。我把Lubitsch Touch译作“刘别谦笔触”，以标出它的文学性。我在文章里还举了两个例子，Ninotchka（1939）和《街头小店》（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1940），都是喜剧片，但令观众感到刘别谦的笔触笑中有泪。刘别谦带给好莱坞一点欧洲文化的世故，甚至还夹杂一点乡愁，他毕竟是二次欧战流亡到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
1948年刘别谦逝世，享年才55岁。夏志清在给乃兄的信中提了一笔（《书信集》卷一，第268页），背后似有感叹之意，也意指刘别谦的去世代表好莱坞一个时代的结束。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开始看法国新潮派的影片Chabrol的《表兄弟》（Les Cousins，1959），无形中对好莱坞的热忱减低了不少——只剩下一个刘别谦。这位独一无二的导演最后的一部影片叫做Heaven Can Wait（1943）我看过，竟然和上帝开玩笑，也是喜剧。
济安师于1965年、志清师于2013年先后辞世。《书信集》大概从三四卷起谈电影少了，兄弟二人讨论的题目转向美国汉学，但还是不忘电影。我在翻阅时无意中发现：1958年6月10日夏志清写给夏济安的信中（《书信集》卷三，285页），竟然提到两部西部片：The Gunfighter（1950）和High Noon（1952），乃根据一位影评家Dwight MacDonald的意见。两部片子我都看过，都是西部片中的出类拔萃之作，然而我的意见恰好相反，觉得后者较前者有创意。片中的叙事时间和观影的时间相同，都是一个多小时，如今后者被视为经典，而前者已被遗忘。《书信集》中志清师不时还会提到最近看的电影如《环绕世界八十天》，他认为奇差无比。这个时期关于文学的讨论（包括关于美国大学里的中国研究的讨论）大幅增加，济安师一心希望在柏克莱或华盛顿谋得一个满意的职位。书信中仍然提到电影，但兴趣似乎大减。
▲The Gunfighter，电影海报，1950
▼High Noon，电影海报，1952
刘别谦死后，志清师对于电影的兴趣似乎也降低了，但不忘向乃兄报告自己看过的好电影。我赫然发现英玛褒曼的The Seventh Seal（1957），这是一部存在主义式的宗教寓言，我初看时目瞪口呆。兄弟二人还看了James Bond和歌舞片，他们交换意见的最后两部影片都是歌舞片：法国片《秋水伊人》（The Umbrellas of Cherbourg，1964）和美国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1964）。夏志清致夏济安信：“年假我们全家看了My Fair Lady。”（《书信集》卷五，第601页）志清师结婚生子之后，在事业和家务双重压力之下，看电影也变成一种娱乐，虽然这部歌舞片拍得非常出色。
如果我们把夏氏兄弟一生看过的电影作一个年表，也可以勾画出两个影迷的不同品味：志清师比较喜欢好莱坞影片，济安师的品味反而较杂。我在台湾大学曾在学兄刘绍铭带领下，到他的宿舍亲聆他大谈日本电影。他们虽然把电影和文学并置，但是并没有演练出一套电影欣赏的“新批评”理论，也没有提到窥视问题。也许从济安师喜欢的少数女明星中（如Joan Leslie）可以找到一点他对女性感情的蛛丝马迹，这是另一个挑战，《书信集》的编者、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正在作此研究。至于我自己，也不大看好莱坞电影了，然而本文提到的影片，特别是经典佳片，不论是B级或A级，我至今都念念不忘。◎
——2024年3月24日初稿，4月6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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