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
2024年第 6 期
家宅·少年·革命
——《家》与《春天的激流》比较分析
文 · 汪云霞 戴思钰
巴金被誉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1]。其小说《家》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读者最多的小说之一”[2]，自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以来，《家》引发广大读者的阅读热潮，还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1944年，王际真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收录了《家》的节译。1958年，沙博理翻译的《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1972年，英译本《家》（The Family）面世。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这位于二战期间来华工作长达五年之久的英裔美籍学者、作家对巴金《家》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在1945年5月5日的中国日记中，白英特别介绍了巴金及其《家》，并记录了昆明读者对《家》的狂热痴迷：“几乎所有的中学生和售货员人手一册巴金的《家》。”[3]当日，白英观看了小说同名电影《家》，他认为电影改编不尽如人意，远逊于小说本身。他还指出，这部中国家庭题材的小说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家》或许永远不会被译成英文。因为这本书要求读者对旧中国家庭制度的复杂性与家族忠诚性有充分了解，也要求读者对统治中国先民的强大动力有所了解”[4]。尽管如此，白英仍按捺不住译介《家》的热情与冲动，在读完《家》之后，他随即翻译了其开头部分，并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小说写作：“小说开端或许应先呈现白色的雪景，在漫漫雪景中，小说人物缓慢优雅地渐次登场。虽然如L先生所说，我只喜欢小说的戏剧化情节，但我不得不承认，几乎没有比《家》更好的开头了。”[5]
就在1945年，白英出版了自己创作的长篇家庭系列小说的第一部《爱与和平》（Love and Peace），1946年再版时更名为《春天的激流》（Torrents of spring）。同《家》一样，《春天的激流》也是一部关于中国家庭题材的小说。它讲述了辛亥革命前一个四川知识分子家庭中少年的成长故事：少峰、立峰、玫瑰三兄妹阅读了父亲从巴黎大使馆寄来的书籍，努力吸收西方思想，力图推翻清政府，由此开启革命与恋爱历程。这部小说的创作契机可以追溯到1942年，其时，白英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和战时复旦大学工作。他与冯玉祥、曹禺、梁宗岱等人过从甚密，还与冯玉祥在缙云山小住过一段日子，专门教其学习英文。两人某日漫步缙云山山顶时，白英萌发了创作《春天的激流》的灵感：“希望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这将是本体量巨大的小说，可能是十卷，将会涵盖这些年一个中国家庭的生活、苦难和胜利。”[6]
对比阅读白英《春天的激流》和巴金《家》，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不少相似和联系。两部小说都以雪景开头。《家》开篇写道：“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7]冬日的风雪肃杀孤寂，暗示着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也是人物生命处境的隐喻：“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春天的激流》开头场景也聚焦于漫漫风雪。少女玫瑰从窗口凝望，山城落雪恍若“巨大的白熊从空中的银白王国轻轻坠落人间”[8]。家宅之内，温暖祥和，而家宅之外的世界“雪抹去了脚印，模糊了道路，窒息了声响，覆盖了色彩”[9]。两部小说均以雪景营造故事氛围，以风雪世界隐喻社会变革时期的暗流涌动。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其次，两部小说标题都含“激流”意象。《家》原题为《激流》，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司马长风认为：“‘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10]巴金在《激流》总序中指出：“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这一切造成了奔腾的一股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11]白英小说原题为“爱与和平”。他声称：“自我来中国后已写了五部书——其中，两卷本的《爱与和平》叙述了一个中国大家庭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冒险经历。”[12]再版时白英将其改名为“春天的激流”，“激流”二字或许正是受到巴金小说启发。
两部小说除在开头和标题上存在明显相似之外，在家宅意象、中国少年和革命书写上也表现出深层的内在关联。有理由判断，白英经由阅读和译介巴金《家》而获得灵感和启发，并在创作《春天的激流》时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
《家》与《春天的激流》都以川渝地区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位作家的“恋地情结”[13]。巴金生于四川，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白英在1941—1943年生活于重庆，他强调：“我相信这座城市已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是这座城市灰与泥的一部分，是她的苦难、阳光、她对艺术狂热欣赏的一部分。”[14]两部小说均聚焦于川渝地区的家庭生活空间：《家》描写五四运动后成都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春天的激流》则描摹了辛亥革命前居于重庆缙云山的一个外交使节之家。二者都通过营造家宅意象来表现家庭生活的精神内核，因为“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15]。“比起风景来，家宅更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即使它的外表被改造，它还是表达着内心空间。”[16]两部小说“灵魂的状态”或说“内心空间”分别承载于“高公馆”和“缙云堂”这两个典型的家宅意象之中。
田悦芳：《巴金小说形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家》中的高公馆是巴金小说中最具“精神意义的标记”[17]的建筑空间。“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18]高公馆压抑而封闭，隔离于社会空间之外，其内部早已腐朽空虚。如觉慧抱怨称：“我们底家庭好像是一个沙漠，又像是一个‘狭的笼’。我需要的是活动，我需要的是生命。在我们家里连一个可以谈话的人也找不到。”在高公馆这“狭的笼”中，“房里永远是这样单调，窗外永远是这样阴暗。我恨不得生了翅膀飞出去，然而阴暗的房间把我关住了”[19]。
相较于高公馆这个压抑个性和自由的“狭的笼”，《春天的激流》中的缙云堂则可以称为少年成长的“神圣空间”。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曾提出“神圣空间”（scared space）与“世俗空间”（profane space）这对概念。他赋予“神圣空间”以信仰内涵，将其与教堂、庙宇、祭坛等宗教空间相关联，但同时强调，某些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空间也能唤起人们的神圣体验，如出生之地、初恋之地等。“所有这些地方仍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无与伦比的意义。这些地方是他们个人宇宙中的‘圣地’，好像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得到的是一种关于实在的启示，而不仅仅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处普通的地方。”[20]白英小说中的缙云堂即是程家少年个人宇宙中的“圣地”，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此恋爱和革命。从地理空间来看，缙云堂也具有“神圣空间”色彩。它居于山间，与宇宙空间相联结，吸纳自然山川之灵气：“微风拂过，松涛阵阵、竹林沙沙，悬崖上长着蓝色的雪松和矮小的橘树，但鲜有屋舍。在悬崖顶端，松林环翠之处，当午后的阳光从河对岸的玄武岩上反射回来的时候，缙云堂的琉璃瓦淡淡地闪耀着。”[21]此外，缙云堂还承载着祖辈的神圣记忆，“关于这座房子和山上寺庙的传说太多了……只有半埋在松林中的坟墓讲述了过去的辉煌”[22]。“它不仅包含自然界所遗留下来的重要印记，同时也描绘出神圣叙述的意象，提醒人们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传奇故事，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以及激发人们对于现世的思考。”[23]
高公馆和缙云堂是两部小说中最富象征色彩的核心意象，另外还有三组空间意象与之相呼应。其一，高家书房与程家书房。书房是家宅空间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折射出家庭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景观。《家》中的高家书房承担着诗书传家、教化子辈的功能，觉民、觉慧兄弟即在此受教。不过，在受到五四思想启迪后，他们开始对书房产生批判意识。当两兄弟听到下一辈孩童在书房中朗诵《孝经》《女四书》时，产生了强烈的心痛感，认为书房的教育会将高家的新一代葬送在“狭的笼”中。高家书房也是高老太爷施展权威之所在，他在书房内会见宾客、商议事务，实现对三兄弟的传统规训。高老太爷不满于觉慧对其权力的反抗，认定“这都是洋学堂教坏了的”，并下令“从今以后，高家的子弟，不准再进洋学堂”[24]。而《春天的激流》中，程家书房作为“神圣空间”的象征媒介，承担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功能。程家书房干净整洁，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都被整齐地列于玻璃书柜中，各类书籍均用猪皮装订，盖上了父亲的金印。三兄妹在书房里阅读《史记》《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代经典，同时还广泛涉猎《波斯人信札》《克莱夫公主》《无政府主义》等西方经典，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汲取思想的甘霖。“他们不时抬头，凝视着天花板，在蜘蛛网与裂开的石板中探索陌生的国家和未知王国的疆域，在探索过这些神秘疆域后，他们会继续沉浸式阅读父亲在北京的藏书。”[25]
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 译，华夏出版社，2002
其二，楼上的周报社与山上的小屋。这两个空间成为家宅空间的延展，属于家庭之外的隐秘角落。“角落首先是一个避难所，它为我们确保了存在一个基本性质：稳定性。”[26]私密空间如同“鸟巢”或“壳”，给身处其中的人以安全感、稳定感乃至自我认同。《家》中，“周报社就孤单地立在一些空屋中间。每天，一到傍晚就有两三个青年学生来把铺板一一卸下，把电灯扭燃，并且把家具略略整理，十几分钟以后热闹的聚会开始了”[27]。这个隐匿于商业场楼上的周报社是觉慧等人进行革命活动的私密空间。他们秘密聚集于此，畅谈理想，筹办进步刊物。而《春天的激流》中，为了从事革命秘密活动，三兄妹偷偷建造了一间“山上的小屋”。“他们神秘地消失于森林中，带回大量木材，小心地藏在麻袋中。……他们像蚂蚁推卵一样，悄无声息、有条不紊地刨木头，在竹墙上抹上灰泥，装上门框，搭起屋顶。清晨，他们回到卧室，筋疲力尽但兴奋异常，心中被秘密感占据。”[28]建成后的小屋远离宽敞的宅邸，而高居于山边悬崖，掩藏在偏僻的松林中，状如“会飞的神庙”，小屋“好像并不真实存在，而随时都会消失”[29]。小屋没有窗户，也就没有从内到外的过渡元素，实现了与外部的隔绝，保证了私密性与稳定性。小屋很快成为反抗清政府的秘密革命中心，少峰等人在此与孙中山写信联络，并将革命理想付诸实践。
其三，衰颓之庙与神圣之庙。庙宇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信仰，是家宅空间向社会空间过渡的连接点。两部小说均营造了庙宇意象，却分别指向衰颓与神圣的不同意涵。在《家》中，庙宇是安放因难产而死的瑞珏的场所，带有颓败和死亡的气息：“庙宇因年久失修显得十分荒凉。大殿的阶下长着深的野草，两旁阶上的小房间就是寄殡灵柩的地方。”[30]庙宇破败不堪，与家的衰朽相互映衬：“一天晚上天刚黑，高家所有的房门全关得紧紧的，整个公馆马上变成了一座没有人迹的古庙。”[31]同《家》中庙宇的颓败气息迥然有别，《春天的激流》中的庙宇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色彩。它高居于缙云山顶，俯瞰山脚村落。山顶的开阔性与崇高感赋予庙宇以神圣感，阳光照耀着整座山峦，使庙宇带有神圣的光晕。庙宇外墙的瓷砖闪闪发亮，少年们恍若踏入永恒的阳光中。在少女玫瑰眼中，山中庙宇“恍若一座充满魅力的花园”。寺庙充满神秘性和预言性，三兄妹在住持的引领下借助竹简祈福求签，他们各自求得的神秘谶语，影射了未来彼此不同的人生际遇。
家宅意象既是家庭文化心理的折射，一定程度上也是家国命运与处境的隐喻。《家》中的高公馆不仅承载着一个旧式大家庭的兴衰荣辱，还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时代嬗变。它象征着经历五四运动的一代中国少年，努力想要挣脱“狭的笼”的传统因袭，在时代激流中艰难地寻求自我蜕变。《春天的激流》中的缙云堂则是一个开放性的神圣空间，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历史语境中，居于此的程家少年获得了通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契机。借助于父亲的海外来信，他们在重庆的山间宅邸，不断与巴黎、佛罗伦萨等遥远的西方世界建立联系，从而孕育着建构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和希望。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激情有力地阐明了“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之间的辩证关系。清末民初，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历史危局，年轻一代被视为未来的希望。同时，中国也处于刚刚觉醒的状态，与人生成长期中的少年阶段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因此，“少年喻载着整个社会除旧布新、经历巨大转型时候的政治、文化能量，亦是以未来时书写的现代化方案的核心象喻”[32]。《家》与《春天的激流》分别以五四运动之后与辛亥革命之前为历史背景，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中国少年，二者都通过少年的故事来书写新旧转型历史时期的中国命运。
从年龄设置上看，《春天的激流》中的少年主人公比《家》中稍显年轻。《家》中长兄觉新应有20多岁，觉民18岁，最小的觉慧已有16岁；《春天的激流》中的少年都只有十多岁，长兄少峰也才16岁。同巴金一样，白英不仅选取了少年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且他塑造的程家少年在《家》中似乎可以找到相应的原型形象。长兄少峰与觉慧相似，两人都展现出对革命的热情，但少峰更具行动力；二哥立峰与觉新相似，两人都对旧事物报以宽容的态度，但立峰独具世界视野；三妹玫瑰似是觉民与琴表妹的混合体，他们都追求恋爱自由，但玫瑰对革命有更多的思考。除此之外，两部小说都注重在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揭示少年的生存困境与自我选择，二者同将少年形象的建构置于祖孙或父子关系、主仆关系与恋爱关系之中。
其一，祖孙或父子关系中的少年。《家》中少年的父亲处于缺席状态，父亲在觉新二十岁时即因时疫去世。“在父亲的棺木入土以后，他似乎把父亲完全忘记了。他不仅忘记了父亲，同时他还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青春。”[33]父亲的离世带来了文化传承上的某种断裂感，也让少年们产生了对传统强烈的反叛心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鲜明地表现在祖孙之间：“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他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他知道他们祖孙两代永远不能够互相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34]高家祖孙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状态，象征着少年中国与老年中国之间的张力关系。祖父代表着衰老羸弱危机丛生的古旧中国，而觉慧等少年则代表着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少年中国。
《春天的激流》中的父亲则以“不在场”的方式引导和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及革命。作为清廷派遣到欧洲的外交使节，父亲长期居于海外。表面上看，与巴金《家》一样，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是缺位的。但不同的是，作为外交使节的父亲虽缺席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却一直在遥远的西方引导着他们的精神成长，努力帮助其“开眼看世界”。他不间断地以长篇书信、跨洋礼物为媒介，向孩子们传递远在异邦的消息，使其了解西方文化，并逐步形成世界意识。在父亲看来，东西方不应是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而应打破隔阂，互相理解。因此，他鼓励孩子们修读法语、接触西方思潮、学习西方技术。他虽不认可贸然革命的举动，但尊重孩子们的选择。因此，孩子们一直将父亲视为情感寄托与精神启蒙的导师。当父亲从巴黎归来时，少峰“变成了一个在父亲温暖、慈爱的怀抱里的孩子”，玫瑰“这才意识到父亲很爱她，从未忘记她”[35]。甚至少峰临刑前，还写下了催人泪下的《与父书》，深情表达对父亲的爱和对家国的爱。无论离去还是归来，父亲始终承担着情感慰藉和精神导师的双重功能，潜在地引导着少年的成长与觉醒。
其二，主仆关系与恋爱关系中的少年。《家》以少爷觉慧—婢女鸣凤的恋爱关系为代表。《春天的激流》不仅沿袭了少爷—婢女的恋爱模式，其以少峰与小梅为代表；还增加了小姐与仆役的恋爱模式，其以玫瑰与长东为代表。《家》中鸣凤努力追求爱情与自由，却无力反抗社会身份的差异。在向觉慧求助失败后，她以投湖自尽的方式奏响了命运的哀歌。觉慧虽具备了一定的平等意识，却也无力突破社会阶层的沉重桎梏，为鸣凤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而《春天的激流》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主还是仆，他们在追求爱情与革命的过程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与平等自由观念。他们积极响应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宣传自由平等的理念：“在中国没有奴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你必须理解中国正在变化——一场巨变。在不久的将来皇帝将被拉下龙椅，我们必须实现自治。”[36]
巴金曾解释自己喜欢《家》的原因，“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37]。青春的重要表征即是爱情。《家》中鸣凤与觉慧都是16岁的少年，两人感情纯洁真挚。觉慧深爱鸣凤，却连帮她辩护的勇气都没有。他虽向鸣凤许下爱的承诺，却无力挣脱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无形的高墙”。其爱情悲剧固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少爷和婢女的身份之别，同时在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受制于进步学生与旧式女性之间的时空差异[38]。觉慧接受新的时代观念，编辑进步刊物，向往更广阔的天地；而鸣凤囿于狭小的家庭空间，受制于传统对女性的约束和规范。
白英在《春天的激流》中也设置了主仆间的恋情模式。其中，少爷少峰与婢女小梅的关系如同《家》中觉慧与鸣凤，两人年龄相仿，情投意合。所不同的是，两人的爱情并非《家》中的悲剧，而有着美好的结局。少峰挣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拒绝迎娶天津姑娘并纳小梅为妾的建议，还呼吁破除纳妾制度：“小梅很好，不应做妾。我一定要娶她！没人可以把她从我身边夺走！”[39]而且，幸运的是，这种跨阶层的恋爱并未受到父辈的制止。少峰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不仅保护了小梅，还使她被自己的家庭接纳，并孕育了爱情的结晶。
有趣的是，《春天的激流》在少爷—婢女恋爱模式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小姐—仆役的恋爱模式，体现出白英对巴金小说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仆役长东爱上了小姐玫瑰，并大胆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恋爱。玫瑰虽曾有嫁入皇室的期许，却在爱上长东后大胆表明心意，与之听涛看海，享受浪漫爱情。两人超越了社会阶层的界限，彼此成了互相欣赏、相互馈赠的恋人。玫瑰对长东的爱恋很快燃起她对革命的激情，两人的爱情在革命中得以升华。较之《家》中主仆之间的悲剧性恋情，白英小说中无论是少爷与婢女，还是小姐与仆役，其恋爱结局都充满了浪漫色彩。在此，革命与恋爱似乎不再发生冲突，而是互相完成与实现。
两部小说通过祖孙/父子关系、主仆/恋情关系建构了不同的中国少年形象。《家》中的少年虽具有一定的个性解放意识，试图对抗祖父的威权和社会阶层的桎梏，但在现实中却处处掣肘，陷入悲剧性生命体验。《春天的激流》中的少年因为有了父亲的潜在引导，能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自由穿行，因而有了更强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其实，无论是《家》中迷惘而压抑的少年，还是《春天的激流》中觉醒而抗争的少年，都可被视为时代激流中少年中国的真实隐喻。
《家》的故事发生于1920年代。彼时辛亥革命虽已成功，但民智未开，文化启蒙运动亟待推进。《家》中三兄弟受新思潮影响，不满于旧家庭压抑的氛围，努力追寻自由民主。觉慧参加了向督军请愿的学生活动及《黎明周报》《利群周报》的编辑工作，猛烈抨击旧制度，介绍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家》中少年在参与社会变革的同时，自身也在悄然经历着一场心灵的革命。
不过，受限于家庭环境和自身因素，他们有了革命意识的觉醒，却陷入了行动的彷徨：“你们口里说反对旧家庭，实际上你们却拥护旧家庭。你们的思想是新的，你们的行为却是旧的。你们没有胆量！……你们是矛盾的！”[40]这种犹豫不定的状态正是《家》中少年革命的真实写照。他们一方面广泛阅读新文学作品，推动文化启蒙革命，一方面却难以真正将革命理想付诸实践。觉新奉行作揖主义，默然地接受长辈的安排；觉民的反抗集中于家庭内部，他对街上的学生游行不闻不问，而沉浸于儿女情长。觉慧也有软弱的一面，他“以为新书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41]，最终的反抗也只是从家中逃离。事实上，觉慧并没有彻底切断与“家”的精神联系，而是还有“一只脚”留在家门之内[42]。
相较于《家》中少年革命行动的迟缓状态，《春天的激流》中的少年可谓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与践行者。小说故事发生于辛亥革命前夕的1908年，程家少年在“三民主义”思想的引导下，组织并参与了反抗清廷的革命。他们希望借助一场政治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实现大同世界。他们认识到“只有完全摧毁旧世界的糟粕，才能建立起新世界”[43]。三兄妹的革命充满了果敢性与行动力。他们深入革命实践，组建革命小团体，少峰甚至被选为四川省革命领袖。少年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认可，他来信表示：“革命的未来掌握在你们少年手中。要勇敢、要坚决。你们是革命所需要的力量。”[44]
作为一位跨文化写作者，白英的中国革命书写并不注重勾勒紧张刺激的暗杀场景、复杂黑暗的政治党派或曲折多变的革命情节。相较于外在的革命行动，他更注重揭示少年内在的心灵革命：“我们的革命并非是枪支的革命，而是精神的革命。当一支队伍只能凭借枪支来维持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旗人不会被枪支打败。他们只会被人民必胜的信念打败。”[45]在白英笔下，中国少年的心灵革命具有强烈的浪漫化特质。
首先，少年在充满神话色彩和浪漫奇遇的情境中获得革命的启示。小说伊始，少峰和立峰在河里游泳。春天的激流异常湍急，险些使立峰溺亡。在濒临窒息的瞬间，他窥见激流深处一个奇妙而宁静的世界：“有高大的银树，淡淡的白芦苇和各色各样的绿色灌木。有白色的石像墓碑隐藏在杂草下的小路上。”[46]突然间，立峰看到一块白色岩石，岩石上刻有金色的大字“爱”与“和平”。神奇的是，看到这块石头后立峰便恢复了意识，他“仰面翻了个身，眼泪在眼皮上打着颤，鼻子在流血。但阳光倾泻在河面上，让他又充满了新的力量”[47]。小说中“爱与和平”成为少年奉行的革命理想与口号，甚至成为拯救其灵魂上升的通道。
其次，少年的革命结局同样具有浪漫色彩。少峰在被执行枪决前，那块刻着“爱与和平”的石块如天启般重现。少峰低头看着沟渠，清澈的水流底部有褐色的黏土和各色石块，“他所有的注意力都被一块白色石头牢牢固定住了，石头位于沟渠底部，光滑的石面上刻着深蓝色标记”[48]。此时象征“爱与和平”的石头再次出现，少峰忘却了死亡的恐惧，他重新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展开了对时间意义的思考，意识到时间的洪流不因个体死亡而停止。随之而来的是戏剧化的场景：枪声响起，革命者高呼“孙中山万岁”准备慷慨赴死。行刑者竟是革命同盟，他们同呼“孙中山万岁！”鸣放空枪奏响了革命先声。在此，革命与牺牲、死亡与重生、现实与神话相互转化和融合。从小说情节上看，白英的革命叙事不免有浪漫化之嫌。少峰在面临死刑之时居然还能重获新生；小梅竟为少峰诞下一子，昭示着革命的新生力量。二弟立峰在活佛的点化下，看破红尘出家，更是归于大爱之境。白英以这些浪漫化的结局安排消解了革命暴力性和残酷性的一面，由此强化其“爱与和平”的终极理想和愿望。
白英曾与朋友讨论过《家》与中国的现实问题，认为《家》指出了中国封建家庭的诸多问题，却并未给出合宜的解决方案：“他在小说中描绘的事件极具真实性，他对成都腐败旧家庭的描绘相当精确……但问题就在这里！他用简单而感伤的语言描绘出腐败的图景，但没有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49]《春天的激流》似乎为中国革命指明了“爱与和平”的发展方向。虽然“爱与和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复杂的现实问题，但至少对“觉醒的中国”提供了热情的想象和强烈的期许。
巴金曾说：“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我认为我的任务是把人类团结得更紧密。”[50]白英也强调：“除非我们相爱，不然我们将永远迷失，我们的下一代也将迷失。”[51]两位东西方作家可谓殊途同归，虽写作的历史语境各不相同，却共同致力于探索中国少年的心灵革命，进而寻求少年中国觉醒的希望。
白英《春天的激流》出版后，很快得到西方评论界关注。F.M.罗伯茨（F.M. Roberts）认为，白英以画家的眼光和强烈的抒情笔调创作了《春天的激流》，小说充满了诗意的遐想，极具想象力与描述力[52]。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K.S.Latourette）指出，这部小说以中国革命为主题，重点描摹了受西方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白英的叙述饱含理解之同情，但也存在过度浪漫化倾向，这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不够“平衡而准确”，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现实生活[53]。对照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真实历史处境，白英对中国家庭、少年和革命的想象的确不免有“过度浪漫化倾向”。但必须承认，白英的中国书写仍然有其独特价值和意义。
作为一位二战期间在华生活的西方学者和作家，白英不仅开辟了新的中国书写空间，还为西方提供了观察中国的某种新路径新方法。白英小说不同于美国来华记者斯诺或史沫特莱有关中国的史诗性写作。在他们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战歌》等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之外，白英创造了一种新的触摸和想象中国的方式，他对中国具体家庭生活图景的细致描摹，为历史的宏大叙事补充了生动形象的案例。白英小说也有别于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写作。赛珍珠将她热情的目光投向中国土地和农民，白英关心的则是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和少年。无论在小说还是日记中，白英始终对中国少年充满了关切和期待，他坚信少年是中国觉醒之希望。在日记《觉醒的中国》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毋庸置疑，中国已经觉醒。……渐渐地，旧梦将被遗忘，旧的仪式和编年史将从人们的意识中流逝，代替沉睡的雄狮的，将是新生的少年，带来他们的荣耀。”[54]
白英与巴金，这两位不同民族身份的作家，他们跨越了东西方语言与文化的界限，在小说艺术的世界中得以相遇和对话。就白英而言，通过阅读和译介巴金《家》，他发现了通向中国的一条重要道路，还获得了自己创作中国家庭小说的灵感和契机。与此同时，白英对巴金小说的借鉴和吸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金作品的世界性影响和传播。白英《春天的激流》与巴金《家》之间的诸多相似与联系，显示了巴金小说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也为文明互鉴与中外文学交流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注脚。◎
✦ 汪云霞、戴思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罗伯特·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8BZW152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56页。
[2]许子东：《细思极恐的爱情故事——重读巴金的〈家〉》，《名作欣赏》2021年第13期。
[3][4][5][49][54]Robert Payne：China Awake，New York，Dodd，Mead and Company，1947，p.93，pp.93-94，p.94，p.93，p.247.
[6][12][14]Robert Payne：Forever China，New York：Dodd，Mead and Company，1945，p.271，p.514，p.429，p.93.
[7][11][18][19][24][27][30][31][33][34][37][40][41]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1、1、4、81、280-281、255、302、316、35、61、396、89、122页。
[8][21][22][25][28][29][35][36][39][43][44][45][46][47][48][51]Robert Payne：Torrents of Spring，New York，Dodd，Mead and Company，1946，p.4，p.1，p.1，pp.25-26，pp.95-96，p.96，p.100，p.75，p.121，p.31，p.142，p.145，P.52，P.52，P.215，p.179.
[9][15][16][26]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第49-50、6、90、174页。
[10]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节录）》，载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1120页。
[13]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136页。
[17]田悦芳：《巴金小说形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121页。
[20]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3页。
[23]王子涵：《“神圣空间”的理论建构与文化表征》，《文化遗产》2018年第6期。
[32]宋明炜：《“少年中国”之“老少年”：清末文学中的青春想象》，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7期，商务印书馆，2010，第207页。
[38][42]乔以钢、林栋：《时空意识的嬗变与“新青年”的诞生——重读巴金的〈家〉》，《求是学刊》2020年第6期。
[50]巴金：《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载《巴金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7页。
[52]F.M. Roberts，“Grief And Praise”，i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23—1950），Dec 13，1947.
[53]K.S.Latourette，“Torrents of Spring Review”，in Far Eastern Survey，Vol. 15，No. 19（Sep. 25，1946），p.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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