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学价值

为什么要谈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学价值问题？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新的成就，但也出现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迫切需要重提文学的本体价值，同时必须以新的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面对当代新出现的文学现象。

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急剧向商业化、市场化转型，先锋文学话语实践的自我调整，教育和学科体制的恢复，传统的以经验和意识形态为背景的社会学批评（无论是意识形态批评还是打着“审美”旗号的反意识形态批评）失效了，两本新出版的文化评论著作引起了许多批评家的关注。一本是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了中文译本。该著作努力以马克思的存在与意识、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思想探讨近现代英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变迁。另一本是《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由留学美国、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年轻学者唐小兵编选，1993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所谓“再解读”，就是以新理论梳理老问题，重新理解一些已有结论的经典文本，按其编者的表述，就是“重新进入文本，重构文本的语境和体制，并由此进一步梳理和解读文本与泛文本之间的间隙、共谋、不对称和互相补充。……使我们更好地进入当代日益发达、并开始无微不至地渗透进我们的文化、精神生活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进行批判，并由此‘着手新的开放型文化的建设工作’”。这两部著作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中文系师生和文学批评家对新批评及其经典《文学理论》的热爱，诸多从事文艺学、中国现当代（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从文学文本的审美阅读转向文化研究立场的阅读，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选题也从作家和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转向了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研究。

文学研究立场的转变，不仅改变了文学理论批评试图通过“内部研究”“审美方式”改造简单粗暴的社会学批评的路线，也使马上要发热的后现代思潮很快退烧。文学理论批评扩张了自己的版图，泛化了概念与方法：文学作品成了文本，文学创作变成了写作，一些文学教授成了“新左翼”或公共知识分子。“再解读”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大众文学”的概念置换“通俗文学”，从“雅俗”关系中脱身，重点关注文学的历史主体和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把文学文本视为意识形态文本（如果我们使用威廉斯比较中性的说法，将意识形态视为“产生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共同经验”的话）。而“解读”这些文本，所致力的方向，已经不是释放文学语言、形式中的能量，而是探究社会历史在不同文本中的权力运作。这种理论批评，在优秀者手里，尚能借助新历史主义、罗兰·巴特、福柯的理论与方法，找到文本背后的底层文本。而在追逐时尚又消化不良者或训练不足的年青学者手里，则绕开了文学文本阅读与分析，转而从媒介、文学制度、社团、刊物、稿酬、评奖等方面搜集材料，证明社会历史的决定性。至于一些平庸者，则轻松愉快地回到了庸俗社会学的怀抱，无视文学与生活的特殊关系，以社会、历史、现实生活和大众的名义，成为商业化时代的帮闲，或是道德绑架的卫道士。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  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文化批评有许多形态，但无论直接以大众生活或后现代“亚文化”为对象的批评，还是将经典化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文化现象进行重新解读，虽然理论参照、角度与方法千差万别，新历史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或“新左翼”、新马克思主义的，都无一例外试图通过泛化的文本让人看到语境制约的根本力量，看到历史与现实权力的运作，看到阶级、性别、种族的压抑，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诉求。近二三十年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大大拓宽了理论批评的视野，介入了历史与现实生活，介入了时代的意识形态进程，开放了社会科学。它颠覆了文学的特权，消除了神秘色彩，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使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获得了同样的价值和权力。同时，也推动了传统社会学批评的变革，找到了一套新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和论述策略，从而也以它的长处和问题，解构了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研究自身的庄严与神圣：理论批评与学术研究，原也不是什么“公器”，具有“价值中立”的公信力，它们同样取决于社会历史语境、文化站位和利益诉求，文化批评家得出的结论，其实也被自己设计的问题所决定，取决于身份、处境，取决于希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它们早已被福柯一语道破：任何话语都有谁在说、说什么、怎样说的问题。

不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化转向也暴露出不能无视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文学观念不应该是本质主义的、纯粹的和自我封闭的，作家也是一个说话的人，不应享有特权。但世间的话语千万种，是不是各有其类型性，不同类型的话语是不是各有其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不是各有主体与客体、功能与结构的微妙关系？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当然都是话语实践，但任何一种话语实践，都是历史惯例与个人才能的互动，它们可以无差别对待吗？我们该如何理解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的经典论述：巴尔扎克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与政治偏见，不加掩饰地赞赏自己政治上的死对头，同时把自己心爱的贵族，描写为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类诡异的、连作家自己也不能做主的现象，是不是小说创作才有的？而从实践上看，没有写作与创作的区分，没有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没有文学的分类与分层对待，没有一般读者与专业读者的区别，势必造成话语实践的混乱，造成平庸写作与用心创造的无差别对待，造成社会舆情与文学批评的混淆。新媒介争论“梨花体”、“乌青体”、余秀华与贾浅浅，简单、粗暴和情绪化，吸引了众多的围观者，专业性批评却无从插嘴或许也根本不想插嘴；而对臧棣、陈东东这样新语言观背景下得失参半的诗歌实验的隔膜，缺乏中肯的批评，是不是诗歌批评感受力与理解力的缺失？

理论批评的文化转向出现的这些问题，一部分是原生性的，是理论上的缺失，因为它用单一的文化分析应用于复杂的文学话语实践，将处理感觉、想象、趣味的语言归结为历史与现实权力的运作。在一篇谈论文学史的短文中，我曾以我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第一回那首具有反讽、自嘲意味的五言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为例，讨论文学与历史的矛盾。文学理论批评面对的是一个景虚情真的世界，其核心关注是语言的创构力量，即使用文字生产意义与价值的方式，是借助语言跨越边界而不是在边界内做囚徒。米勒（J.Hillis Miler）在反思文学的文化研究时就说过：应该把现今在“文化研究”“弱势论述”或“新历史主义”中许多有关的文学研究排除在文学理论的范畴之外。因为其关心的是决定文学的脉络，而不是文学作品借以产生意义与价值及影响个人生活和社会的方式，由于它们忽视文学创世的、构成的力量，所以它们不是文学理论的一部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立场的研究没有意义，而是想指出几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化转向还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对文学文本的简单化约。这也与我们对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本身的理解、接受的简单化和不充分有关：我们是在没有经过形式主义批评的洗礼，没有改变传统语言观的背景下，从庸俗社会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这样得到的，很可能只是“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

弗莱：《批评的剖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因此，在经历了这一段得失都有的文化批评话语实践之后，我主张在回望与反思的基础上重新面对“文学性”问题，正视文学创造的无可替代的潜能，正视文学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在这个什么都被量化、数字化、JDP化、网格化、智能化的后工业社会，人类身心与灵魂像难民一样被驱来赶去，无处安放，似乎只有文学话语还能开启一个无法被形形色色权力简化与管控的世界，翻越高墙伸展个人的感受、记忆和梦想。文学开启世界，翻越高墙呼吸自由的空气，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海德格尔通过研究荷尔德林等人的诗歌得出的结论：虽然没有本质主义的文学，文学形式也不是永恒的形式，但一方面，这是一种能够创世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践行力量，打开世界，促使感觉、想象与意念的生成；另一方面，它注入了“时间信息”，让我们“经验着语言与必死性之间的关联”，因而可以像埃及金字塔或其他纪念物那样，从属于过去的传统向未来说话。海德格尔承认，诗歌的声音是微弱的，也是可破碎和可能消失的，不像浪漫主义认为的那样，是永恒的天才的表达。但是，不管社会如何变化，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唯一可能的当代真理经验还是诗和艺术的经验，因为它否定形而上学派发的属性，不遵循涵义理论而被思考，复活消逝了的踪迹与记忆。

不过，重新重视文学性，并不是回归20世纪80年代热衷的俄国形式主义或英美“新批评”式的文学性，以“内部研究”作茧自缚。文化研究批评实践所打通的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的关联，必须正视。不同之处只是，它们不是决定与被决定、文本与底层文本的关系，而是复杂的互动关系：文学以语言“做事”，创造“世界”，进入现实与历史。尤为重要的，被真正的文化理论批评演绎的符号化语言观，也可以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特别是文学以语言“做事”的特殊方式。耶鲁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认为文学理论是有关语言的语言，文学批评的正业是探究文学对语言的运用。他说：“文学理论产生的时候，是接近文学文本的方式不再根据非语言的考虑，也就是说，历史和美学的考虑，或者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说，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和价值，而是建立意义和价值之前它们的生产和接受的模式——这里暗示的是，这种建立所具有的疑义，足以要求一个独立自主的批评探究的行业来考虑它的可能性及其状态。”（“The Resistance to Theory”）这话将历史与美学的考虑排除在外，不是说它们不值得考虑，而是强调文学理论批评的主业，是关注语言和其生产意义与价值的方式。首先是对语言本身的认知，语言当然作为记忆、作为物的符号见证存在，指引人们关注外部世界。但语言的组织同时也是精神样式、思维方式，寄托人的感觉、思绪、意念等微妙的东西。因此，福柯提出：“语言不是作为物的有形书写而存在，而是在表象符号的一般状况中发现了自己的空间。”（《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这样就有了第二重使命：理解文学运用语言的方式，不只在语法关系、指代关系、涵义关系内编织意思网络和文本，也在所指、能指、语法的外面演绎语言文字的可能性，让文本获得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以语言的认知与文学对语言的运作特点的把握为前提（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可能性与运作理路），文学理论批评应该通过释放文学的能量来反抗权势，持护完整的人性。一个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工作，“不是使文学适应事先制定好的历史结构，而是应当视文学为一个连贯的结构，它被历史地限定但却形成自己的历史，它以自己的形式对外部的历史过程作出反应但又不为其所决定”（弗莱：《批评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