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
2024年第 6 期
谈谈王瑶师对我的影响
文 · 钱理群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王瑶先生培养研究生，有他特殊之处。只抓两头：入学时开一份长长的读书单子，要求读各种类型的现代作家、各类文体的作品，并要求读大量的原始期刊；另一头是他指导的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不仅在选题、论述，以及文字表达上都提出严格要求，而且在论文写好准备答辩时，还教给你如何应对答辩的“秘诀”。其余时间，其余的事，他都不管，全交给副导师严家炎老师，还有他选中的助手乐黛云老师。
王先生从不给我们单独讲课，也很少开讨论课，就是每星期一两个下午4点以后到他家客厅，听他聊天。真是海阔天空，从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学术界公开和私下议论的各种话题，到人生经历、感悟、思考的各种大事、小事……东拉西扯，无所不谈。又突然打住，沉默中只见他口中的烟斗烟雾缭绕……正是这客厅里的高谈阔论，显示了王瑶先生作为人文学者，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学术、文学、教育……跨学科领域的兴趣，独立思考、论断的思想家、分析家的品质与才华。在几乎所有谈论的问题上，他都有自己的思考、见解、判断和概括，而且言简意赅，一语道破。在我的感觉中，他就是在写鲁迅式的“杂文”，但又不写下来，让你自己去感悟、思考。有悟性者，就会恍然大悟，自己也思绪联翩，想得很多、很远，甚至影响你此后一生的选择。
王瑶先生（1914-1989）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3
我突然醒悟：这就是真正的“导师”的“教育”！他超越了具体的知识，而进入你的内心世界，影响你思维的视野、眼光、方法、心理、情感，甚至你的为人、处世。但又不露痕迹，也不强加于你，一切由你自己判断、选择、决定：这是真正的“潜移默化”的“大教育”境界。
记得当时我就和同学陈平原私下讨论：这都是王瑶先生著作之外的巨大而独特的学术、思想、精神财富。应当记录下来，留给自己与后人。但我们想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紧接着发生的政治事变，把老师和我们自己都卷了进去。最后“大树”倒了，我们只有在回忆中回念当年老师在客厅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留下的枝枝叶叶，而终生遗憾。
我也因此一直在思考：这是怎样的学术现象？在我看来，王瑶先生晚年在客厅里的高谈阔论，有两大特点，都有很丰富的思想与学术内涵和意义。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首先是其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人文学”视野。这是很能显示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研究的特点的。我注意到，现代文学代表性作家，无论是鲁迅、周作人，还是胡适，都不只是倾心于文学，同时具有人文学的兴趣与修养，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时具有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许多人都有一个从现代文学的研究扩展为现代人文学研究的过程。王瑶先生作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科奠基人，晚年也转向关注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弟子陈平原、赵园和我，都把自己的研究视野，逐渐向人文学扩展，绝非偶然。
王瑶先生晚年客厅里的高谈阔论，另一个特点，就是对“当下中国问题”的关注。这其实也是继承了现代文学传统的。可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具有“忧国，忧民，忧天下；忧历史，忧现实，忧未来”的情怀，真正不问国事、闭门写作的作家是极少的。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更如此。樊骏先生曾指出，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无论李何林、唐弢，还是王瑶，都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联系，即使是钱谷融这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学者，也并不远离现实。这样的传统也被我们这些弟子所传承，我们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陈平原说的“人间情怀”。
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王瑶在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者，都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宣称，“真的知识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是永远的不同意见者。王瑶先生客厅里的高谈阔论给我们这些学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对当下的“异议”，即使是在1980年代也是不能公开的。王瑶先生也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把他真正有兴趣、自有见解的对当代政治的观察、思考，和自己的学术研究慎重区别开来。他的以当代政治为中心的人文学观察、思考与研究，只限于关起门来高谈阔论，学术研究与著述，依然限制在现代文学的范围之内。在我看来，王瑶先生晚年学术研究并没有本来可以有的新的发展，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他是高度自觉的，这给他带来的痛苦，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漓江出版社，2011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我面临的问题是，作为王瑶师的弟子，应该怎么办？在王瑶已经离世十年之后的1999年，年过60岁、步入人生老年的我，决定另作选择。我的研究兴趣趋向人文学，也有做思想大判断和政治分析的习惯，更是喜欢在书房、客厅里“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这些都比较接近王瑶先生。现在，我决定不再一味“高谈阔论”，而是要将空谈变成学术研究，把其中属于自己的对时代的观察、思考、研究、判断与分析留存下来，以免造成终生遗憾。我把它称作“为自己与未来的写作”。
于是，从1999年开始，每年年初，我都把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中国与世界发生的我认为有意义的事件、社会的反响，以及我的感悟和思考，全都如实记录下来，称之为“年度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这既是一种近距离的“现场”观察，又是一种“历史”书写，以“史学家”的眼光，把现实的人和事，置于时代的历史长河里作长时段的思考与论断，同时还以“文学家”的特质，关注现实和历史世界中的“人”，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精神，特别关照历史的细节。这都是对现有的学术研究规则的自觉挑战：强调研究的“现场”性，而不是单一的“有距离”的“历史考察”；重视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味的“宏观概括”；重视在场者的自我反响，强调“主体的投入”，而不取“纯客观”的超然立场，等等。但也依然有自己的历史继承，一是鲁迅的“杂文”体，二是司马迁的“史记”体，当然也自然有王瑶先生的“论政”传统。
从1999年60岁写到2024年85岁，我已经足足写了25年。我期待能够写到90岁，就成了涵盖30年的当代中国历史研究著作，可以告慰王瑶师的在天之灵了。◎
2024年2月23—24日
✦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
● 周立民｜从历史到文学——从“女学生”“琴”看巴金的叙事策略
● 汪云霞 戴思钰｜家宅·少年·革命——《家》与《春天的激流》比较分析
● 洪子诚｜三分努力，八分机遇——在2024年6月8日会议上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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