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
2024年第 6 期
——也谈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
文 · 孟繁华
洪子诚老师是我们亲爱的老师和朋友，今年是他85岁大寿，祝福洪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愿他像永远的尹雪艳一样，带领我们走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新时代。今天的气氛，应该更多地讨论洪老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巨大贡献，总结他的治学经验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但是，这未必是洪老师喜欢的。就我和洪老师40多年的交往，他似乎更希望讨论一些问题。
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我们都知道，洪老师从治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来，就一直注意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他的名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以及《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等，就是一个例证。这是洪老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国际视野，也是他治中国当代文学史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同时，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正如莫言在2003年说的，如果一个50岁左右的作家，说他的创作没受任何外国作家的影响，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诚实的。洪老师这代人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大概比任何一代人都更要深广。这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国情有关。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苏联文学和理论的介绍，更显示出了空前的热情。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有上千种苏联文学作品介绍到我国，《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早年的欢乐》《士敏土》《不平凡的夏天》等，迅速被我国读者所熟悉，它们被关注和熟知的程度，几乎超过了任何一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高尔基、法捷耶夫、费定、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了最有影响的文化英雄，保尔·柯察金、丹娘、马特洛索夫、奥列格成了青年无可争议的楷模和典范。同时，从1950年到1962年的12年间，我国还翻译出版了苏联文艺理论、美学教材及有关著作11种，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论文学艺术的著作7种。这种单边的文学交流，直至“文革”也没有结束。“文革”期间供内部批判交流的“灰皮书”，也不乏《带星星的火车票》《州委书记》《多雪的冬天》《叶尔绍夫兄弟》等。无论是学习还是批判，我们的文学与苏俄结下了深刻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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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老师说：
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过程相当戏剧性，从情感和想象上说，它交错、重叠着梦想、憎恶、决绝以及依恋等多种复杂甚至对立的因素。这是一个文学自身无法调控的“极化”的行为。“极化”行为既影响深入、广泛，也脆弱、表层化。“化”既难以改变某些特质，而“去”也难以抹去已经进入内部肌体的因素。“去苏联化”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初那种对苏联文学依附、模仿的心态，有助于当代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但是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就在用猛烈火力燃烧“现代修正主义”的六七十年代，被燃烧的“修正主义”的异端（爱伦堡、茨维塔耶娃、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琳娜、丘赫莱依、艾特玛托夫……）并没有成为灰烬，却在悄悄潜入，在貌似纯洁的肌体中滋生繁殖——它们成为“文革”后期和80年代“新时期”文学变革的思想艺术资源重要部分。这就是事情的诡异之处。
洪老师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虽然我们可以“笼统地说”经历的“苏联化”或“中国化”的时期，但是，“去苏联化”这个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从“国家文学”的角度说，这个时期是存在的；如果从文学自身的实际情况看，俄苏文学潜在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比如王蒙复出不久写的中篇小说有一部就叫《布礼》，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还有张贤亮，他曾经兴致勃勃地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伟大；1979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是向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致敬的小说；以及2000年以后，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等俄苏诗人受到的极度推崇，更重要的还有帕斯捷尔纳克，他的《日瓦戈医生》在中国知识界有巨大影响。
列维坦：《弗拉基米尔的路》，1982
更有趣的是，“这个诡异之处”也发生在洪老师身上。一次我们讨论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时，涉及了很多作家，比如张贤亮等。张贤亮虽然受俄苏文学影响很大，但他有旧文人趣味，比如章永璘晚上读《资本论》，马缨花就在身边。这是“红袖添香”的当代版，洪老师表示非常不喜欢。他说：
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写他心爱的人物日瓦戈最后落魄和猝死莫斯科街头，在电车车轮卷起黑色泥浆，在落叶之下。他真实地、勇敢地揭示了20世纪正直知识分子的命运。勇敢地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结尾中说的，现在最想要的是一块热腾腾白菜汤和豆腐。
我也很不喜欢总渲染自己苦难的作品。可能受俄国文学中毒太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都是被流放的，列维坦的名画《弗拉基米尔的路》，画的就是流放犯的路。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的命运都很波折甚至悲惨，但他们的作品几乎看不到哀诉，也看不到以苦难来塑造自己的英雄角色。即使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写儿子被监禁17个月排队探监，写死亡，也体现一种不屈和骄傲。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的苦难作证”。安魂曲第10节写道，“我不是为自己祈祷，而是为和自己一起排队的人祈祷”，因此，“母亲默默地站立的地方，谁也不敢向那里看上一眼”。当然，文学是个人的，不同民族也各有特色。
洪老师是一个大学者，他对古典音乐有非常高的鉴赏力，对中外诗歌特别是大诗人的作品耳熟能详。他的精神世界高雅且高贵，但他的趣味有显而易见的小布尔乔亚性。而俄苏文学中最不缺乏的就是这种趣味。比如当年刘小枫在《记恋冬妮娅》中写道：“其实，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那个年纪的人，有谁没有喜欢过冬妮娅？那个时代，“去苏联化”已经多年，但苏联——乌克兰的革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保尔、冬妮娅等人物，深深地印在了中国读者的心里。这是所谓的“国家主义”难以去除的。另一方面，“去苏联化”，洪老师首先就不答应。我们发现，在《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本书中，他关注最多的还是俄苏文学。这种关注本身，就是洪老师“难去苏联化”的一个表征。他为什么对俄苏文学念念不忘如数家珍。而且我还看到，他谈到《士兵之歌》的时候，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这没有什么，但作为一个专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者，这种情感很难说不会渗透到他的文学史里。
还有，如果用“去苏联化”这个句式，我们国内也曾出现过，比如“去阶级斗争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新乡土文学”的出现，几乎全面接续了现代文学的“乡土文学”。但是，到了2004年，当作家曹征路在《当代》杂志第5期发表了《那儿》，以及后来的长篇小说《问苍茫》和逐渐形成的“底层写作”潮流告知我们，阶级作为一个时代的敏感词，在文学作品中又在聚集力量。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关于阶级的文学表达。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苏联化”和“去苏联化”，在“国家文学”的范畴内是成立的。“国家文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它的全部复杂性是文学不能涵盖的。那里隐含着国家发展方向和文化主体性等因素的考虑，隐含着关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的问题要远远地大于文学因素。因此，这些说法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接受中是不能成立的。如上所述。即便到了今天，俄苏文学对我们的巨大影响仍然十分复杂。比如张承志，他在谈到俄苏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他谈到的不是高尔基，不是法捷耶夫，也不是肖洛霍夫，而是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他说：“艾特玛托夫主要依仗的是真正的抒情艺术。那些大段大段的描写，满掺着马经草经的描画、歌唱、联想，真是太美了。那享受无法忘怀，细读一遍像是一场美的沐浴。出了天山的作家凭仗的是神奇天山的灵气，那是无敌的艺术。”艾特玛托夫并不具有苏联作家的典型气质。但包括王蒙等在内的中国作家都受到了他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艺术方面的。如果王蒙等作家没有中亚一代的生活背景，没有对天山南北自然风貌的了解，他们可能也不会注意到艾特玛托夫。因此，细节可能会更真实地进入历史。那些宏大的叙事，是我们进入历史特别是文学史的背景。否则，我们讲述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历史。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
当然，对任何问题的阐发，都可能会形成另外的偏见。我要表达的是，在洪老师宏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系统中，中国当代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就这样一个部分，洪老师的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同样是难以体会和达到的。这是洪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至今仍难以被超越的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什么叫“术业专攻”。从1986年发表《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开始，他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新诗史》《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访谈与对话》《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等，几乎都是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展开的。洪老师为什么能从内部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诸多问题，是因为他在关注诸多内部问题的同时，也更多地关注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相关的“外部”问题。比如《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也可以说是洪子诚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与方法”。我觉得洪老师最值得学习的，是他不断的怀疑和质疑的治学性格。这种不断的自我怀疑和质疑，首先是一种自我对话，然后才是与当代文学史研究同行的对话。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也是这样自我对话的一部分。这也符合杰姆逊对历史化的理解，所谓历史化，不是通过时间暴晒的自然呈现，而是不断的同历史对话的过程。也许，这就是洪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获得普遍赞誉的原因吧。◎
✦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本文系在2024年6月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洪子诚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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